悉尼和上海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这两个小时，在平时不算什么——早两个小时吃饭，早两个小时睡觉，早两个小时给妈妈打电话。
但在这趟跨越9000公里的飞行里，这两个小时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它让顾夏在晚上八点起飞，在早上五点降落，中间却经历了十一个小时的黑夜，然后在落地的时候迎来了一场全新的、属于北半球的日出。
在悉尼的时候，他偶尔会在排练结束后站在阳台上抬头看，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叫不出名字的星图。
那些星星的位置不对，形状不对，连亮度都不对。
他找了很久，找不到北斗七星，找不到北极星，找不到任何一颗他小时候在院子里抬头就能看到的星星。
后来他放弃了。
他不再抬头看天，只是低着头走路，从家到剧院，从剧院到家，日复一日，走了五年。
飞机落地的时候，上海在下雨。
雨水从玻璃上滑下来，一道一道的，像很多条很细的、很急的河流，争先恐后地往下流，好像晚一秒就会被后面的水推下去。
他走出到达大厅的时候，雨已经小了。
天空从灰黑色变成灰蓝色，从灰蓝色变成鱼肚白，从鱼肚白变成一种很淡很淡的、像被水洗过的粉色。
太阳在东边的地平线上露出一个弧，光线从航站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过来，刺得人眼睛发酸。
他站在出口处，深吸了一口气。
悉尼的空气是干的、凉的、带着海水的咸味；上海的空气是湿的、温的、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这座城市的气味——是昨夜雨水打在柏油马路上的味道，是早餐铺子里飘出来的蒸汽的味道，是汽车、行人、树木、花草和所有活着的、生长着的东西混在一起的味道。
这个味道他并不熟悉。
他只在上海转过几次机，每次都匆匆忙忙的，从飞机上下来，坐上地铁，去虹桥火车站，坐上高铁，离开。
他从来没有在上海停留过，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这座城市，从来没有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走过一段不赶时间的路。
但他选择了在这里中转。
悉尼到江城早就开通了直飞的航线，九个小时，比从上海转机快了些。
他在订票的时候看到了那趟航班，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几秒钟，然后滑过去，选了从上海转的那一班。
他告诉自己，是因为直飞的航班时间不合适。
但他知道不是。
他选择上海，是因为这是一条更长的路。
是因为这条路要经过一座他从来没有真正到过的城市。
是因为——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有一条街道、一棵梧桐树、一家早餐店，是一个人十八岁之前生活过的地方。
他没有去过那些地方。
他甚至不知道那些地方在哪里。
但他知道它们存在过。
就像他知道，那个人曾经在这座城市的某个教室里坐过，在这座城市的某条路上走过，在这座城市的某个窗口前看过同一片天空。
他想走一走他走过的路。
哪怕只是在同一座城市里呼吸同一个清晨的空气。
哪怕只是在转机的间隙里，吃一顿早餐。
他拖着行李箱走出航站楼，叫了一辆出租车。
“去最近的早餐店。”他说。
司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咧嘴笑了：“刚下飞机？”
“嗯。”
“国外回来的？”
“嗯。”
“想吃啥？”
“小笼包。豆浆。”
“好嘞。”
车子驶出机场，开上高架桥。
上海的清晨和高架桥下面的世界不一样——高架桥上面是空的，车很少，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拖出一道一道的长影。
高架桥下面是另一个世界，有骑自行车的人，有等公交车的人，有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有牵着狗跑步的年轻人。
那些人的身影从车窗外一闪而过，快的像电影里的快镜头，来不及看清任何一张脸。
车子在一个路口停下来。司机指了指街角的一家店：“这家不错，我吃了二十年了。”
顾夏付了车钱，拖着行李箱走到店门口。
店面很小，没有招牌，门口支着一个棚子，棚子下面摆了几张矮桌和塑料凳子。和江城老刘的店很像，只是面积小了一些，蒸笼里冒出来的蒸汽更浓一些。
他在靠墙的一张空桌子上坐下来。
桌子是白色的塑料桌，上面有油渍和划痕，边角有些翘起来。他把行李箱靠在桌腿旁边，看了一眼墙上的菜单。
“一笼小笼包，一碗豆浆。”他说。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围着一条花围裙，手脚麻利地从蒸笼里夹出一笼小笼包，又从大锅里舀出一碗豆浆，端过来放在桌上。
“糖在桌上，醋在隔壁桌。”她说。
顾夏点了点头。
他看着面前那碗豆浆。
白色的，滚烫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膜，是豆浆冷却之后凝出来的。
他拿起桌上的糖罐，舀了一勺糖撒进去，用勺子搅了搅。
糖在碗底化开，豆浆从白色变成淡淡的乳白色，甜的味道从热气里飘上来，和以前在悉尼喝的速溶豆浆粉冲出来的味道不一样，和江城老刘店里的咸豆浆更不一样。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
很甜。甜到他的舌尖微微发麻，甜到他的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甜到他的眼眶忽然热了一下。
他想起李向晚说“豆浆应该是甜的”的时候，那种不容置疑的笃定。
他想起李向晚端起碗喝了一口甜豆浆之后，表情变得柔和的那个瞬间。
他想起自己说“你要不要试试咸的”，李向晚摇头说“不要”的样子。
他现在喝了甜的。
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他想知道，那个人每天早上喝到的，是什么味道。
他放下碗，夹起一个小笼包，咬了一口。
肉馅很鲜，汤汁很多，和江城的不一样——江城的更咸一些，更油一些，辣椒和醋的味道更重一些。
上海的更清淡，更甜，像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温柔的，克制的，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甜。
他吃到第三个的时候，对面坐下来一个人。
是个男生。
二十岁出头，穿着白色的T恤和黑色的短裤，头发很短，被雨打湿了，有几根贴在额头上。
他的五官很好看，是那种很干净的、不需要任何修饰的好看——眉毛浓而直，眼睛不大但很深，鼻梁挺直，嘴唇微微抿着。
顾夏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只是一秒钟。也许更短。
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吃包子。
但他的心跳比刚才快了一些，快到他觉得对面的人一定能听到。
那个人不是李向晚。
他知道不是。
李向晚的眉毛比这个人的粗一些，眼睛比这个人的深一些，鼻梁比这个人的高一些，嘴唇比这个人的薄一些。
他的侧脸不是这样的弧度，他的手指不是这样的长度，他身上的味道也不是这样的——
但他还是恍惚了一下。
只是一下。
像一张照片被翻过去，背面朝上，露出泛黄的纸面和一行褪了色的字。
你看不清那行字写的是什么，但你知道它在那里，你知道它写过什么。
一个刻在他心底的、用了五年时间试图忘记、却始终无法忘记的名字。
李向晚。
这三个字在他心里躺了五年，像一枚被埋在土里的种子，他以为它已经死了，已经烂了，已经变成了泥土的一部分。
但在这个上海的清晨，在这家没有招牌的早餐店里，在一碗甜豆浆和一笼小笼包面前，那枚种子动了一下。
证明它还活着。
他低下头，把碗里最后一口豆浆喝完。
高铁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的时候，是早上八点。
车厢里很空，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人。
有人靠在椅背上睡觉，有人戴着耳机看手机，有人打开笔记本电脑处理工作。
顾夏坐在靠窗的位置，把书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一帧一帧地往后退。
上海的郊区是灰色的。
灰色的厂房，灰色的居民楼，灰色的高架桥，灰色的天空。
房子越来越矮，树越来越多，天空越来越宽。
窗外的颜色从灰色变成绿色——绿色的田野，绿色的树林，绿色的山丘。
偶尔有一条河从窗外闪过，河面上泛着灰白色的光，像一条被揉皱了的锡纸。
他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
张国荣的声音从耳机里流出来，是《玻璃之情》。
“从前我会使你快乐，现在却最多叫你寂寞——”
他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的不是上海的早餐店，不是那个让他恍惚的白T恤男生，而是一个更早的、更远的、被灰尘覆盖了很久的画面。
是老城区的巷子。
是梧桐树的影子。
是路口老刘的早餐店。
是两碗豆浆，一碗咸的，一碗甜的。
是两笼小笼包，醋和辣椒油的香味混在一起。
是一个穿着黑色T恤的男生坐在石墩子上等他，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着，双手撑在身后，晨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轮廓勾成一道金边。
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
田野和树林在窗外飞快地往后退，退到看不见的地方。他拿出手机，打开地图，看着屏幕上那个代表自己的蓝色小点在地图上一点一点地移动。
离开上海了。
他在这条路上走过很多次。
每一次都是从上海到江城，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过去到另一个过去。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他知道，他走的不只是一条回家的路，也是一条——来时的路。
他来时的路。
那个人来时的路。
他在手机备忘录里翻到一个很久没有打开的文件夹。
文件夹的名字是一个日期——2002年7月20日。
文件夹里只有一张照片，是陈薇荫用拍立得拍的，后来李向晚扫描成电子版发给了他。
照片上，两个少年蹲在湖边。
一个弯着腰，手里握着鱼竿，鱼线绷得很紧，水面上有一朵炸开的水花；另一个蹲在旁边，双手捧着一个水桶，桶里有一条银白色的鱼在闪光。
他们的影子投在湖面上，被水波揉碎了，变成一片一片深浅不一的蓝。
他看了很久。
久到手机屏幕暗下去，他又点亮。暗下去，又点亮。
然后他关掉手机，放进口袋里。
他听到旁边有人在说话。
是两个女生，坐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看起来像是大学生，正在讨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
“你看了吗？昨天晚上那集，范思思终于表白了！”
“看了看了！我等这一刻等了二十集了！”
“她穿那件白裙子真的好好看，我也想买一条同款的。”
“你穿肯定没有她好看，人家是演员。”
“你才不好看呢——”
两个女生笑成一团。
顾夏的耳朵捕捉到了一个名字——范思思，也就是他的老同学范玲玲。
高中毕业后，她改了名字，和他上了同一所大学，然后毕业，他去了悉尼，她进入了演艺圈。
再后来，他们失去了联系。
时间过去了，人就散了。像水从指缝里流走，你握得越紧，它流得越快。
他把目光转回窗外。窗外的风景已经从田野变成了山丘，从山丘变成了隧道。
车厢里忽明忽暗的，像一首很长很长的、没有歌词的歌。
高铁到江城站的时候，是上午十点。
车门打开的一瞬间，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顾夏站在站台上，深吸了一口气。
热气从鼻腔灌进去，灌进喉咙，灌进肺里，灌进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他的皮肤开始出汗，额头、后背、手心，每一个毛孔都在争先恐后地往外冒水珠。
他穿着的薄外套在三秒钟之内就变成了一件负担，他把它脱下来，搭在行李箱的拉杆上。
这种热，他在悉尼的时候曾经想念过。
不是想念热本身，而是想念被这种热包裹着的感觉——像一只很大的、很温暖的手，把你握在掌心里，握得很紧，紧到你喘不过气，但你知道你不会掉下去。
他刚走出出站口，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顾夏！”
他转过头。
陈薇荫站在出站口外面的栏杆旁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散在肩膀上，比高中时候长了很多。
她的脸上画着淡妆，眉毛修得很整齐，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她比高中时候瘦了一些，下巴尖了，锁骨更明显了，但笑容没有变——还是那种张扬的、明亮的、让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笑容。
她朝他跑过来，高跟鞋在瓷砖地面上哒哒哒地响，跑到他面前的时候，一把抱住了他。
“你终于回来了！”她的声音在他耳边响着，带着一种很久没见的、又气又笑的情绪，“五年了！你知不知道五年有多久？”
“五年。”顾夏说。
“你——”她松开他，退后一步，上下打量着他，“你是不是又瘦了？悉尼没有饭吃吗？”
“有饭吃。”
“那你为什么不胖？”
“因为一直想着你。”
然后两个人勾搭着一起走到了停车场，车门打开，林文清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头发比五年前白了一些。
她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眼角、额头、嘴角，每一道都很深，像是被时间用刀刻出来的。
林文清的笑容和顾夏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温柔的，安静的，带着一种“我很好，你不用担心”的笃定。
和每一次送他上飞机时的笑容一样，和每一次在视频通话里说“我挺好的，你照顾好自己”时的笑容一样。
“妈。”顾夏说。
“回来了。”林文清说。
顾夏上前一步，拥抱了一下林文清。
“走吧，你陈叔叔、陈阿姨还有小林在家里等着你呢。”
车子驶出停车场，开上马路。
陈薇荫从后视镜里看了顾夏一眼。
“你在悉尼有恋爱吗？”她问，语气随意得像在问“你吃饭了吗。”
顾夏愣了一下。
“没有。”他说。
“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他说。
林文清坐在后排，没有说话。她的手还握着顾夏的手，没有松开。
“薇荫的对象是健身教练，”林文清说，“他们同事里有很多帅哥。等婚礼的时候可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顾夏转过头，看了妈妈一眼。
“对！”陈薇荫兴奋起来，“我老公那些同事，一个个身材都好得不得了。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高的？壮的？斯文的？我帮你物色——”
“不用了。”顾夏说。
“为什么不用？你一个人在外面，多孤单啊。”
“我不孤单。”
“你骗人。你一个人在悉尼，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每天就是写剧本、排练、回家，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你不孤单？”
顾夏没有说话。
他看着窗外。
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往后退。
梧桐树、理发店、修鞋摊、小卖部、卖热干面的早点铺子。
这些风景他看了十八年，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但他脑子里想的不是这些。
他想的是一个穿着白色校服的男生，坐在他旁边，低着头做物理题。
笔尖在纸面上移动，速度很快，但每一个停顿都很干净，没有涂改，没有犹豫。
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的睫毛照成金色。
他做完一道题之后，会停下来，把笔放在桌上，转过头来看顾夏一眼。
那一眼很短，很快，快到别人一定看不到。
但顾夏看到了。
他每次都能看到。
“顾夏？”陈薇荫喊了他一声。
“嗯？”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他说。
陈薇荫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
在陈薇荫的家里吃过饭之后，陈薇荫又开车把顾夏和林文清送回了家。
巷子比以前窄了——不是因为巷子真的变窄了，而是因为两边的梧桐树长得更大了，枝叶伸出来，把巷子的上空遮得更严实了。
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落下一小块一小块的光斑。
街道很干净，比以前干净了很多。
水泥路面重新铺过了，平整的，灰白色的，没有坑坑洼洼的补丁。
蝉鸣声从梧桐树的深处传出来，一阵一阵的，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
和很多年前一样。和那个夏天一样。
车子在巷口停下来。
“到了！”陈薇荫熄了火，解开安全带。
顾夏推开车门，走出来。
阳光落在他的脸上，热的，刺眼的，带着梧桐叶子的影子。
他站在巷口，看着这条他走过了十八年的巷子。
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没有变。
巷口那家早餐店还在，但招牌换了，门面重新装修过了，白色的瓷砖贴面，铝合金的卷帘门，比以前干净了很多，但也陌生了很多。
老刘不在了——陈薇荫在微信里告诉他了，老刘去年查出了病，店盘给了别人，回老家休养去了。
他站在巷口，看着那家店。
恍惚间好像还能看到老刘围着白色围裙站在蒸笼后面的样子，还能闻到小笼包的蒸汽和豆浆的味道，还能听到老刘喊“小夏、向晚，还是老样子？”的声音。
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李向晚的外婆、邻家的王奶奶也已经去世六年了。
她的院子里还是那样香气四溢。
墙头上爬满了蔷薇，粉红色的，一簇一簇的，开得很热闹。枝条从墙头垂下来，一直垂到地面上，把整面墙都遮住了。
只不过大门是关着的，漆面有些斑驳，门把手也有了锈迹。
与陈薇荫告别之后，顾夏又愣了许久，然后才拖着行李箱往家的方向走。
他家的院门还是老样子。院墙上的爬山虎比以前更茂盛了，院子里的桂花树长高了很多，树冠已经超过了二楼的窗户。
桂花树下的石桌石凳还在，石桌上刻着的象棋棋盘还在，楚河汉界，红黑分明。石凳上落了一层桂花叶，金黄色的，铺在灰白色的石面上，像一幅被遗忘的、没有人来收的油画。
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
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脸上、肩膀上、手臂上。
“儿子。”
林文清站在门口，看着他。
“你是不是还爱着向晚？”
声音很轻。
轻到差点被风吹散，差点被蝉鸣盖住，差点被隔壁院子里的花落地的声音淹没。
但顾夏听到了。每一个字都听到了。
他没有说话。
他站在那里，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桂花树。桂花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
“其实……，”林文清继续说，声音还是那么轻，那么平静，像在说一件她已经想了很久、终于决定说出来的事情，“妈妈还是希望你俩能在一起的，他爱你，你也爱他，这样就挺好的。”
顾夏还是没有说话。
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不是眼泪，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团被揉皱了的纸，塞在喉咙的最深处，你想把它咽下去，但它太大了，咽不下去；你想把它吐出来，但它又太深了，吐不出来。
它就那样卡在那里，不上不下的，让你说不出任何话。
“我累了。”他说，“我想睡一觉。”
“房间收拾好了。”她说。“床单是新换的。窗帘洗过了。窗户开着，通了一天的风。”
顾夏点了点头。
他拖着行李箱走上楼梯。
楼梯还是老样子，每一级台阶的高度他都记得——他走了二十多年的楼梯，闭着眼睛都不会摔跤。
他推开自己房间的门。
房间和他记忆中一模一样。
书桌在窗户下面，台灯在桌角，课本和笔记本在书架上按照科目分类，整整齐齐的。
墙上贴着一张张国荣的海报，是《热·情》演唱会的宣传照，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起来。
床上的被单是浅蓝色的，妈妈新换的，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在正中间，像一个等待被打开的礼物。
他走进房间，把行李箱靠在墙边，没有打开。
他躺下来，看着天花板。
记忆又回到了那个夏天。
那个夏天的阳光很亮。
那个夏天的蝉鸣很响。
那个夏天的豆浆很甜。
那个夏天的少年很年轻，年轻到以为夏天永远不会结束，以为身边的人永远不会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