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长死后的第三天，我在讲堂里上了一堂课。
那不是我在这个书院的第一堂课。这书院的课，我教了五年。
是他的位子空了以后的第一堂课。
讲了半炷香，底下一个字都没记住。
因为他们在看我。
三十七个人，坐得稀稀拉拉。
西南这地方，什么人都往这儿塞——屠户的女儿阿蛮，十四岁能扛半扇猪；账房家的小满，算学是全州第一，可惜瘦得像根竹竿；还有陆七，孤儿，箭射得准，一整天不说一句话。
剩下三十四个，是逃兵的儿子、被族里赶出来的、从匪窝里跑出来的，还有两个是被家里人扔在山门口，饿了三天，只剩一口气。
他们不是来读书的。他们是来活命的。
书院的上一任山长他姓陈，叫陈敬之。
太学博士，教了三十一年书。
五年前他告老，回到落雁县，把一辈子的俸禄全填进这座荒山，收了十一个没人要的娃。
山是县里半送半卖的。没有水，没有田，只有一道两丈高的石墙，和一间漏雨的讲堂。
县里的人都笑他，说一个教书的，买山做什么。
他要的不是山。
他要的是一间屋子，几十个娃，一个人说，几十个人听。
他留下的规矩只有一条：学生出门，不许说自己是南华的人。
因为说了，别人就会防你。防你的人，不会跟你说真话。
死之前，他把我叫到床边，指着讲堂说：这三十七个人，你接。
我说我不接。
他说，你不接，他们明天就得下山抢粮。
我就接了。
我接得很快。
快得连我自己都知道，我不是为了他。
那一年我二十六。
朔门城破，是二十年前的事。京城秦府被围，是十年前的事。
中间这十年，前五年我从北往南走，后五年在这座山上。
到落雁县那天，我身上只剩十一个铜钱，和一个说不出口的念头。
我会识字，会算账，会兵法。但我没有户籍，这让我在这世间无法名正言顺的活着，我应该是个死人。
可在一间只有十一个娃的书院里，可以。
我可以是山长收养的孤儿。我可以活着，可以重新开始。
老山长病了两年，药钱是跟县城里的米行借的。三百二十两。
他死之前，把书院的房契押在米行。
米行的人来过两次。第二次带了三个人，站在讲堂门口，说下个月不还，这院子就归他们。
那天，三十七个学生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量地。
量到第三趟，石头把那三个人的绳子夺了。
米行的人没有还手。他们只是笑。
“小子，”他们说，“你夺一根绳子，抵不了三百二十两。”
石头是上一任山长从街上捡回来的。
那年他十一岁，在县城屠户的案板底下睡了三个月，吃人家扔的骨头。
老山长把他带回来，教他认字，教他算数。
老山长死的那天，石头在床边跪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把老山长的书全搬到自己屋里，一本一本码好，谁都不许碰。
我接手那天，他把那些书搬回讲堂，堆在我桌上。
“这些书，你看。”
“看完了呢？”
他没说话。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转身走了。
那天夜里，我去了一趟县城。
米行的掌柜姓钱，五十来岁，很胖，笑起来眼睛都看不见。
我把一张纸放在他桌上。
“这是什么？”
“三百二十两的借据。”我说，“我要把它赎回来。”
“拿什么赎？”
“拿工。”
“什么工？”
“书院有三十七个人。”我说，“开春修渠、修墙、挑土。一个人一天三分银子。”
“三分？市价是五分。”
“我给你三分，是因为我给你的是三十七个人，不是一个人。”我说，“三十七个人一起干，一天能修十丈渠。”
他算了很久，手指在算盘上拨了两遍。
“一年...”
“一年......”
“修不完呢？”
“修不完，院子归你。”
他看着我。
“你一个女先生，敢做这个主？”
“我不是做主。”我说，“我是算账。”
他把借据抽回去，压在算盘底下。
“先干三个月。”他说，“三个月我看得见渠，就再给你九个月。”
他算完，把算盘一推。
“先生，你算得比我还快。”
“我天天算。”
“算什么？”
“算人。”
他笑了一下：“人怎么算？”
“一个人一天吃多少，一天能搬多少，一年能长多少。”我说，“算清了，就知道一个月能活几个。”
他看了我一会儿。
“你这个人，不好请。”
“我没让你请。”我说，“我是来还钱的。”
他愣了一下，忽然笑了。
笑得很轻。
我从门口走到讲堂，十七步。
十七步里，十一个人在啃饼，六个在睡觉，二十个在看我。
看我怎么把这个院子撑下去。
“先生。”一个黑壮的少年站起来。
他叫石头。屠户的儿子，力气大，脑子也快，是这三十七个人里说话最响的一个。
“我们这儿不学写字。”
“我知道。”
“那我们学什么？”
“学活命。”
底下一阵笑。
石头没笑。
“学活命。”他说，“那先生先说说，这院子下个月还在不在。”
这话说得不客气，但不算错。
我把手里的书放下。那本书是五年前从山下背上来的，一路背了三天。现在页脚都翻烂了。
“沙盘。”
没人动。
“粗瓷碗，倒扣过来。木片，一人抓一把。”我说，“我要一座城。”
他们愣了一会儿，稀稀拉拉地动了。
石头蹲得最快。碗扣在中间当城，木片在外头围一圈，围得整整齐齐。
“城一座。”他说，“守军三千，围军一万。城墙三丈，弓弩三百，粮三个月。”
“守得住。”
他自己下的结论。
三十几个人都点头。
我在他对面蹲下去。
看了很久。
“粮三个月，”我说，“是给多少人算的？”
“三千。”
“城里有多少百姓？”
石头愣住了。
“算。”我说。
他回头看小满。小满低头掐了一会儿指头，很轻地说：
“……两万。”
“那三个月，够几天？”
小满又掐了一会儿。
“二十七天。”
讲堂里静了。
“第二问。”我说，“水呢？”
“城里有井。”石头说，“七口。”
“井在哪？”
“……西城，五口。”
“西城住的是谁？”
石头不说话了。
“是百姓。”我说，“你要把两万人赶出城，好让三千人吃满三个月。赶出去了，西城就空了。空城的井，谁给你打水？”
“那就不赶。”石头说，“饿着。饿死一批算一批。”
“饿到第九天，西城就有人要开门。”
“我杀。”
“你杀第一个。”我说，“杀完，你手下那三千人里，有六百个家在西城。”
石头的脸白了。
“第三问。”我伸手，把围城的木片往外推了推，“这一万人，用不用打你。”
“……用。”
“不用。”我说，“他们只要等。”
我把一枚黑子，放在碗的左边。
“等到第二十七天。你粮尽，井枯，军心散。到那一天，你不用他们打。”
“你就自己开了门。”
“开哪门？”石头问。
我的手指在沙盘上停了一下，往碗的左下角按了按。
“西门。”
“为什么是西门？”
“因为粮仓在西城。”我说，“粮仓在那，西城的人都知道。想活命的人，第一件事不是逃，是去抢粮。等他把粮攥在手里，他手里就有了跟城外谈的东西。”
“一座城，不是被一万个人从外面打破的。”
“是被一个想活的人，从里面打开的。”
讲堂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抬起头。
“第四问。”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手底下那三千人里，没有一个是西城来的？”
石头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你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所以你只能杀。杀完了，剩下的人怕你，不怕城外的。到那一天，你守的不是城。你守的是你自己。”
角落里，有人把木片往地上一摔。
“我不学了。”
那是个十七八的刺头，姓周的，从匪窝里跑出来的。他站起来，把袖子一甩：“一个女人，讲这些有什么用。黑旗来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讲的？”
他把门踢开，走了。
“站住。”
他没站。
“你说我讲的没用。”我说，“那我讲一个有用的。”
“三天之后，黑旗来。你跑不跑。”
他停在门口。
“跑。”
“往哪跑？”
“南边。”
“南边三百里是断山。山口只有一处，叫鹰嘴，两山夹一道，宽不过四丈。”我说，“三百个人堵在鹰嘴，你一个人跑不出去。”
他转过身。
“你怎么知道？”
“西南七十三处山口，我都背过。”我说，“你跑的时候，最好也背一背。”
他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走了。
走的时候把门带上了。没摔。
没有人拦他。
我等他的脚步远了，才开口。
“还有谁要走？”
没人动。
“没有，就继续说。”
石头看着沙盘，喉结动了一下。
“那先生守一个看看。”
我把手收回来。
“守城第一课，不是上城墙。”
“那是什么？”
“把粮分下去。”
他皱眉：“粮本来就不够。”
“对。所以更要分。”我说，“第一天就分。两万人，每人每天二两。小满，你算，能撑多少天？”
小满算了很久。
“二十一天。”
“少九天。”我说，“可这二十一天里，没有人会去开西门。”
“为什么？”
“因为他昨天刚吃过你的粮。”
小满在角落里抬起头。
“先生，怎么看出来谁是那个开门的？”
“看三样。”我说。
“第一，他总在粮仓附近转。不是抢，是转。他在看路。”
“第二，他不肯把家里人送走。城里的人都在往外送，就他不送。因为在他心里，这城还有用。”
“第三，也是最好认的——”
我伸出三根手指。
“他问你最多的一句话，是'援兵什么时候到？'”
“这不对吗？”石头说，“我也问。”
“你问，是因为你想撑下去。”
“他问，是因为他要算——卖你，还来不来得及。”
石头的手在木片上捏了一下，捏得指节发白。
我把碗扶起来，把里头的木片倒出来，一枚一枚摆好。
“守城守的不是墙。墙是死的。人一跑，墙就是一堆土。”
“人肯替你死，墙才叫墙。”
石头站了很久，最后坐了回去。
底下有个人小声问了一句：“那我们这三十七个人，算城吗？”
“算。”我说，“三十七个人，也是一座城。只是小一点。”
“小一点的城，也讲同一个理。”
那天没有人再啃饼。
五年前我到南华书院的第七天，才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先生”。
这五年，他们叫了不下一万遍。
今天这一声，叫得最轻。
下课的时候，石头走到门口，忽然回头。
“先生。”
“嗯。”
“您守过城吗？”
我正在收沙盘上的木片。手停了一下。
我把手伸出去，在沙盘上按了一下。
那座摆了一整堂课的城，被我一掌推平了。
“没有。”我说。
我把最后一枚木片捡起来，吹了吹上面的沙。
“我看过一座城破。”
门口没有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小满很小声地问：“哪座城？”
我已经转过身，去写黑板了。
“明天讲。”我说，“怎么破城？”
门关了。
讲堂里剩下三十几个人，谁也没走。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人把沙盘重新摆了一遍。摆得很慢。
摆到最后，那个人把代表内应的黑子，自己放到了西门。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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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一堂死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