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河节前两日，京城连着丢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木匠铺学徒赵安生，二十一岁。收工后说去河边替亡父放灯，直到第二天早上都没有回来。
第二个是替人浆洗衣物的余小满，十九岁。她出门时带了针线，说河边人多，可以顺便替游客补衣角。母亲等到半夜，只在渡口找到她的针线篮。
第三个叫陈豆子，十七岁，在鱼市帮工。他失踪前刚领到半年以来最多的一笔工钱，连铜钱都没有带走，全压在枕头下面。
三户人家住在不同的坊，彼此并不相识。唯一相同的是，失踪者最后都去过灯河，河边也都留下一盏已经点过的莲灯和一双摆放整齐的旧鞋。
京兆府最初按落水处理。灯河每年节前都有人喝酒失足，尸体快则半日、慢则三五日便会浮上来。可这一回，水面干干净净，连衣物都没捞到一片。
项启明到赵家时，赵母正拿着扫帚把围观的人往外赶。
“我儿子没有投河。他答应给东街酒楼做十二张长凳，木料钱都收了。真想死的人，不会先欠掌柜十二张凳子。”
她说得很笃定，还把儿子的刨子、墨斗和画好的尺寸图全搬出来。赵安生的床头贴着一张算账纸：做完长凳，给母亲换一副不漏雨的屋瓦；再攒三个月，买一头小毛驴。
这不是一个准备消失的人留下的日子。
余家也是一样。余小满答应第二天替邻居送洗好的被面，水缸里还泡着半缸没有漂净的衣服。陈豆子更直接，他在墙上刻了鱼市欠他的工钱，每一笔都算得清清楚楚，最下面写着：够钱买刀，自己摆摊。
三个人都没有自尽的理由。
午后，项启明与韩琛在北渡口会合。
河边正在搭灯棚，小贩把竹骨、彩纸和蜡烛堆得到处都是。来往脚印密得像一张乱网，京兆府的人已经踩过两轮，想从里面找出三名失踪者的足迹并不容易。
韩琛蹲在系船石旁，捡起一小块干硬的黄泥：“赵安生鞋底也有这个。”
“北岸浅滩的泥。”项启明道。
“他来过这里。但不是从岸边下水。”
靠近河沿的青石长满薄苔。若有人被拖下去，鞋底会蹭掉苔面；若自己失足，也会留下滑痕。三处放灯的位置都没有。
余小满的针线篮也摆得过于端正，提手朝外，剪刀压在最上面，像是特意留给家人辨认。篮底还放着两块桂花糖。她母亲说，小满每回收工都会把糖带回去给弟弟，舍不得自己吃。这一次，糖没有带回家，人却把最常用的顶针戴走了。
陈豆子的莲灯背面画着一条小鱼。鱼尾只涂了一半，因为他买灯时嫌颜料费钱，跟摊主讲价讲了很久。卖灯人记得，他离开前曾向一个戴斗笠的人问：“真能查到我祖父？”
三个人都不是临时起意来到河边。有人分别摸清了他们的家事，再用他们最在意的旧人把他们叫来。
更奇怪的是，三双遗落在岸边的旧鞋，鞋里都很干。
“他们换过鞋。”韩琛说。
项启明翻过其中一双。鞋底泥印止在岸边两步外，最后两步只有一层浅灰，像踩过干燥的船板。
“有人把船靠上来，他们自己上了船。旧鞋留在岸边，是让人以为他们落水。”
“能让三个互不相识的人自愿半夜上船，来人要么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要么说出了他们都在等的消息。”
两人分头再问家属。
赵母想起，儿子失踪前三日收到过一张修屋补助的告示；余小满听说可以替早亡的父亲补录户籍；陈豆子则告诉同伴，有人查到他祖父并非逃兵，家里能领回被扣多年的抚恤。
告示、户籍、抚恤，表面是三件事，最后都要核对旧档。
项晚晴抱着三册户籍簿赶到渡口时，额头全是汗。
“三家的户籍都改过。”她把书摊在灯摊借来的木板上，“赵安生的父亲九年前从死籍复回，余小满父亲的名字被添进沉粮船工名册，陈豆子的祖父则在同一年突然被改成逃役。改笔用的墨和第二案那批临时迁籍簿一样。”
三个人不是偶然被选中。
有人借旧案中被改过的身份，把他们一一叫到了河边。
“但为什么是现在？”项晚晴问。
韩琛看向满河尚未点燃的莲灯：“因为灯河节船多、人多。三个人混进去，像三滴水进了河。”
傍晚，第四户人家来报案。
报案的是个卖灯老汉。他的外孙没有失踪，却在自家灯摊里发现一盏不是自己做的莲灯。灯骨用的是细竹，外面糊着寻常白纸，底座却比普通河灯厚一层。
项启明拆开夹层，里面藏着一张纸条。
纸上写着七个字：
**第七仓，今夜开门。**
落款处画了半尾铜鱼。
韩琛取出他们保存的半枚鱼符。鱼尾缺口与纸上的图形一模一样。
“这是请帖。”他说。
项启明把纸重新折好：“也是饵。”
“去不去？”
“去。”
“项大人明知是饵也去？”
“失踪的是三个人。”项启明道，“饵里若有一条是真的，就不能只在岸上看。”
韩琛听完，将半枚鱼符收回袖中：“这次换我提醒你，别一个人追。”
远处第一批河灯被人放入水中。数百点火光顺流而下，把河面照得像一条缓慢移动的街。
其中一盏没有随水流转弯。
它停在河心，像被什么东西从下面拴住了。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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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河灯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