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飞逝，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一晃我就到了三四岁的年纪。童年总是无拘无束，对世间万物都充满了新奇。那时候没有电脑、手机、平板，可我们照样玩得不亦乐乎。
那时候的“游戏”，从不需要氪金，也不用依赖网络。办过家家、猜中指、捉迷藏、跳绳……这些常玩的小游戏，就足以让我们疯玩一整天，乐此不疲。男孩子们的乐趣大多是打仗、斗鸡、摔跤、打沙包、爬树这类充满阳刚气的活动，你追我赶间全是少年意气；女孩子们玩的则大不相同，她们更偏爱跳皮筋、跳房子、翻花绳、捡石子这些考验技巧、更显细腻的游戏，指尖翻飞、脚步轻盈，藏着属于女孩的欢喜。反观现在的小孩子，总觉得他们的玩乐方式反倒不如我们那时候丰富——不是宅在家里对着电子产品，就是抱着玩具默默消磨时光，少了几分我们当年那种肆意奔跑、并肩嬉戏的热闹与纯粹。
那时候我们住在农村，基本都是一个院子里住着几十上百户人家，单单院子里的小孩就有几十个。大一点的孩子要上学，放学后还要帮家里干农活，他们大多不屑于和我们这些还没上学的小不点玩耍。
像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就由稍大一些的孩子带着，在村头村尾、田间地头疯跑打闹，玩得不亦乐乎。往往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还意犹未尽，得让父母满院子找。就算被找到了，我们也不愿回家，很多时候，都是父母拿着“黄金条子”（指竹条）到处找人，硬把我们拉回去吃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经常出现一个画面，就是父母攥着竹条追着小孩跑，我们这些小不点边哭边往前蹿，哭喊声里还混着没玩够的念叨，现在想来，真是又调皮又好笑。
小时候的玩耍，总天然分成两派——女孩一派，男孩一派。两派之间，没有固定的相处模式，时而闹点小矛盾，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攻击”，闹得不可开交；时而又放下隔阂，凑到一起玩更大规模的游戏，笑声能传遍大半个村子。
不知道是天生体质如此，还是另有缘由，我小时候总比同龄孩子矮上一截，体质也弱得厉害，性子又有些木讷，还总爱感冒生病。可男孩们热衷的游戏，偏偏都格外费力气——跑跳追逐、爬树摸鱼，疯玩一场下来，往往浑身大汗。若是回家没及时换掉湿衣服，风一吹，准保感冒发烧。更别说玩耍时总免不了磕磕碰碰，手臂蹭掉一块皮、膝盖摔出一道疤，都是常有的事；更有甚者，爬树、从高处往下跳这类玩法，摔伤手脚也不算稀奇，对其他男孩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可于我这个体弱的孩子而言，每一次受伤，都要花好久才能慢慢痊愈。
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便坚决不让我跟男孩们一起玩，更多时候，总让我陪着女孩们做些安静的游戏。要是女孩们不在家，母亲下地干活时，就把我也带在身边，任我在田埂边玩泥巴、追蝴蝶，怎么玩都可以，唯独不许我乱跑，更不许偷偷跑去跟男孩们疯闹。
也正因如此，我小时候的性子渐渐偏向安静细腻，带着几分女孩的柔软，有点胆小怕事，常常被村里的小伙伴嘲笑“假小子”。每次被嘲笑后，我心里又委屈又不服气，总想着能跟男孩们一起疯玩，便常常趁母亲不注意，偷偷溜出去和男伴们凑在一起，每次被母亲发现，都少不了一顿“黄金条子”（竹条抽打）。那时候的我，满心都是对母亲的不满，总在心里偷偷抱怨她太严格，剥夺了我和小伙伴尽情玩耍的快乐。
直到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为人父母，经历了无数琐碎的牵挂与担忧，才真正读懂了当年母亲的心思。那些看似严苛的限制，那些“黄金条子”背后的责备，从来都不是不爱，而是藏得最深的牵挂——她怕我受伤，怕我生病，怕我这个体弱的孩子，在疯玩中受一点委屈。原来，天下父母心，从来都是一样的，唯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体会那份深沉又笨拙的爱。
上世纪80年代，农村的机械化程度普遍不高，无论是盖房造屋这样的大事，还是打制座椅、床柜、门窗这类日常家当，都离不开木匠的一双巧手。那时候的木匠，从上山伐木、裁切木料、打磨备料，到最终打造出成型的家具，全程几乎都是纯手工操作，效率自然高不到哪里去。
恰逢彼时乡亲们的生活条件渐渐好转，家家户户要么忙着修房盖屋，要么想着打套新家具改善生活，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家具市场，要什么都能买到，要添置家具，只有请木匠打造，所以对木匠的需求一下子多了起来，木匠也因此成了供不应求的“香饽饽”，手艺好的木匠往往要提前许久预约，排着队才能请到木匠上门干活。
父亲便是当时众多木匠中的一员，除了栽秧、收割稻谷这些农活最繁忙的时节，他会留在家里帮着忙活，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走村串户，帮乡邻们做木工活。家里的几亩田地、大小家务，便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遇上搬重物、抬农具这类单靠母亲一个人根本做不了的重活，都是在家的叔伯们主动过来搭把手、帮衬着完成。
父亲以木匠为业，近处的活计就在本村或是周边村落，走几步路便能到；若是远些，便要去十几公里外的地方；再远些，走路就得耗上大半天，既耽误干活，晚上也赶不回家里，便只能在外留宿。那时候不像现在村村通公路，像样的路本就稀少，大多是镇与镇之间才有的一条泥石公路，更没有专门载客的车辆。往来的人，全靠脚下坑洼不平的乡村小路通行，走路便是农村人远行的主要方式——不管是去镇上赶集，还是走亲访友，都得凭着一双脚，一步步丈量着脚下的路。
每天天还没亮，父亲就早早起床，先把猪食煮好，安顿好家里的牲畜，随后便打着手电筒，踏着晨露出发，赶去雇主家里开工。他总是走得匆匆，生怕耽误了活计。白日里，他一心扑在木活上，直到我们一家人吃完晚饭，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影回家；若是去十几公里外的远地方，往往要到深夜才能归屋，门外小路上手电筒的光在漆黑的晃啊晃，那是父亲归家的信号。
那时候，手艺人在外干活，一日三餐向来由主家全包，父亲干活期间基本不回家吃饭。得益于当时手艺人的地位不低，主家待他格外周到——白米饭管够是基本，更难得的是，一天里还常常能有一顿酒肉，这在那个物资不算宽裕的年代，已然是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平了。
母亲生下我之后，没能跟上营养，也没有条件做像样的产后恢复，就此落下了病根，身体比普通人虚弱不少。那时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母亲既要操持繁杂的家务，又要下地打理繁重的农活。父亲常年在外奔波，家里的一切重担便都落在了母亲身上。除此之外，她还要分心照料我这个生性不安分的孩子，这份牵挂与操劳更添了她的负担，重重压力，全压在她那本就柔弱的肩膀上。
正因如此，为了替母亲减轻几分肩上的重担，父亲每次在周边村子揽了活计，总会把我带在身边。八十年代，农村里的手艺人多是走村串户，若是匠人出门做工时带上孩子，明眼人都知道是家里无人照看的无奈。主家大多都通情达理，往往会主动开口留饭，从不会拒绝孩子在饭点一同上桌吃饭。有的还会特意多炒一个菜，既顾全了匠人的体面，也尽到了待客的本分。
那个年代的农村，最看重的就是这份实打实的人情味。主家请匠人上门做工，从来都是当作贵客相待，礼数半点不缺。匠人带着孩子同行，小孩子食量本就不大，对主家而言不过是多添一双筷子的事，他们非但不会计较，反倒觉得让孩子跟着匠人出来见一见世面、沾一沾烟火气，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于父亲而言，带我出门做工是无人照看的无奈之举，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也便是许多手艺人家庭再寻常不过的生活常态。
这正是我小时候的另一处快乐源泉。跟着父亲去主家，最直观的欢喜便是能吃到比家里丰盛的饭菜，总能吃上心心念念的肉；若是遇上条件好些的主家，偶尔还能得到几颗水果糖，那甜丝丝的味道，能在嘴里回味好久。
更让我觉得自在的是，沾着父亲的光，主家待我始终如上等宾客，客客气气、从不怠慢。我可以在主家的院子里，和其他小伙伴无拘无束地玩耍，不用束手束脚；还能围在大人们身边，听他们讲那些我从未听过的奇闻趣事，眼里满是新奇。这和在家里截然不同——在家里，只要我稍一淘气，父母严厉的训斥便会随之而来，甚至免不了一顿“黄金条子”的教训。
除此之外，最让我心生骄傲的，便是看着父亲的双手化腐朽为神奇。他总能将一颗颗普通的树木，经过丈量、切割、打磨，一步步变成一件件精致又实用的家具。那一刻，我总觉得父亲格外伟大，这份自豪感，至今想起仍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