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这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那会儿的夏天，没有空调，没有风扇，这些都是稀罕物，唯一解热的工具就是手摇蒲扇，热得更是实打实的。有句段子最能形容这份酷热：太阳底下站五分钟，浑身汗流得能浇菜，出门一趟像被蒸了一遍，连空气都烫得能焐熟鸡蛋，晚上躺床上，席子烫得不敢贴皮肤，翻来覆去，唯有院子里的晚风，能带来一丝难得的清凉。
但这无疑是个满溢喜悦与丰收的季节——恰逢土地下放的第一年，也是家家户户实现自给自足的第一年。这一年里，乡亲们把所有的心血与汗水，都倾注在了自家分到的几亩田地上，从春种时的躬身插秧，到田间的除草施肥，每一步都藏着对好日子的期盼。转眼到了七月，正是稻谷金黄、颗粒饱满的收获时节，辛苦了一整年，终于到了见证劳动成果的时刻。田间地头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镰刀挥舞的“唰唰”声、乡亲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满是丰收的喜悦。此刻，大家心里最牵挂的，莫过于今年的收成好不好，这两天会不会下暴雨，若是下雨，又会不会影响稻谷的晾晒，耽误了这一年的好收成......
正值农忙丰收的时节，某天清晨，母亲突然出现了临盆的征兆。家里人顿时慌而不乱，第一时间从村里请来了赤脚医生，一场关乎两条生命的接生，就在家中悄然开始。
八十年代的农村，卫生条件尚未普及，缺医少药是常态，再加上交通闭塞，村里的妇女们生娃从没有去医院的念头，全都在家中分娩，选择村里的赤脚医生为其接生。
赤脚医生，即亦农亦医的兼职人员，是中国卫生史上的特殊产物，指在乡村中未纳入正式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他们掌握基础卫生知识，能够诊治常见病，还能为产妇接生，核心任务是降低婴儿死亡率、根除传染病。赤脚医生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医学世家出身者，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的人。这些人经挑选后，前往县一级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便成为赤脚医生。他们没有固定薪金，平日里闲暇时仍需赤着脚、荷锄扶犁下地种田，“赤脚医生”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他们没有固定的医疗场地，始终坚持□□，乡亲们谁家有病人，就去谁家诊治。一个药箱、一支针管、几支针剂、几片药片、一匝纱布、一瓶碘酒……赤脚医生们就靠着这些简单的物品，走进了农村的千家万户。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田间地头、无论白天黑夜、无论风霜寒暑，只要乡亲们有病痛求助，他们总会及时上门出诊。
他们的医疗设备主要依靠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这“老三样”，药品种类也十分有限，常用药包括红汞、紫药水、双氧水、纱布、绷带、安乃近、红霉素、青霉素等，同时广泛运用中草药和民间偏方为乡亲们治病。受自身医学知识水平和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大多数赤脚医生能解决的，多是农民日常的头疼脑热、磕碰外伤等小毛病。当然也有例外，一些出身医学世家或善于钻研的赤脚医生，凭借家传医术或土法，也能诊治一些大医院难以处理的疑难病症。即便他们医术有限，无法诊治所有大病，但却实实在在解决了当时农民“看病难”的核心问题。因此，在那个年代，村民们都十分敬重赤脚医生，既视他们为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更将他们当作自己的救命恩人。而就是这样一群平凡的人，还默默扛起了村里迎接新生命的重任，守护着一代乡村人的健康。
我们村的赤脚医生姓陈，大家都尊称她陈医生，村里有个生病感冒或接生，基本都是找她上门。
那时的接生，风险大得难以想象。一旦遇到产妇难产、大出血，或是新生儿窒息，没有任何专业的抢救设备和手段，母婴的安全全靠接生婆的经验和运气。更让人揪心的是，接生工具简陋到极致：一把普通的剪刀、一盆烧开的热水、一块干净的毛巾，便是全部家当。断脐带时，消毒环节简单。这就导致新生儿极易感染破伤风，很多孩子没能熬过出生后的前几天，便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产妇，也常常因产后感染产褥热、大出血等问题，没能挺过这道“鬼门关”。
据陈医生闲聊，每次接生她都提心吊胆，“人命关天的事，半分都容不得马虎”。没有外援，没有设备，全程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和双手处理，稍有不慎，就是两条人命的悲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逐步改善，再加上生育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产妇选择去医院分娩，“赤脚医生”这个行业，才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清晨到日暮，昏暗的小石屋卧室外，父亲、三叔等长辈们始终守在门口，满心焦急地等待着，一分一秒都不敢离开。
卧室的门紧紧闭着，像一道闸，把生与死、焦灼与希望隔在两边。
起初，还能听见母亲低低的呻吟，那声音被牙关咬着，闷闷地从门缝里透出来。后来呻吟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喊叫，再后来，那喊叫也哑了，只剩下粗重的、像拉风箱一样的喘息，间或爆发出一声尖锐的哭喊——那声音不像是从人嘴里发出的，倒像是被什么东西从身体最深处硬生生撕扯出来的。
父亲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他手里捏着那把蒲扇，早就忘了摇。三叔递过来一碗水，他接过去，又原样端着，水凉了，再换一碗，还是没喝。每隔几分钟，他就把耳朵贴到门板上，听一听里面的动静。听不清，也不敢敲门，只把拳头捏的咯咯直响，手心里全是汗。
祖母坐在门槛上，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像是在求菩萨，又像是在给自己壮胆。大伯蹲在院墙根下，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悬着的心，落不下去。
屋里每传来一声母亲的惨叫，父亲的身体就跟着抖一下。他咬着嘴唇，咬得发白，额上的青筋暴起来，像蚯蚓一样蠕动着。有好几次，他实在忍不住了，抬脚想往里闯，脚抬起来了，又在空中顿了半晌，最后还是轻轻落回原地——他知道，他进去了也没用，只会添乱。
时间过得真慢啊。慢到他能数清院子里每一声虫鸣，慢到他能看见月亮从东墙挪到了西墙，慢到夜色浓了又淡、淡了又浓。父亲后来跟我们说起那一夜，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忘不掉的话：“那一晚上，我感觉自己老了好几岁。”
卧室里，母亲在接生婆的帮助下，忍受着剧痛，整整折腾了一天一夜。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从卧室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划破了乡村的寂静——我，终于来到了这个世上。
陈医生又在屋里做了简单的处理，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卧室，对着早已等候得手足无措的父亲，轻声说道：“文木匠，恭喜，母子平安。”一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那时候，手表还是稀罕的奢侈品，整个村子里都难得有一个人能拥有。我出生的那晚，父亲满心牵挂着要准确记下我的出生时刻，可家里没有能看时间的物件，得子的喜悦让他顾不上深夜的黑暗，打着火把匆匆跑到隔壁院子，去询问一位退伍老兵。那位老兵曾在部队服役，退伍时带回了一块怀表，这在当时的村里算得上是“稀罕物”，周围邻里但凡需要确认时间，都会特意去找他。
接下来，便到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取名时刻。上世纪80年代初，按字辈取名的习俗依旧在民间延续，家中男孩取名，大多会选用彰显力量、阳刚之气，或是承载着家人朴实愿望的字——比如伟、勇、杰、强、军、凯、磊、鹏这类，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觉得，有力量就意味着有好的劳动力，能撑起一个家。
彼时虽然已经实行土地包干到户，农民终于能实现自给自足，但整体生活条件并未有太大改善，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参军依然是一条难得的好出路。加之父亲心中藏着一份未了的军旅情结，再结合我们家族字辈：“国正天心顺，三清大道成，翠荣光明显，祥瑞献朝廷”。到我我这一辈的字辈是“成”，父亲便为我赐名“文成兵”，小名唤作“小兵”。
有意思的是，我的名字“成兵”恰好和军棋里的一个棋子“工兵”都是是兵，也正因如此，我后来有了一个叫“工兵”的外号，这外号一叫就是好多年。这其中的趣事，我会在后面的篇幅里慢慢和大家细说。
那时天气酷热难耐，原本特意留着给母亲坐月子补身体的三只鸡，竟全都染上瘟疫死了。产后的母亲本就身体虚弱，急需营养滋养，可家里再也没有像样的营养品，全靠着叔辈们和外婆家你送一只鸡、我拿几个蛋，东拼西凑着帮母亲补充体力，除此之外，便只有自家腌制的干咸菜和泡酸菜，再无其他。
生孩子对女人身体的损伤本就众所周知，更何况母亲当年还是难产，损耗的气血远胜常人。仅靠着这少量的鸡、鸡蛋，再搭配着寡淡的咸菜和酸萝卜，又怎能撑得起她虚弱的身子，补回生产时耗损的元气呢？
偏偏那时正值稻谷抢收的关键时节，地里的农活忙得不可开交，父亲根本没有多少时间照料刚生产完的母亲。他整日里脚不沾地，忙完田里的活计，又得马不停蹄地打理家里的琐事，终日奔波操劳，连喘口气的功夫都少得可怜。祖母、大伯、三叔还有姑姑们，也都各自忙着自家的农活与家事，分身乏术，只能在难得的空闲时分，抽空来看望母亲一眼，根本顾不上好好照料。
母亲连正经坐月子的时间都没有，在床上勉强躺了几天，天气又炎热，也没休息好，便撑着虚弱的身子下地操持家务。也正是因为这样，母亲落下了难以根治的病根，身体比寻常人虚弱得多，饮食上更是有着诸多禁忌：吃硬一点的东西就容易牙痛，吃酸的就会反酸烧心，平日里炒菜也从不敢放其他调料，只能简单放些油和盐调味，这般清淡的饮食，一坚持就是几十年，直到现在。
不知道是当时天气太过炎热，还是接生条件简陋导致了感染，我出生后的第三天晚上，突然高烧不退。父母急得团团转，用尽了各种土办□□番尝试，给我身上擦拭高度白酒降温就是其中一种，可体温始终居高不下。实在没办法，深夜里，父亲只能徒步赶往十里外，去请陈医生来家里为我出诊。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的医疗条件整体十分匮乏。那时候，农民生病后大多是“能扛则扛、小病拖、大病熬”，不少人会依赖草药、针刺放血、刮痧等传统方法缓解不适，甚至会求助“仙姑”“神汉”这类非正规渠道。若是病情比较严重，就医时基本也只能选择赤脚医生。
陈医生赶到我家后，先用常规手段为我诊治，可效果并不明显。无奈之下，他便采取了当时比较强效的退烧方式——肌肉注射，给我打了一针庆大霉素。之后，他一直守在我身边，直到清晨我体温退下来，又开了一些当时不知名的偏方，才放心离开。
可没想到，到了我出生的第十二天，高烧再次袭来，症状比上一次还要厉害。
我的身子烫得像一块刚从灶膛里掏出来的火炭，小脸烧得通红，嘴唇起了一层干皮，连哭声都是断断续续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声接不上一声。
母亲那时候自己的身体还没养好，下床走几步都要扶着墙，可那天夜里，她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把把我从床上捞起来，紧紧搂在怀里，脸贴着我的额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我滚烫的脸上。她一边哭一边用湿毛巾给我擦身子，手在发抖，毛巾都拧不干，水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淌，她浑然不觉。
父亲已经顾不上深更半夜了。他光着脚冲出门，连鞋都没穿，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往陈医生家跑。田埂又窄又滑，他一脚踩空，整个人摔进路边的水田里，满身泥水地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泥，接着跑。事后他才发现，膝盖磕掉了一块皮，血把裤腿都洇湿了，可他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
陈医生来了之后，给我开了一针青霉素，针扎下去的时候，父亲别过头去不敢看，母亲则把我抱得更紧了，像是怕谁把我抢走似的。
那一夜，陈医生又守到了天亮。
父亲坐在床边的矮凳上，两只手撑着膝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脸。母亲熬不住，抱着我歪在床上睡着了，可睡梦里还在抽泣，睫毛上挂着没干的泪珠。父亲轻轻把她额前的乱发拨到耳后，那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
后来父亲跟人说起这两个晚上，总是说同一句话：“那两天，我把一辈子的怕都怕完了。”
从我记事起，我不止一次听母亲提起，我刚出生三天，就不得不打庆大霉素，到了第十二天，又接着打了青霉素。那些日子里，医生们守在我身边熬了一整夜又一整夜，现在想来，我小时候真是个格外难带的孩子。
大家有所不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医疗卫生水平还比较落后，对於抗生素使用的监管也不够严格。当时很多儿童感冒、发热后，大多会接受青霉素肌肉注射治疗，注射部位多在臀部。
为了缓解青霉素肌注后的疼痛感，当时大量使用苯甲醇作为青霉素的溶媒。然而，注射苯甲醇后，容易刺激肌肉的肌膜及筋膜，导致其肥厚、过度增生，同时还会引起肌肉组织变性坏死，进而造成髋关节活动功能障碍，影响后续行走，不少人因此落下了残疾。
前段时间，一篇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在网络爆红。视频中提到了二舅人生中的一道“坎”——有一天他发高烧请假回家，隔壁村的医生一天内在他屁股上打了四针，之后二舅就成了残疾，一条腿蜷缩着无法直立行走。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婴儿时期虽也采用了当时大人的治疗方式，却没有像他们那样“倒霉”，未曾出现这样的后遗症。否则，我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
好在，那些最险的时刻，我都闯过来了。
从我记事起，甚至更早的那几年，体质就偏弱。感冒发烧这类小毛病，在那些年里几乎与我形影不离，陈医生也因此成了我家的常客。她陪着我走过整个幼童时光，直到上世纪90年代，农村的医疗条件渐渐好了起来，各个乡镇都建起了正规卫生院，我们家才慢慢不再找赤脚医生看病。后来我长大成人，偶尔在村里碰到陈医生，她还会笑着和我打趣：“小兵，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现在身子骨越来越结实，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爱生病的小不点了。”话语里满是藏不住的疼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