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到了上学的年纪。那时中国农村孩子的求学状况，与如今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整体条件极为艰苦，教育资源也极度匮乏。农村地区普遍没有正规的小学，很多村子只设有简易的“村小”（村级小学），有的甚至需要几个村子共用一所学校。孩子们为了求学，常常要走几里甚至十几里的山路，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寒冬腊月，天还没亮就要踏着晨霜出门；盛夏酷暑，顶着烈日奔波在求学路上，等到放学回家时，天色早已漆黑。
当时的学校，大多是借用村里的祠堂、庙宇或是废弃的民房改造而成，简陋得难以想象。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用塑料布或旧报纸糊起来挡风；一到冬天，寒风就从缝隙里钻进来，冻得孩子们手脚发麻；夏天遇到下雨天，屋顶漏雨，课桌上到处都是水渍，孩子们只能挤在没雨的角落听课。课桌更是参差不齐，有的是破旧的木桌，有的干脆就是几块木板拼凑而成，不少孩子还得自带小板凳上学。黑板是一块刷了墨汁的木板，粉笔则是极度稀缺的物品，老师常常把断得只剩一小截的粉笔头绑在竹片上，继续书写授课，丝毫不敢浪费。
课本由国家统一发行，但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常常是几届学生传着用，一本课本翻到书角卷边、字迹模糊，甚至缺页少章也舍不得丢弃。作业本更是奢侈物，孩子们大多用旧报纸、过期挂历纸订成本子，字迹写得密密麻麻，正面写完写反面。那时铅笔尚未在农村普及，孩子们大多用鹅翅膀上的大羽毛蘸水写字，没有现成的墨水，就把木炭磨成粉，加水调成黑汁当作墨水；还有些孩子连这样的“笔”和“墨水”都买不起，就用木棍在地上练字，或是用树枝蘸着河水在石板上书写。毛笔、铅笔在当时的农村堪称奢侈品，极少能见到。父亲曾亲手用狗毛加上竹管做了一支毛笔，那支简陋的毛笔，成了他当时最珍贵的宝贝，走到哪里都格外自豪。
尽管当时国家已经提出“普及初等教育”的号召，但在六十年代的农村，真正能完整读完小学的孩子还不足一半。很多农村孩子因为家庭贫困，早早就要帮家里干农活、照顾弟妹，根本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其中，女孩的上学率更低，受“女孩子读太多书没用”的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女孩小小年纪就辍学在家，早婚早嫁的现象十分普遍。六十年代中后期，也有部分农村学校坚持“半工半读”的模式，让孩子们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参与种地、修水利等生产劳动，践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念。当时俗称“扫盲班”。
小学毕业之后，能顺利升入初中的孩子不足10%，绝大多数孩子只能告别校园，回到家里务农，早早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当时的初中大多设在公社（如今的乡镇）所在地，距离各村更远，上学的路费和学费也更高，很多普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受这样的时代条件影响，父亲几兄妹的求学之路也各有不同——只有父亲读书多一些，顺利上完了初中，其余的兄妹有的只上了几学期扫盲班，仅能完成简单的计算、写下自己的名字；三叔则一天书都没读过，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了，小姑由于出生较晚，出生在70年代，条件稍微较好，也顺利读完初中。在当时的农村，父亲这样能读完初中的，已经算是名副其实的“高才生”，既能写信与人互通消息，也能读懂报纸了解外面的世界。至于高中，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整个村子里，能考上高中的孩子更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学业落幕之时，随之而来的便是生计的考量——工作，本就是贯穿古今的生存规律，无论身处哪个时代，皆是如此。我们如今也不例外，读完书总要找一份事做，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只不过相较于过去，现在的条件好了，我们得以接受更优质、更系统的教育，也因此延长了读书学习的时光，有了更充足的积累去面对往后的工作与生活。更难得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就业机会也更多、更广泛，选择的空间也更大。而父亲的年代，或许还没有“就业”这一说，对他们而言，那不是选择一份工作，而是为“生计”奔波，核心不过是如何活下去、吃得饱一点，再努力让日子过得好一点。
6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分明，城镇居民的生活与工作高度组织化。城镇青年除了参军入伍这一光荣选择外，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是最主要的出路，进入国营工厂（如纺织厂、机械厂）、商店、邮局、银行或公共服务部门（如学校、医院）成为职工，捧上 “铁饭碗”，生活有十足的保障。
而农村青年的出路则要狭窄得多，仅有少数几条 “独木桥”。
首选参军入伍，进入部队锻炼，这是当时农村青年跳出农门最稳妥的路径，参军入伍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是社会身份与家庭地位提升。入伍后家庭被认定为“军属”，在村里享有较高荣誉，逢年过节常受优待；在部队提干实现“鲤鱼跃农门”，一旦成为军官，可转为“商品粮”户口，获得稳定工作；即使未提干，表现优秀可转为志愿兵，退役后可分配到城里工作、落户，彻底脱离农村身份?。
其次是如果未能提干，安置政策优于城市兵预期，退役返乡后更易被推选为村干部或参与乡村建设。到了80年代，周边村书记、社长基本都是退伍军人。
还有当了兵生存、生活条件改善。当时农村家庭普遍存在粮食短缺问题，而部队实行“管够”的供应制度，主食和荤菜充足，能有效解决温饱。军装、解放鞋等日常军用物资在农村被视为最体面的衣物——那时农村群众多穿自家缝制的土布衣裳，衣服打补丁是常态，能拥有一套军装（即便为旧军装），也需要极强的人脉关系或特殊机遇，许多农村家庭会将其当作珍藏，仅在结婚、过年等重要场合才拿出来穿，这不仅具备实用价值，更是社会地位与时代认同的体现。解放鞋凭借耐磨、防滑、耐穿的特性，成为农村理想的劳作鞋，更是生产劳动中的“硬通货”，即便半个多世纪过去，如今仍在大量体力劳作场所广泛使用。我记得以前四川电视台有个节目叫《幸福耙耳朵》，里面有一个名为《一双军胶》的故事，道尽了当时的生活艰辛与解放鞋的珍贵。
最后就是军人（尤其是军官）在婚恋市场中优势突出。军人作为“保家卫国”的象征，在社会上享有极高声誉，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嫁英雄”“嫁军人”的观念，军人成为理想婚恋对象的代名词。此外，当时社会机械化程度极低，生产生活全靠人力，而军人入伍时已通过国家严格筛选，身体素质与形象均不差，再经过部队生活的锤炼，退役回农村从事农耕劳动时，体力远胜于普通人，是一把好劳力，这也让他们在婚恋中更具优势。
所以，在那个物质匮乏、机会有限的年代，农村青年的心中，大多怀揣着一份炽热的军旅情结。这份情结，无关军装的帅气、无关荣光的闪耀，其核心在于，参军在当时或许是改变命运最直接的契机，是让自己走出黄土地、摆脱生活困境、过上体面日子的珍贵机会。然而，受限于名额稀缺、选拔严苛，再加上对人际关系的依赖与家庭背景的制约，能真正踏上军旅之路的人寥寥无几。我的父亲，自然也未能例外，他心中始终藏着一个未曾圆满的军旅梦，而这份深埋心底、从未言说的遗憾与向往，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
除了参军，其次是等待并争取稀缺的招工机会，农村青年普遍将 “进厂当工人”、“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民办教师转正” 视为改变命运的三大机遇。此外，极少数表现极为突出的青年还可能被直接提干，进入乡镇机关工作。
但在那个社会阶层流动缓慢的年代，这些机会名额稀少，竞争激烈到白热化，大部分农村青年无缘踏上。彼时是集体经济的天下，个体经营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遭到取缔，创业经商更是无从谈起。绝大多数农村人一生被束缚在土地上，生活围绕着生产队的集体生产与自给自足展开，在“工分”的起落中，度过平凡的一生。
父亲读完初中后，没有继续读书，也无缘参军和获得稀缺的招工进厂当工人的机会。但是为了生活过的更好，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学手艺。
当时除了以上两条路之外，普通农村家庭子弟要实现“跳出农门”，摆脱纯体力农耕劳动，学手艺成为唯一出路。许多家庭认为，“学门手艺，饿不死”，比“读完书也找不到工作”更可靠。
在那个年代，手艺人的收入相对独立，能获得更稳定的收入和更高的社会尊重。他们不依赖集体工分，而是通过为社员或生产队提供服务获取现金报酬。即使在粮食短缺的年份，家庭对木匠、铁匠、裁缝等基本生活服务的需求依然存在，因此手艺人能“吃百家饭”，生活相对有保障。
无论是修房造屋，补锅打铁，不仅在当时解决了生计问题，更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凭借技术优势，成为发展的中坚力量。这说明，技能与知识一样，都是改变命运的力量，只是形式不同。
在60年代，手艺人可以自行做工，但这并非完全自由的个体经营，而是在特定社会制度下的一种“半自由”状态。当时的中国农村处于人民公社体制下，体力农耕劳动的身份通常是生产队的社员，他们不能像今天那样自由地开设个体店铺或承接私人业务。然而，由于农村对手艺人服务的需求（如建房、打家具、维修农具）极为普遍，且生产队难以统一组织和调配，国家和基层生产队实际上?默许并鼓励手艺人外出做工，以解决民生需求并为集体创造额外收入。
体力农耕劳动自行做工的需经生产队同意，若想外出做工，必须获得所在生产队的批准，他们不能随意离开生产队去外地长期工作。在外做工赚取的报酬，必须按生产队规定的标准，向生产队上交一部分现金（称为“买工分”）。生产队则会为他们记满10分的“全劳力工分”。例如，若日工价为1.2元，生产队可能核定其上交1元，剩余0.2元归个人所有。当时叫“交钱买工分”制度，这是核心规则。
尽管外出做工，因“交钱买工分”制度，手艺人及其家庭仍能享受生产队的平价粮食分配、柴草、蔬菜等福利，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重要的保障。
相比其他需要参加集体农活的社员，手艺人不受日常劳动管制，可以走村串户，甚至跨区域流动（如从湖南去贵州，或江浙的弹花匠到湖南），只需凭大队或公社开具的证明。他们社会地位较高，被尊称为“师傅”，做工时主人家会提供较好的伙食，甚至有“吃肉喝酒”的待遇。
因此，60年代的手艺人可以自行做工，但这种“自由”是建立在服从生产队管理、上交部分收入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既是“自由职业者”，又是“集体社员”，这种独特的模式是那个时代农村经济的特殊产物。
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国农村，由于工业化和机械化程度较低，许多生活和生产需求依赖手工技艺。因此，当时许多农村青年和家庭成员会学习各种实用技术，这些技能主要围绕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维护和传统手工业展开。随着社会现代化、机械化和城市化发展，许多技艺已逐渐消失，仅存于记忆或少数传承人手中。
首先，农业相关技能是必备技能。“双抢”劳动，这是70年代农村最普遍的生产技能，指抢收早稻和抢插晚稻。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儿童和妇女，都需要参与割稻、打谷、插秧等高强度手工劳动，这是当时农村孩子“暑假作业”的核心内容。农具使用与维护：掌握锄头、镰刀、犁、耙等传统农具的使用、修理和简单锻造，是每个务农家庭的必备能力。这些技术大多源于生活必需，且多为口传心授、实践中学得。
男性主要学习传统手工业技艺。
石匠：加工石料，用手锤和錾子将石头打磨平整，修房造屋或用石头凿成各种家用器具，比如我们常见的猪槽，狗槽等等。
木匠：加工木料，盖木房子，做桌子，板凳家具等等。
篾匠：加工竹子，用竹子编织席子、篮子、簸箕、扁担等日常用具。铁匠（铁铺匠）：在村头铁匠铺中，将生铁烧红后锻打成锄头、铲子、镰刀等农具，或修理破损工具。
补锅匠：用补锅钉或铁水修补漏水的铁锅，是当时“物尽其用”生活方式的体现。
钉秤匠：校准和修理传统的杆秤，确保交易公平。
磨刀匠：为家庭菜刀、剪刀提供磨砺服务，是走街串巷的常见手艺。
女性主要学习家庭生活技能。自家纺线、织布、做衣服、补衣服，是农村妇女的基本技能。制作各种咸菜、泡菜菜、磨豆腐等传统美食。养猪养鸡等日常家禽养殖。烧火做饭与节约用物：在燃料和物资匮乏的年代，掌握如何高效利用柴火、修补旧物、废物再利用是生存必备。
父亲三兄弟基本上也只能走这条路。大伯学的石匠，父亲学的木匠，三叔身体强壮，有一身蛮力，除了农耕劳动外，靠帮人家挑、抬、搬干纯体力维持生计；三兄弟各自外出做工，所得收入除买公分后剩余钱财交于祖母掌管分配，而三个姑姑则是学习家庭生活技能，在家帮持家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一家的居所，还是祖父祖母亲手修建的三间土墙草屋。墙体由黄土夯筑而成，屋顶铺着晒干的茅草，屋内空间狭小，陈设也极为简陋，仅能勉强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到了七十年代，因父亲的兄妹六人先后降生，再加上祖父祖母，一家八口人挤在原本就狭小的土墙草屋里，日子愈发拮据。原有的住所早已无法容纳全家的起居，修建新房，成了当时家里最迫切的事情。
我生活的地方盛产质地坚硬的石头，上世纪70年代，当地人家修房造屋，几乎都用这种石头做建材。因大伯是石匠，父亲是木匠，加上三叔和大姑六姑，全家齐上阵，在完成生产队公分任务的前提下，起早贪黑、任劳任怨，足足忙活了一年多，终于建起了一栋单排三间排面的石墙青瓦房，终于可以缓解住房不足的尴尬。
上世纪70年代，在农村地区，子女结婚后与父母分家过日子，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既是当时家庭结构演变的常态，也是农村传统生活模式的真实写照。
家里的青瓦房刚建好没多久，大伯便结婚成家了。按照当时农村的习俗，成家后的大伯分家，最终分得家中头间青瓦房，从此独立门户、自主生活。分家之后，大伯外出做工所挣的收入，不再像婚前那样交给父母统一支配，而是全部用于自己小家庭的开销，撑起了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大伯分家后，父亲便和家中其余人口，挤在剩下的两间青瓦房里生活。彼时父亲依旧常年外出做工，和大伯不同的是，他做工所得的工资，依然全部交给父母统一管理、统筹支配，用于全家人的衣食住行。据记忆，当时父亲每天的工资只有1.2元，这笔不算多的收入，却是全家人生计的重要支撑之一。
时间来到70年代末，这一年农村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中央出台政策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经营权从原来的生产队回归到农户手中，土地，这个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终于要回到了他们手中。同时，土地到户后，生产队作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功能随之取消，沿用多年的工分制也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变革对父亲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出做工再也不用花钱买工分，每天做工所得的1.2元，终于可以全部归自己支配。
“分田到户”这四个字，如同春雷般响彻在田间地头，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生产力，也点燃了农民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也是在这一年，父亲成婚，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我的母亲，同样来自隔壁大队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家**有兄妹四人，母亲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二舅、三姨和小姨。由于母亲比二舅足足大了十岁，那时外公外婆整日忙着挣工分养家，根本无暇兼顾家里的大小事务，操持家务、照看弟弟妹妹的重担，便早早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家境的拮据，让母亲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只在扫盲班断断续续念过几天，勉强能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些年，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格外清贫，每一步都走得格外不易。直到与父亲成家后，母亲依旧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一边要在生产队挣工分补贴家用，一边还要帮助祖母操持家中大小琐事，撑起了这个家庭。
父亲虽然已成婚，但当时并未与祖父祖母分家，依旧和家人一起生活。与此同时，大姑和六姑也相继外嫁，家里的人口渐渐减少，最终只剩下祖父祖母、三叔、小姑，及我父母亲这六口人，一家人依旧挤在那两间青瓦房里，携手过日子。
彼时家里依旧是祖父祖母当家，看着父亲已成婚，家里又多了一张嘴吃饭，祖母便要求工分制结束后，父亲每月上交30元工资，纳入家庭统一收入支配。可父亲每天工资只有1.2元，而且外出做工并非每月30天都有活干，收入极不稳定，再加上自己也已成家，有了小家庭的开销，便没有同意祖母的要求，父子母子间就此产生了分歧。据父亲回忆，当时这件事还特意请了生产队里威望较高的长者前来调解，可最终还是没能达成一致，调解无果。见此情形，祖母便提出了分家。
当初父亲兄弟几人一起修建的三间青瓦房，大伯结婚时分走了头一间，他自己又挨着建了一间，如今只剩下中间的堂屋和另一头的一间房。当时祖父年纪已大，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根本没有钱重新修建新的房屋，只能在现有房屋的基础上分割。最终商议决定，另一头的一间房分给我家，中间的堂屋则留给三叔、祖父、祖母和小姑一同居住，就此完成了分家，大伯家、我家、三叔家。
按照我们现在的住宅标准，大家大概率会疑惑：“你家那么多人，怎么能住得下？”其实大家有所不知，以前修建的青瓦房面积都比较大，每一间房的宽度大概有3.6米，深度则在9米左右。分家之后，为了满足各自的使用需求，每间房中间都加了隔墙，一间直接分成了两间。
大伯分家后，只分了一间房；剩下的两间主屋，后面又分别延长搭建了两间附房。由于青瓦房是典型的人字形结构，越往后面的附房，地势越低、房屋也越矮。
我家分到的那间房，同样被一分为二，前面部分用作厅堂，中间是卧室，最里面则改成了厨房。祖母和小姑平日里就住在大伯家，吃饭和三叔一起。原本的堂屋也被分成了两半，前面依旧作为堂屋使用，只是面积比原来小了不少；祖父就睡在堂屋后面的那间房，三叔则住堂屋后方的偏房。
三叔家的厨房，是在我家房屋旁边搭建的偏房，所以他们家煮饭、进出厨房，都得从我家的厅堂里经过。除了大伯家有单独的进出通道，我家和三叔家虽说已经分了家，却依旧四通八达——从房屋布局上看，其实并没有真正分开，只不过是各自开火、各吃各家而已。
分家之后，除了住房之外，家中的农具、家禽和各类生活用品虽也各分了一些，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支撑一个新家庭的正常运转，锅碗瓢盆这类最基础的生活必需用具，还得重新添置。
听母亲回忆，当年分家时，家里只分得了一口铸铁大铁锅。这口锅身厚重，用途却单一又繁琐——既要用来给一家人煮饭，又要兼顾煮猪食，一天下来来回腾挪、清洗，十分不便。那时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再买一口专门煮饭的铝锅，也就是我们当年普遍叫的“锑锅”，不像现在，有不锈钢、陶瓷等各种各样的高品质材质可供选择。
可刚分家的小家一穷二白，没有半点家庭启动资金，买一口锑锅的钱，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圆这个简单的心愿，父亲挤时间到外面打了几天零工，一分一厘地攒够了钱，才终于把那口锑锅买了回来。
一晃快半个世纪过去，那口锑锅至今还在使用。这些年里，它修了又修，补了又补，锅身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划痕和修补的痕迹，每一道印记，都是岁月走过的证明，也藏着父母撑起这个家的艰辛。
后来我步入社会，看着这口锅日渐陈旧，便先后买过好几次崭新的锅具带回家，可母亲却始终不怎么用，依旧执着地守着那口老锑锅。哪怕锅出了小问题，她也只是找师傅修一修，继续用。起初我不解，还为此和母亲争论过几次，觉得她太过固执，放着好用的新锅不用，偏要守着一个“老古董”。
直到后来，我才慢慢读懂母亲的心思：她舍不得的从来不是这口锅本身，而是藏在锅里的情怀。这口锑锅，是父母分家后，为组建新家庭添置的第一件东西，是他们白手起家的起点，承载着他们最初的艰辛、期盼与相守。它煮过的不只是一日三餐，更是岁月的温暖与一家人的烟火气。
如今，那口老锑锅要是再出现损坏，我不会再劝说母亲换一口新的，反而会主动提出去修好它。我渐渐明白，修补这口锅，不只是修补一件旧物，更是对父母那段艰辛又珍贵的岁月的尊重，也是对这份沉甸甸的家庭情怀的传承。
分家之后的日子，苦是真的苦，可藏在烟火气里的快乐也从未缺席。父亲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常年在外奔波做工，每一分收入都攥得紧实，只为撑起这个刚落地的小家。母亲则两头操劳，一边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贴补家用，一边包揽下家中所有大小琐事，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用单薄的肩膀，托住了这个家的安稳。
这些事情都是我记事起，父母在闲时告诉我的。
也正是这一年，母亲怀上了我，这份突如其来的惊喜，像一束光，照亮了这个清贫的家，添了满屋子的欢喜。那时还是集体经济年代，没有如今的孕期福利，更没有专门的保胎假期。即便怀了孕，母亲也没能停下挣工分的脚步，只是生产队的人得知后，心善地不再给她派重活。就这样，母亲一路劳作，没敢有一天懈怠，直到临盆的前一刻，才真正停下手中的活计，歇了下来。
转眼到了1980年，中央的分地政策一步步落到了地方。我家所在的川渝农村，生产队的田地终于顺利分到了各家各户。我们这儿的分田标准，基本是人均一亩，恰逢母亲怀着我，多算一个人头，我家最终分到了三亩稻田。土地分到户后，沿用多年的工分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一下子打破了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僵局。这份实实在在的激励，极大地点燃了每一位农民的生产热情，也让父亲和母亲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小家庭，真切看到了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希望，心里满是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