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满月那天，家里摆了六桌。
六桌在这个县城不算多，但对我家来说已经是大事。搭棚子的师傅提前一天来，在院子上头拉了蓝白红条纹的塑料布，四角用砖压着。桌子是从隔壁饭店借的，圆桌面有裂纹，铺上一次性塑料布，红的，上面印着金色的“福”。
我妈那天穿了一件深红色的衣服，头发盘起来，脸上化了妆，我差点没认出来。她抱着我弟，站在门口迎客，笑得很大声。她平时笑不出这个音量，那天笑出来了，说明她是真的高兴。
我爸在院子里摆烟，一条一条拆开，摆在每张桌子上。他话少，来了人只点头，递烟，然后退到一边继续拆。
我被分配端菜。
从灶台到桌子，一趟一趟。
菜很烫，我用抹布垫着，胳膊上烫出两个泡。
没有人问我疼不疼。
所有人都围着我妈和我弟，说这小子长得真好，说这鼻子这眼睛像他爸，说这以后是个有出息的。
我在旁边端菜，听了一下午。
有个远房的姑婆，喝了两杯，脸红了，拉着我妈的手说，还是你有福气，一儿一女。
我妈说，是是是。
姑婆又说，招娣这名字取得好，招来了，真招来了。
满桌人都笑。
我把一盘红烧肉放下，手指头在桌沿停了一下，然后转身回灶台。
那是我第一次听人当着我的面，把我的名字和我的弟弟连在一起，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我那时候五岁，我不懂什么叫理直气壮，我只觉得那句话像一只手，按在我肩膀上，让我坐下，让我别动。
后来我读到一本书，里面说，命名是一种权力。
我读到这句的时候在图书馆，下午三点，阳光正好落在书页上。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书，趴在桌上。
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终于有人替我说了一句我一直说不出来的话。
那天满月酒散场很晚。
亲戚走了，桌子收了，院子里剩下一地瓜子壳和几个倒着的塑料杯。我妈抱着我弟进屋，我爸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
我一个人蹲在院子里，把地上的鞭炮碎屑捡起来，堆成一小堆。
红色的，碎纸，有的还带着一点没烧透的黑。我捧起来，撒出去，看它们落在水里——白天洒的水，还没干。
它们浮着，慢慢沉下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捡那个。也许是因为，整个下午，那是唯一一件属于我、又没人在意的事。
我爸抽完第三根烟，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进去睡。
我说，哦。
那一声“哦”，是我这辈子说过的最听话的一个字。
而我妈那句“今天高兴”，我一直记着。它没有错，鞭炮是为我弟放的，高兴也是为我弟的，这没有错。
错的是我在场。
我在场，而且我五岁，我记性好，我什么都记得。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毛病：我什么都记得。
别人忘掉的东西，我记得。别人随口说的话，我记得。别人溅到我裤子上的一点泥，我记得。
我记得的这些东西，后来堆成了一个人。
而那个院子里放鞭炮的下午，是我唯一一次，清楚地看见自己的位置——在六桌之外，在门口，在端着菜的那条路线上，一趟一趟，走过来，走过去，没有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