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开小卖部。
这四个字说出来很轻，像一句介绍，其实是我全部的童年底色。玻璃柜台，油漆掉了一半，露出底下发白的木纹；柜台后面一排烟，红塔山、白沙、芙蓉王，摆得像某种仪仗；再往后是货架，辣条、话梅、大大泡泡糖、五毛一包的唐僧肉。夏天最值钱的不是这些，是那台冰柜。
冰柜是白色的，卧式，盖子上有一道裂，用透明胶带粘过。胶带用了太久，边缘发黄，翘起来，粘着灰。它一年四季都在响，夏天响得尤其认真——嗡嗡嗡，根本停不下来。
我妈说那是钱在响。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蹲在地上数硬币，一块，五毛，摞成小塔。她数钱不说话，数完了才说，语气很笃定，像在念一条家训：听见没有，那是钱在响。
我不信。我趴在冰柜旁边，耳朵贴着盖子听。那声音不在外面，在里面，闷闷的，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里面敲。
我跟我妈说，里面有人。
她说，你再胡说。
我说真的，有人在敲。
她抬手作势要打我，我就跑。跑出去三步，回头看，她已经在招呼客人了，脸上挂着那种对谁都一样笑。
我那时候七岁。
小卖部最忙的时候是傍晚。放学的人一波一波地过，买辣条的，买冰水的，买五毛钱一包的小浣熊，拆开就蹲在门口拍卡。我妈站在柜台后面，收钱找钱，动作快得像机器。我负责递东西，她报一个，我拿一个。
我记得那些名字——唐僧肉、牛羊配、无花果、麦丽素、酸梅粉。我记得它们的价钱，记得哪一种是新来的，哪一种卖得最慢。我甚至记得有个老头每次只买一包最便宜的黑烟，站在门口抽完才走，烟灰弹在地上，用鞋底碾一下。
那些年我认识的人，比后来二十年加起来都多。可他们都不认识我，他们管我叫“小卖部家那个”。
不是招娣，也不是什么，就是“那个”。
七岁的我，晚上睡在小卖部后面的隔间里。隔间和店面只隔一层木板，木板上钉着塑料布挡风，冬天透冷气，夏天不透风。冰柜就在木板那边，隔着墙，声音照样过来。
夜里，我妈把店门一拉，卷帘门哗啦一声落下来，整个世界就剩那个嗡嗡声。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它响。它不像白天那么亮了，白天它被各种声音盖着——有人讲价，有人喊孩子，有人在门口拍鸡毛掸子。到了夜里，别的都走了，只剩它。
它一响，我就睡不着。
我后来常想，我这毛病是不是从那时候落下的。别人的失眠有原因，考试，失恋，工作。我的原因很朴素：一台冰柜，和我隔着一层木板。
我弟出生那年，我五岁。
我记得清楚，虽然我妈说五岁的孩子记不住事，说我是后来听人说的，自己编的。可我确实记得。我记得那天下午太阳很大，院子里晒着刚洗的床单，白得晃眼。我爸从外面回来，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表情——不是笑，是那种憋着的、怕人看见的高兴。他站到院门口，点了一挂鞭炮。
鞭炮炸响的时候，我哭了。
不是那种小声哭，是整个人被吓住，站在墙根，眼泪自己往下掉，一声都喊不出来。我妈从屋里出来，头发没梳，穿着拖鞋，一把把我拉过去，说，别哭，今天高兴。
今天高兴。
这四个字我记了很多年。它没有恶意，我知道没有。可它那天落在我身上，像一根针，扎进去，不深，也没拔出来。
后来我学到一个词，叫“位置”。我那时不知道这个词，但我知道一件事：在这个家里，我的位置是先来的那一个，是招来的那一个。鞭炮不是为我放的，高兴也不是为我。
我弟生下来以后，家里更挤了。小卖部后面的隔间多了一张床，我睡里侧，靠墙。靠墙的意思是，夜里翻身要小心，不能翻太狠，会撞到。
那几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睡不着的时候，就把白天听来的话在心里过一遍。
我妈说，招娣，把烟递给我。
我妈说，招娣，你弟哭了，去看看。
我妈说，招娣，别老看书，看坏了眼睛。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都很平，像在说天气。她不是坏人，她只是一个很累的女人，开着一家小卖部，养着两个孩子，每天数硬币数到手指发黑。她爱我的方式，是记得我不吃姜。
我后来想通了这一点，是很多年以后。那天我在食堂打饭，阿姨问我要不要姜，我说不要，忽然就想起我妈——她每回炒菜，都会把我的那份单独盛出来，不放姜。
想通的那一下，我差点在食堂哭出来。
当然我没哭。我端着盘子找了个角落坐下，把饭吃完，一粒米没剩。
说回冰柜。
那台冰柜后来坏了。我上初中那年夏天，它忽然不响了。我妈急得团团转，叫了人来修，修了两次没好，最后换了一台新的。
新的那台不响。
我第一次发现它不响，是某个夜里。我躺在床上，等那个声音，等了很久，没有。
四面墙安静得像被人抽走了什么。
我翻来覆去，越安静越睡不着。
那一夜我第一次明白一件事：我讨厌的不是那个声音，是那个声音之外的东西。它在的时候，我可以怪它。它一走，我就得自己面对那份安静。
而安静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