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五下午，那个穿皮夹克的人又来了一回，还是站在五金铺的卷闸门前面，抽了两根烟，不到五点就走了。礼拜六燕伯在窗边坐了一整天，作业摊在膝盖上，写一页，就抬头往街角看一眼，五金铺门口一直空着，只有洗衣店的老板娘出来倒过两回水。礼拜天上午也空着。他翻到化学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在十月七号那一行底下添了一行：十月九号，礼拜五，三点五十到四点五十。又往下写了一行：十月十号，礼拜六，没有看见。
写完了，他看着这两行字看了一会儿，也说不清是该放心，还是不该放心。
电话是礼拜天上午十点多打来的。燕伯拿起听筒，那边先是一阵很轻的沙沙声，然后才是母亲的声音，用的是德语，叫他扬。慕尼黑那边这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他听见母亲那头有一只杯子放到桌上的声音。
母亲平常打电话来，问的总是那几样，吃得好不好，天冷了没有，钱够不够用，问完了，就说照顾好自己，前后不过五分钟。这一回她问完了这几样，并没有挂，停了一下，问他学校里是不是已经在讲申请大学的事了。
“讲了。” 燕伯说，“辅导老师让我月底以前去找她。”
“你父亲跟我说了。” 母亲说，“他说你成绩还不错，纽约这边的学校可以试一试。”她又停了一下，“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也可以回慕尼黑来读。”
燕伯拿着听筒，没有出声。
“这边的大学不收学费，你知道的吧？” 母亲说，“我已经去问过了。你的美国文凭还差一点，要补一些东西，可能要多读一年，我都问清楚了，有办法的。住的地方也不用愁，家里有你的房间。” 她说得很快，好像这些话已经在心里排练过很多遍了一样，“你不用现在就决定，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还有这么一条路你是可以选的。”
窗外有一辆垃圾车开过去，轰隆隆地响了很久。燕伯等它开远了，才说：“好。”
“你好好想想。”
“知道了。”
他是真的想了。母亲在那边讲学校的名字，讲从家里坐电车过去要几站，他听着，眼前就出来了那条路。那条路他小时候走过，两边都是栗子树，秋天的时候栗子掉得满地都是，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路的尽头是一座灰色的大楼，台阶很宽，台阶上坐满了人。他想他也可以坐在那些台阶上，夹着书，等电车，晚上回到家里，厨房里还有人在做饭。
这么想着，他的眼睛就落到了沙发上。
毯子叠成四方块，放在扶手上，枕头压在毯子上面，是华龄儿最后一回睡在这里的时候叠的，这么些天一直没有人动过。沙发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只烟灰缸，里面是空的，洗干净了。燕伯看着那只烟灰缸，母亲在电话里还在说着什么，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
他想到了那张表。辅导老师给过他一份申请表，就夹在书包里，第一页要填名字、生日、社会安全号码，最后一页要写你今后的打算，五年以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燕伯拿到那张表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难的。可是现在他想，要是把这张表放到华龄儿面前，他连第一页都填不下来。名字是梁叔起的，生日是梁叔替他选的，社安号他根本就没有，至于五年以后，华龄儿连下个礼拜在哪里睡觉都说不准。
燕伯握着听筒，手心里慢慢地出了汗。他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只觉得刚才那一会儿想着栗子树、想着电车的自己，好像背着人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
“扬？”
“我在听。”
“你最近好吗？” 母亲问，“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太一样。”
“我...很好。”
母亲那边没有说话。燕伯听见她把听筒换了一只手，有一点点窸窣的声音，然后她说：“你需要什么，要说出来。你从小就这样，什么都不说，我是你母亲，你不说，我是不会知道的。”
燕伯张了张嘴，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又咽回去了。
“我什么都不需要。”他说。
挂了电话，他看了一眼厨房墙上的钟，这个电话打了十七分钟。他站在电话机旁边，把听筒上那根卷着的线一圈一圈地理顺了，理完了，又去书包里把那份申请表拿出来，夹进化学笔记本里，跟那几行“没有看见”放在了一起。
礼拜二上午，阿尔瓦雷斯在走廊里叫住了他，问他那份表看了没有。燕伯说看了。她说那就好，又说你的历史老师跟她讲过，你上学期写的那篇报告很不错，可以拿去当写作样本，“你可以往远一点想，Jan，不一定非得留在纽约。”
燕伯说他还在想。阿尔瓦雷斯点点头，抱着一摞文件夹往办公室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问他表哥最近怎么样。燕伯愣了一下，才想起来她说的是华龄儿，就说他很好，在上班。她说那就好，替我问他好。燕伯站在走廊里，一直到上课铃响了，才往教室走。
那一节是历史课。坐在他前面的凯茜桌角上摞着两本图书馆借来的书，最上面那本的书名里有排华法案几个字。老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她也转过身来，压低了声音问他，他上回带来的那本讲排华法案的书是从哪里借的，她想找当年的旧报纸，但是学校图书馆里一张也没有。
燕伯说是东百老汇那家分馆，那里有缩微胶片，凯茜听了，嗯了一声，像是记下了，又转回去了。
礼拜二晚上，洋基队在主场打第六场，赢了就进世界大赛。燕伯没有开电视，只开着厨房的灯，坐在窗边写一篇历史课的报告。十点多的时候，街上的声音就慢慢多起来了，有人从楼里跑出来，有人在对街的酒吧门口吹口哨，快十一点的时候，整条街人声鼎沸，三楼那家人的窗户也开了，一个男人探出半个身子，好像冲着下面喊了一句什么。
燕伯就在这一片声音里，看见街角走过来一个人。
那个人走得不快，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深蓝色的外套扣到了领口。燕伯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华龄儿。他一直走到洗衣店门口，才抬起头往四楼看。燕伯站起来，没有开窗，也没有挥手，就站在那里。华龄儿看见了他，低下头，进了楼门。
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下，门开了。华龄儿站在门口，脸冻得有点白，进来以后先回身把门关上，门链没有挂。
“吃饭了吗？” 燕伯问。
“吃了。”
“那你喝点热水。”
燕伯去厨房倒水，回来的时候华龄儿已经坐在沙发上了，正弯着腰解鞋带。他接过杯子，捧在手里，过了一会儿，才说：“那个穿皮夹克的，以后不会来了。”
燕伯站在茶几旁边，等着他往下说。
华龄儿没有再说下去，低头喝了一口水。窗外又有人在喊，叫的是一个球员的名字，叫了好几遍。燕伯想起笔记本上那几行“没有看见”，想问是不是梁叔已经知道了，想问知道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可是华龄儿捧着杯子的样子，好像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他向来是不肯再讲的。燕伯也就没有再问。他也没有说母亲打电话来的事，那份申请表还夹在笔记本里，笔记本就放在窗台上，离沙发不过几步远。
那天晚上华龄儿睡在沙发上，脸朝着门。燕伯躺在床上，听着街上的人一直闹到一点多。
礼拜四放学，燕伯陪凯茜去东百老汇的图书馆。凯茜的报告写的是十九世纪的排华法案，要找一些旧报纸，燕伯跟她提过东百老汇那家分馆里有缩微胶片，她就问他能不能带她去一趟。燕伯想了想，答应了，出门前把那顶洋基队的帽子戴上，帽檐压得很低。
两个人在胶片机前面坐了一个多钟头，凯茜找到了三篇，抄了满满两页纸。有一张旧报纸上登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人，一只大脚正把他从码头上往海里踢，凯茜看了，说真恶心，把那一页也抄了下来。燕伯盯着那幅画，盯了好一会儿，才把胶片往下摇。他自己那篇报告也带来了，摊在旁边，一个钟头只写了半页。凯茜是左手写字的，抄到后来，左手手腕的侧面蹭得黑黑的一道，全是铅笔灰，她自己也没有发觉。她一边抄，一边说她家姓李，可是她奶奶讲过，太爷爷刚来的时候用的不是这个姓，原来姓什么，奶奶也说不清了。说完了，她又问燕伯，你住得离唐人街这么近，认不认识什么人，愿意跟她讲讲的，老一点的也行，年轻的也行。
“不认识。” 燕伯说。
凯茜说那算了，低下头接着抄。燕伯看着屏幕上那几行字，过了一会儿，才把胶片又往下摇了一格。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凯茜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看了他的帽子一眼，说他平时从来不看棒球，这两天倒是一直戴着，洋基队进了世界大赛才想起来当球迷。燕伯说这帽子五块钱，是去年买的，戴它是因为东百老汇风大。凯茜说那你也该买一顶毛线的，说着自己先笑了，燕伯也跟着笑了一下。
他笑着，眼睛往对街看过去，就看见了华龄儿。
对街杂货店门口有两部公用电话，电话底下放着一只倒扣的塑料筐，华龄儿就坐在那只筐上，外套的帽子没有戴，手里夹着一根烟，正往这边看。他坐得很直，烟也没有往嘴里送，就那样看着，看了大概有两三秒钟。然后有一个男人走到电话旁边，跟他说了一句什么，他低下头，从外套里面摸出一样东西，递了过去。
燕伯站在台阶上，脚没有动。凯茜还在跟他讲那几篇旧报道，讲完了，问他坐哪路车，他说他走回去，凯茜就跟他说了再见，往地铁站那边走了。燕伯再往对街看的时候，那只塑料筐还扣在那里，上面已经没有人了。
那天夜里华龄儿来了。礼拜四不是说好的日子，燕伯听见钥匙响，从卧室里出来，华龄儿已经进了门，把外套搭在椅背上，去水池边洗手。燕伯说锅里还有汤，他说不吃了，燕伯说那我给你倒水，他点了点头。一直到睡觉，他都没有再开过口。燕伯坐在餐桌另一头写报告，写了几行，抬起头来想说什么，华龄儿正低着头擦鞋上的泥，擦得很仔细，一只擦完了又换一只，燕伯就把话收回去了。
他想说那是历史课上的同学，想说她的报告写的是排华法案，可是这些话在嘴里过了一遍，好像哪一句都不对，说出来倒像是在解释什么。夜里他躺在床上，听见客厅里的沙发响了一回，过了很久，又响了一回，后来就没有声音了。他一直睁着眼睛，等到窗帘边上透出一点灰白的光，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燕伯起来，看见华龄儿站在水池前面，手里拿着他的那只杯子。
杯子昨天晚上燕伯自己已经洗过了，倒扣在碗架上。华龄儿把它拿下来，打开水龙头，用手指在杯口抹了一圈，又伸进去，在杯底转了两下，冲干净，倒扣回碗架上。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又把它拿下来，打开水，从头再洗了一遍。
燕伯站在卧室门口，看着他把杯子第二次扣回去。碗架上两只杯子挨在一起，一只杯底有一圈细细的气泡，一只没有。华龄儿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拿起外套，说了一声走了。
燕伯说：“嗯。”
门关上了，钥匙在外面转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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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第 47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