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尼街清街那天以后，燕伯放学换了一条路走，不再从那几条卖鱼卖菜的街穿过去，往北多绕两个路口，从包厘街那边回来。那天在邮筒旁边，有人从他身后经过，压着嗓子说了三句英文，回家，现在，别回头，他听出了那个声音，也照做了，走出两条街以后他才想起来，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照做。华龄儿这几天没有来，窗栓还是拨开的，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都要走到窗边看一眼，看完了，把窗帘拉严。
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是星期四晚上七点多，燕伯正站在炉子前面等一锅水开。敲得很规矩，三下，停一停，又三下，楼里没有人这样敲门，三楼的老太太从来不敲，房东来收房租是拍，拍得整扇门都震。他关小了火，走到门边，从猫眼里往外看，楼道里的灯昏黄，照着一件深色的大衣，大衣上面是父亲的脸，鬓角那点白在灯底下更白了。
他拧开锁，摘下链条，开了门。父亲站在门口，一只手还举着，另一只手里捏着一串钥匙，钥匙圈上挂着七八把，最边上那把是黄铜的，新配的，齿口还亮着，跟电话旁边那把一模一样。
“我怕你不在。”父亲说，把钥匙收进大衣口袋，“我在下城开一个会，结束得早，就过来看看。”
燕伯让开门。父亲进来，在门口的脚垫上蹭了蹭鞋底，蹭得很仔细，左脚，右脚，然后站在客厅中间，四下看了一圈，看沙发，看电视，看靠墙那一排书，书是按高矮排的，从左往右，高的在左边，父亲的目光在那排书上停得最久，嘴角动了一下，像是认出了什么。他没有脱大衣，只解开了最上面那颗扣子，围巾也没摘，灰色的羊绒围巾，是艾琳去年圣诞节送的，燕伯记得那个盒子。
“你在做饭？”
“煮面。”
“好。”父亲点了点头，好像煮面这件事本身值得肯定。他走到厨房门口，看了看炉子上的锅，又看了看水池，水池里没有碗，碗架上倒扣着两只厚底玻璃杯。父亲伸手拉开了冰箱门。
冰箱里一格一格码着速冻饭，鸡肉的，牛肉的，千层面，摞得像超市的货架，最上面一格是牛奶、黄油和两盒鸡蛋，门上那一格放着一瓶橙汁，喝了一半。父亲站在冰箱门口看了很久，冷气扑在他脸上，他的眼镜片蒙了一层薄雾，他摘下来，用围巾的一角擦了擦，又戴上。
“蔬菜呢？”
“我买过，放坏了。”
“那就买水果，水果放得住。”父亲关上冰箱，“苹果，橙子，楼下就有卖的。钱还够吗？”
“够。”
父亲从大衣内袋里拿出支票簿，在餐桌上铺开，拧开钢笔，写了一张，写得很快，签名还是那个签名，连笔，往右斜，燕伯在窗玻璃上一笔一笔描过的那个签名。父亲把支票撕下来，压在桌上，用手指按了按。
“上回那张存了吗？”
“存了。”
“好。”父亲把支票簿收回去，“学校呢？还好吗？”
“还好。”
“老师有没有找过你？有什么要家长签的？”
燕伯看着父亲的脸。父亲问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桌上那张支票，问完了才抬起来看他。那张表格这时候插在学校办公室一个抽屉里，插在一沓B的中间，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写着这个公寓的地址和这部电话的号码，签名是燕伯照着支票描的。
“没有。”燕伯说。
“好。”父亲说，“有的话就寄到我办公室，或者打我传呼机。号码你都有。”他说着，眼睛又在燕伯脸上走了一遍，跟搬家那天在车里一样，看脸色，看眼白，看嘴唇干不干，像在看一个说自己不疼的病人，看完了，没有发现什么，脸上松了一点。
“我都有。”
父亲在餐桌边坐下来，大衣下摆垂到椅子底下。他没有提那个礼拜天，那个他在电话里说“下周日，我一定过去”的礼拜天，后来那个礼拜天燕伯也洗了两只杯子，摆在桌上，到天黑又收了一只回去。父亲没有提，燕伯也没有提。父亲说艾琳还躺着，医生说最好一直躺到生，她在床上看书，看电视，看得很烦，脾气也不好。说到这里父亲笑了一下，笑得很短，像在给什么东西道歉。
“你妈妈打过电话来吗？”
“上个礼拜。”
“她问我你住在哪里。”父亲把钢笔的笔帽拧上，又拧开，“我跟她说，你住在下城，离学校近，楼里很安静，我每个礼拜都过来。”他说完这句话，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表盘朝里戴着，是他在手术室里养成的习惯。“她那边忙，你也知道，她要是打电话来，你就说很好。”
燕伯看着父亲。父亲没有看他，看着那支钢笔。燕伯说：“我一直说很好。”父亲点了点头，好像这正是他要的答案，又好像不完全是。
燕伯去厨房给他倒了一杯水，拿的是碗架上那只厚底玻璃杯，就是那天晚上华龄儿坐在窗户底下喝过的那一只。父亲接过去，喝了一口，放在桌上，杯底在桌面上洇出一个湿圈。
“这个，”父亲说，下巴朝壁橱那边点了点。壁橱的门半开着，药箱搁在最上面那层，铁皮的，白底红十字，红十字掉了一角漆。“你拿出来了。”
“嗯。”
“好，这个要放在找得到的地方。”父亲说，“有什么事，先处理，再打电话。”
燕伯说好。那张清单就贴在药箱盖子里面，最后一行是他自己的字，十一月，纱布，胶布四条，阿司匹林二。父亲没有站起来去看，也没有问为什么用了纱布。
“我洗个手。”父亲说。
卫生间很小，门开着，燕伯站在客厅里，看得见父亲的背影。父亲把大衣袖子往上推了推，拧开水龙头，用肥皂搓手，一直搓到手腕，搓得很久，指甲缝也刷了，跟他自己那天晚上一模一样。父亲擦手的时候，眼睛落到了角落里那台小洗衣机上，停住了。
“这台能用吗？”
“房东说能用。转起来会往外走。”
父亲走过去，掀开了洗衣机的盖子。燕伯听见盖子掀起来的声音，一下子想起了里面有什么。那件衬衣扔进去以后，他一次也没有用过那台洗衣机，转起来整台机器会往外走，咣咣地撞墙，他的衣服都拿到楼下的洗衣店去洗了。那件衬衣就一直躺在里面，躺了快三个礼拜。
父亲从洗衣机里拎出了那件衬衣。衬衣是干的，皱成一团，揉过的地方硬邦邦的，领口和左边腋下那一大片铁锈似的黄褐色，摊开来，在卫生间的灯底下看得清清楚楚。一股霉味散出来，混着别的什么味道，很淡。
父亲是看血看了二十年的人，他不用问那是什么。他拿着那件衬衣，翻过来，看了看领口，看了看那个洗没了字的小标签，又翻回来，看着腋下那一片。然后他转过身，看着燕伯，眼睛从燕伯的脸往下走，走到脖子，走到两只手，在手上停了一下，又回到脸上。
燕伯知道父亲在看什么。父亲在找伤口，找鼻子，找嘴角，找指节，找一个能流出这么多血的地方，可他找不到，燕伯身上什么都没有。
“这是谁的？”
“洗衣机里本来就有的。”燕伯说，“上一家留下的。我前两天才看见，还没扔。”
话说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声音很平，平得不像他的声音。他从来没有这样对父亲说过话。小时候打碎过一只花瓶，他站在碎片旁边等父亲回来，父亲问，他就说是他打的；数学考坏了，成绩单不用父亲找，他自己放在父亲书桌上。他不是没想过撒谎，只是从来不觉得有这个必要，父亲问的事，他都答得上来，答出来的都是真的。这一回他答得也很快，快得好像早就准备好了，其实他什么也没准备。
父亲看着他，看了大概有两三秒。燕伯也看着父亲，没有把眼睛移开。他想，父亲要是再问一句，问上一家是什么人，问他为什么不扔，问这一片血是怎么来的，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父亲没有再问。他把衬衣扔回洗衣机里，盖上盖子，又去水池边洗了一遍手，这回洗得更久。
“明天就扔了，”父亲一边擦手一边说，“这种东西不要留着。这楼里以前住的什么人都有。”他走出卫生间，看了看窗户，窗帘拉着，他走过去拉开一角，看了看外面的防火梯，看了看窗栓。窗栓是拨开的。父亲把它拨上了，咔嗒一声。
“晚上要锁窗。”
“好。”
“这一片晚上不太平，”父亲说，“新闻里天天讲治安好了，好的是上城。晚上没事就别出门，买东西白天买。”他说这话的时候背对着燕伯，还看着窗外那架防火梯，铁栏杆上积着一层黑灰，有一处的灰让人蹭掉了，露出底下的铁锈。父亲看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把窗帘放了下来。
父亲又在餐桌边坐了一会儿，喝完了那杯水。他问燕伯圣诞节有什么打算，燕伯说没有，父亲说那就再说，艾琳这个样子，他也说不准。他说话的时候，大衣口袋里响了起来，嘀嘀嘀，三声，父亲把传呼机掏出来看了一眼，看完了，按了一下，屏幕暗下去。
“医院。”父亲说，站起来，把大衣最上面那颗扣子扣上，“我得走了。”
燕伯送他到门口。父亲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回过头来，像是还有什么话要说，看了他一会儿，最后说的是：“锅里的水，别烧干了。”
“我知道。”
父亲走了。楼道里的脚步声一级一级地往下，走到三楼的时候，三楼那扇门后面的锁响了一下。燕伯站在门里面，等楼门关上的声音传上来，才把门锁上，挂上链条。他走到临街那扇窗前往下看，那辆深蓝色的轿车停在消防栓旁边，父亲站在车门边，手里捏着车钥匙，没有马上上车，抬起头往楼上看了一眼，看的大概是四楼，也可能只是在看天。路灯照着他的脸，隔得太远，看不清是什么表情。然后他拉开车门，坐进去，车灯亮了，车子慢慢开出去，到了街口，打了右转的灯，拐过去了。
炉子上那锅水已经烧得只剩一半，还在咕嘟咕嘟地翻。他关了火，没有下面。他回到客厅，在父亲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椅子上还有一点温度。桌上压着那张支票，杯子里还剩一点水底。父亲问了冰箱，问了钱，问了学校，问了窗户锁没锁。燕伯一样一样地想，想到最后，发现父亲一句也没问他晚上一个人在这里怕不怕。他坐在那里，等着自己为这件事难过，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只是觉得屋里很空，空得能听见冰箱的马达在响。
他起身去卫生间，掀开洗衣机的盖子，把那件衬衣拿出来，在水池里接了冷水，加了一把洗衣粉，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搓。领口搓不掉，腋下也搓不掉，颜色淡了一些，成了发旧的黄。他把它拧干，抖开，搭在客厅的暖气片上，袖子垂下来，滴着水，滴在地板上。
然后他走到窗边，把父亲拨上的窗栓又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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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第 14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