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顺是祥哥塞给他的，说新来的，带两个礼拜，教会了就放手。阿顺十八岁，比他大一岁，个子却矮半个头，圆脸，眼睛小，笑起来就看不见了，穿一件红黑两色的公牛队外套，胸口那头牛绣歪了，一看就是坚尼街上十块钱一件的货。他到唐人街不到半年，广东口音很重，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可话特别多，从早上见面开始就没停过，说他住的那间屋子有九个人，说楼下车衣厂的老板娘骂人很难听，说他的女朋友小梅在另一家车衣厂踩车，一个月能挣多少，说等他攒够了钱，就跟小梅出去租一间屋，带厨房的。
华龄儿一路上没有接他的话，只告诉他车推稳，箱子码正，过马路先看左边。
这一车货是送去勿街那几家铺子的。一家是地下室的录像出租店，门口挂着褪了色的香港明星海报，老板是个瘦老头，收货的时候一盘一盘对着单子点，点完了把钱数给华龄儿，数两遍，再让华龄儿数一遍；一家是卖杂货的，录像带塞在柜台底下，跟腌菜坛子放在一起；还有一家是理发店，老板娘烫着一头卷发，正给客人吹头，腾不出手，用下巴指了指里屋，让他们把箱子放在洗头盆旁边。阿顺看什么都新鲜，在理发店里盯着墙上的价目表念，念到一半让华龄儿拽了出去。
“看什么，”华龄儿说，“送完了再看。”
“我就看看剪个头几多钱嘛。”阿顺说，“小梅说我头发太长，像个流氓。”
最后两箱要送到坚尼街那头。手推车的一只轮子松了，推起来往右边偏，华龄儿让阿顺在后面扶着，自己在前面拉，从勿街拐出来的时候，他先听见了声音。
街上的声音变了。平时坚尼街上是讨价还价的声音、收音机的声音、卖糖炒栗子的铁锅翻动的声音，这时候那些声音一下子散了，散成一片乱哄哄的喊叫，有人在跑，有人推着车跑，车轮子在人行道上颠，颠得哐当哐当响。街对面那排卖手袋和手表的摊子正在往下撤，摊主们把蓝色的塑料布四个角一拎，整摊货兜成一个大包袱，往背上一甩，钻进旁边的楼门里，动作快得像排练过很多遍。来不及撤的那几个摊子前面已经站着警察，三个，四个，后面停着两辆警车，还有一辆白色的卡车，车厢敞着，几个穿深色制服的人正把折叠桌往车厢里扔，桌腿撞在铁皮上，砸出很大的响声。
“清街。”华龄儿说，“车子推进去。”
他拐进旁边一家烧腊店和金铺中间的窄道，把手推车塞进去，拿一块纸板挡住箱子，又让阿顺站到车前面。阿顺脸都白了，嘴却还在动，问会不会抓人，抓了会不会查身份，查到他怎么办。华龄儿说你不出去就不会，阿顺就不说话了，紧紧贴着墙，两只手攥着公牛队外套的下摆。
华龄儿自己的手按了一下外套内袋。内袋里有一只塑料皮夹，皮夹里夹着一张纸，叠了四折，边上已经磨毛了，上面有他的名字，有一个出生日期，有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地址。那张纸是梁叔给他的，给他的时候梁叔说，有人问，就拿这个，别的什么也不要说。这些年有人问过两回，两回他都把纸拿出来，人家看了看，还给他，他就走了。可他知道这张纸经不起认真看，就像那些卡片经不起打第三次。
华龄儿没有躲进去。他站在窄道口，半个身子在外面，看街上。
一个卖水果的老头推着车往这边跑，车子太重，跑不快，一筐橙子在拐角那里翻了，橙子滚了一地，滚到马路上，让一辆货车压扁了两个。一个警察追着一个卖手表的年轻人跑过去，那人跑得很快，手里的包袱散了，一路掉手表，金的银的，在人行道上蹦，一个老太太弯腰捡了一块，揣进口袋，若无其事地接着走。有人在喊，用广东话喊，用福州话喊，也有人用英文喊，喊的都是那几个字。离窄道口不远，一个警察拦住了一个拎着塑料袋的中年男人，袋子里只是几把青菜，那人什么也没卖，警察还是让他把证件拿出来。男人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张卡片，警察拿着看，看了正面看背面，男人站在那里，两只手垂着，一动不敢动，脸上堆着笑，笑得很难看。最后警察把卡片还给他，挥挥手让他走，他走出去好几步才敢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一把青菜。白色卡车的车厢里已经堆满了，折叠桌，塑料布，几只装满VCD的纸箱，有一只纸箱翻了，碟片撒出来，撒在车厢底板上，阳光照下去，一片一片晃眼。
然后他看见了燕伯。燕伯站在对面街角，邮筒旁边，书包挎在一边肩上，穿着那件灰呢大衣，头发在冬天下午那点斜阳里白得发亮，这条街上没有第二个人是这种颜色。他没有跑，也没有走，就站在那里看，看那个让人按在墙上的卖表的年轻人，看卡车，看满地的橙子，脸上没什么表情，跟那天夜里抱着牛奶站在杂货店门口的时候一模一样。来往的人从他两边挤过去，撞了他的肩膀，他往邮筒那边让了让，接着看。
华龄儿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怎么在这里。这里不是他回家的路，他回家用不着走坚尼街。第二个念头来得比第一个快，快得他手心一凉：红夹克也在。
红夹克在燕伯斜对面，隔着半条马路，靠在一家眼镜店的橱窗上，手插在口袋里，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两个人都不跑，也没有货，就是在看热闹。红夹克先是看警察，看卡车，嘴里嚼着什么，后来他的脸慢慢转了过去，转向邮筒那边，停住了。
那天夜里是谁报的警，红夹克知道。整条街只有一个白头发的，那天夜里抱着牛奶站在杂货店门口，第二天警车就停在了公用电话那里。
华龄儿以前看燕伯，看的是一个站在边上的人。站在窗户后面，站在杂货店门口，站在楼梯最后两级台阶上，看见什么都不躲，也不掺和，看完了，回到他那间亮着灯的屋子里，锁上门。站在边上的人不会出事，出事的都是站在里面的。可这时候他看着那个白得发亮的脑袋，看着红夹克那张脸慢慢转过去，忽然觉得这条线不在了。这个人站在邮筒旁边，跟站在马路当中没有分别，警察随手就能拉他过来问话，问他看见了什么，红夹克随时可以过街，过来问他记不记得自己。他那么干净，那件大衣，那双白色的球鞋，脸上什么都没有，好像这条街上的事一件都碰不到他。可是能碰到。华龄儿知道能碰到，碰到了，也洗不干净。
“你在这里看着车。”他对阿顺说，“我不回来，你就等到天黑再推回去。”
“你去哪里？”
华龄儿没答。他把外套的帽子拉起来，罩住头发，低着头，混进过马路的人里。他没有直接朝邮筒走，先往东走了一截，从一个卖菜的摊子后面绕过去，绕到燕伯身后，经过他的时候没有停，脚步也没有慢，只是用英文说了一句，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燕伯一个人听得见。
“回家。现在。别回头。”
燕伯的肩膀动了一下，像是要转过来，又停住了，脖子绷得很直。他接着往前走，走了七八步，在一家药材铺的门口站住，假装看橱窗里那些干货。橱窗玻璃里映出街角，他看见燕伯还站着，站了大概两三秒，书包带子从肩膀上滑下来一点，他拉了上去，然后转身，往北走了。没有回头，走得也不快，跟一个刚好放学路过的学生没有两样。
华龄儿从橱窗里看着那个白脑袋越来越小，拐过路口，没了。他转过身，摘下帽子，靠在药材铺的门框上，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一支。这回火柴一划就着了。
隔着半条马路，红夹克看见了他。红夹克没有动，嘴里还在嚼，嚼了一会儿，朝他咧了一下嘴，两根手指在自己左边眉毛上划了一下，划的正是他那道疤的位置。华龄儿看着他，抽烟，没有动。过了一会儿，红夹克从橱窗上直起身，跟旁边那个人说了句什么，两个人往东走了，走进了下一条街。
清街一直清到天快黑。警车开走的时候，坚尼街上空了一大片，人行道上剩下橙子皮、碎塑料布、一只掉了带子的手袋，还有几块手表，表面朝下，压在排水沟的栅栏上。那些卖货的人没有走远，警车一拐弯，他们就从楼门里、从餐馆后厨、从停着的货车后面一个一个出来了，把包袱解开，塑料布抖平，摆回原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回到窄道里，阿顺还贴着墙站着，腿都站麻了，看见他回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吓死了，又说刚才那个警察抓的那个卖表的他认得，跟他住一栋楼，福建来的，这回不知道放不放得出来。说完了，他压低声音问：“刚才街角那个白头发的，是谁啊？你过去跟他讲话了。”
“不认识。”
“不认识你过去？”
“问路。”华龄儿说，“他问路。”
阿顺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两个人把手推车推出来，那只松了的轮子又往右边偏，最后两箱货送到坚尼街那头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收货的人是个戴毛线帽的胖子，站在店门口跺着脚，嫌晚，一边点货一边骂，最后扣了五块钱。回去的路上阿顺又开始说话，说小梅，说那间带厨房的屋子，说清街的时候他想的全是小梅，要是他让人抓了，小梅一个人怎么办。华龄儿听着，没有接话。
在赵六的面包车旁边，祥哥的人在等他，是个平时帮祥哥跑腿的后生，靠在车门上抽烟，看见他就把烟扔了，说梁叔叫你明天下午上去一趟，饮茶的时间，别迟到。说完了，那人又多看了他两眼，看他眉毛上那道疤，好像想问什么，最后没有问，走了。
华龄儿把阿顺打发回去，自己在面包车边上站了一会儿。车顶上落了一层灰，有人用手指在上面画了一个乌龟。他想起燕伯转身往北走的样子，书包带子滑下来一点，他拉了上去，没有回头。叫他别回头，他就真的不回头。华龄儿站在那里，把这件事翻过来看，翻过去看，想不出这个人为什么会听他的，也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过那条马路。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又碾了一下。
那天晚上他没有去那栋楼。他从坚尼街往回走，走到那条街的街口，站住了，看了看街角那张空着的折叠桌位置，看了看洗衣店旁边那部公用电话，没有往楼上看，转身走了另一条路。红夹克今天看见了那个白脑袋，也看见了他，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他不想让任何人再看见第二回。
他走到阿坚那间屋子楼下，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听见楼上有人在打麻将，牌推倒的声音哗啦哗啦的，有人笑，有人骂，他才推门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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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第 13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