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粮市在鸡鸣时分开市。
裴知微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蹲在粮市外围一棵歪脖子槐树底下。她面前摆着半截砖头，砖头上搁着那把缺角算盘。算盘是父亲裴远山留下的，右下角磕掉了一块，露出底下发黑的木茬。她不修，就用着。
周记粮铺的伙计扛着麻袋往里搬，一个麻袋压一个麻袋，摞了五层。裴知微的眼睛跟着麻袋走，嘴唇微动，没出声。她的手指在算盘上拨了一下。
第一天，她记的是进出货的时间。
周记粮铺寅时三刻开门，卯时正开始进货。进的是陈粮，从南边水路来的船粮，麻袋上印着“裕丰”二字。卯时三刻到巳时，共进四十二袋。出粮从午时开始，散买为主，到申时打烊，她数了进出的人头，折算下来出粮不到八袋。
孙记粮铺在周记隔壁，进货时间晚半刻，出粮也少。陈记在街尾，更少。
第二天，她记的是品类和重量。
周记进的陈粮每袋标重一石，她趁伙计搬货时不小心磕破一袋，抓了一把看——米色发黄，是去年秋收的稻子，存放至少八个月以上。这种陈粮在云州边陲卖三钱银子一石，到了滁州粮市，标价六钱五分。
孙记进的也是陈粮，品类相同，来源不同，麻袋上印着“恒通”。陈记的更差，米里有虫眼。
第三天，她记的是车马和船号。
周记的粮从南门水门进，船号她记了三条，都是裕丰行的船。孙记的粮走陆路，骡车，车辕上刻着“恒通”标记。陈记的粮也走水路，但船号和周记不同——可裴知微在码头见过那些船，船底吃水线一样深，船篷绑法一样，是同一个船行的船，只是换了号牌。
三家粮商的进货渠道看似不同，实则同源。
三天记完，裴知微回到她寄身的城隍庙偏房。偏房是柴房改的，只容一张破草席。她把草席掀开，地上铺着三张纸——三天分别画的。
第一张纸记时间，第二张纸记品类重量，第三张纸记车马船号。她把三张纸摞在一起，对着油灯看。
然后她拿起缺角算盘。
算盘珠子拨动的声音在柴房里响起来，噼啪噼啪，像下雨。
她用的是父亲残账里的记账法。残账只剩半本，前半本被撕掉了，后半本的字迹也模糊，但记账的格式还在——不是普通商人的流水账，而是一种交叉核算法。每一笔进货同时记品类、数量、来源、时间、价格五项，五项之间互相对照，任何一项对不上，就有问题。
父亲裴远山走三州盐铁生意，用这套记账法记了十几年。裴知微从十二岁起帮父亲誊账，每个字怎么写、每笔怎么核，刻在骨头里。
她把三天数据按父亲的格式排开。
周记，三天进货一百二十六袋，每袋一石，合计一百二十六石。出粮三天共二十三袋，合二十三石。净存一百零三石。
孙记，三天进货九十八袋，净存八十一石。
陈记，三天进货八十七袋，净存六十九石。
三家合计净存二百五十三石。
裴知微的手指停在算盘上。
滁州城她查过。城内在册住户四千七百户，按每户每月半石粮算，全城每月用粮约两千三百五十石，每日不到八十石。二百五十三石，够全城吃三天多——但这只是三天的净存量。
她又翻出前两天在码头记的船号。裕丰行的船，三天进了六趟，每趟少则四十袋，多则六十袋。恒通行的骡车，三天进了十一趟，每趟八到十袋。还有陈记那条线——她记了船号，去码头问过船工，船工说这条线五天一趟，每趟五十袋以上。
裴知微重新拨算盘。
按进货频率折算，三家每月进货量在两千石以上。出粮按目前速度，每月不到七百石。净存每月一千三百石。
滁州半年用粮，一万四千一百石。三家半年净存量——
算盘珠子拨到最后一下，停了。
七千八百石。
这个数字不算夸张。但裴知微又翻了一页纸。上面记着她这半个月在滁州各处打听到的情况：城内另外还有七家小粮铺，这七家小粮铺的进货量加起来不到三家的一成。也就是说，滁州粮市九成的粮，捏在周记、孙记、陈记手里。
九成的粮，加上每月一千三百石的净存——半年后就是近八千石。滁州城半年用粮一万四千石，八千石占了大半。
如果三家继续囤，到冬天——
裴知微把笔蘸了墨，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三家囤粮，等冬荒抬价。”
写完她没有接着写。她把笔搁下，看着这行字，又看了看窗外的天色。天快亮了，城隍庙的晨钟快响了。
她拿起那张纸，翻过来，在背面又写了一行。
“粮价目前六钱五分一石。冬荒若至，至少一两二钱。翻倍。”
然后她把正面的结论涂掉了。
不是推翻判断——她信自己的账。但结论写在纸上，就是证据。证据给谁看？她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铺子，没有本钱，没有人。拿着这张纸去找谁？找官府？滁州通判刘安，她到滁州第一天就打听过，此人收了周记的冰敬，是三家粮商的护身符。找百姓？百姓买不起粮的时候自然会知道粮贵，用不着她一张纸。
她把涂了结论的那面朝上，另面朝下，折了两折，塞进怀里。
油灯灭了。柴房里只剩算盘珠子还在微微晃动的声音。
裴知微把算盘揣进怀里，贴着胸口。算盘的缺角硌着她的肋骨，不疼，只是硌。她习惯了。
她推开柴房的门，走出去。城隍庙的院子里有几只麻雀在啄地上的草籽。天边一线鱼肚白。
她今天不打算再去粮市记数据了。三天够了，账算清了。接下来她要做的不是继续记——是找一条活路。
滁州粮市被三家把持，她一个身无分文的外来人，搅不动。但搅不动不代表不能做。她在云州长大，父亲做盐铁生意，她从小看父亲怎么在夹缝里找路——不跟大商正面争，找大商看不上的缝隙钻进去。
三家粮商囤粮等冬荒，说明他们把粮攥在手里不卖。那城西呢？城东呢？城外的农户呢？
裴知微站在城隍庙门口，看着街上渐渐多起来的行人。有个老妇人挎着篮子走过，篮子里装着两个糠饼。糠饼是穷人吃的，掺了米糠和野菜，连粗粮都算不上。
裴知微的目光跟着老妇人走了一截，然后收回来。
她往城西走。
城西是滁州的穷地方。码头在城东，富户在城中，城西是手艺人和苦力住的。这里的铺面矮小，门板发黑，街上飘着豆腐坊的豆腥味和铁匠铺的焦煤味。
裴知微走了一条街，看了两家粮铺。都不是三家粮商的——是城西本地的小粮铺，卖的是糙米和杂粮，价格比城内三家还贵一钱。小粮铺的粮从城外农户手里收，农户种的少，收的少，卖的自然贵。
贵，但有人买。城西的人买不起城内的粮，只能买更贵的糙米杂粮。这不对——糙米杂粮应该比白米便宜，在云州是这样的。
裴知微站在一家小粮铺门口，看了一会儿。铺子里只有一袋糙米，半袋黍米。掌柜是个瘦老头，坐在柜台后面打盹。
“老板，”裴知微开口，“你这糙米多少钱一石？”
瘦老头睁眼看了看她：“七钱。”
“黍米呢？”
“六钱。”
裴知微没说话，转身走了。七钱一石的糙米，在云州只要两钱。差了三倍半。不是云州便宜，是滁州太贵。
滁州粮贵，贵在三家垄断。三家把白米价格抬到六钱五分，糙米杂粮跟着水涨船高。城西百姓买不起白米，只能买糙米，糙米又被小粮铺加价——因为小粮铺收粮难，量小，成本高。
这是一个死结。三家不松手，粮价就不会降。小粮铺没有量，也降不下来。
除非有人能绕开三家，直接从外面调粮进来。
裴知微走到城西尽头，那里有一段矮墙，矮墙外是城西的排水沟，沟对面是一片荒地。荒地尽头是城墙根，城墙根下搭着几个窝棚，住着乞丐。
她靠在矮墙上，从怀里掏出《管子》。
书是母亲手抄的，线装，蓝布封面磨得起了毛。她翻到扉页，上面写着一行字，是母亲的笔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裴知微的手指在这行字上停了一下。
母亲抄这行字的时候，父亲还在走商。家里仓廪实，衣食足。母亲说这行字的意思不是让人等富了才讲礼节——而是说，做任何事，先让人有饭吃、有衣穿，别的事才谈得上。
她合上书，塞回怀里。
现在她要做的事很简单：让城西的人有平价粮吃。
但她没有粮，没有钱，没有铺面，没有商路。
她只有一本残账、一把缺角算盘、一本《管子》，和脑子里父亲教了十几年的生意经。
裴知微从矮墙上直起身，往回走。她经过一家酒坊，门半开着，里面飘出酒糟味。酒坊门口堆着几袋东西，用草席盖着。裴知微扫了一眼——不是粮食，是酒糟。酒坊用粮酿酒，酒糟是废料。
她停下来。
酒坊里有人出来倒水，是个中年男人，膀大腰圆，围着皮围裙，手上沾着酒曲。
裴知微让到一边。中年男人看了她一眼，没在意，把水泼到沟里，转身要回去。
“老板，”裴知微叫住他，“你这酒坊一天用多少粮？”
中年男人回头看她，眼神警惕：“你谁？”
“码头上帮人算账的。”裴知微说，“昨天帮船算了笔账，船东说起滁州粮贵，酒坊成本高。我就想问问，有多高。”
中年男人打量了她几眼。十六岁的姑娘，灰布褂子，瘦，但眼神不慌不忙。
“高什么高，”他哼了一声，“一个月用粮八石，以前四钱一石，现在六钱五，一个月多花二十两银子。我这酒坊一个月才赚多少？”
“八石粮出多少酒？”
“八石粮出酒四十坛，一坛卖二钱，一个月八两银子。”
裴知微微微皱眉。八两银子收入，粮钱就要五十二两——这账不对。
中年男人看出她的疑惑，苦笑：“酒糟也卖钱，卖给养猪的。一个月酒糟卖个三四两。加上酒，十二两。粮钱五十二两，人工、柴火、铺租加起来又要十两。你说我赚什么？”
“亏本？”
“勉强持平。再涨一钱，我就关门。”
裴知微没再问，点了点头走了。
她走出十几步，停下来。
酒坊用粮八石，一个月。城西有多少家酒坊？她今天走了一条街，看到两家。城西一共有多少条街？她粗略估了一下，城西至少六条街，每条街一到两家酒坊、面铺或豆腐坊。这些坊铺都要用粮。
十家坊铺，每家用粮八石，一个月就是八十石。八十石粮，按六钱五分算，五十二两银子。如果粮价降到三钱——一半——这些坊铺一个月就能省下二十六两。
二十六两，对坊铺来说是命。对她来说，是筹码。
裴知微站在街中间，想了一会儿。
她不打算卖粮给百姓——百姓散买，量小，她没有铺面也撑不住。她要卖粮给坊铺。坊铺集中，量大，一次交易几十石，不需要铺面，不需要零售，只需要一个仓库和一个供货渠道。
仓库她没有。供货渠道她也没有。
但她有一样东西：信息。
她知道三家粮商的囤粮数据。她知道冬荒会来。她知道粮价会翻倍。她知道城西坊铺的用粮量和成本。她知道城外农户有余粮——因为小粮铺收粮难不是因为农户没粮，是因为小粮铺量小，农户不愿意为零碎生意跑一趟城。如果有人能把城外农户的余粮集中收上来，量就够了。
裴知微的算盘在怀里硌着她的肋骨。
她转身，又走回那家酒坊门口。
中年男人正在搬酒糟，看见她又回来了，皱眉：“你怎么又来了？”
“你贵姓？”裴知微问。
“姓赵。”
“赵老板，”裴知微说，“我问你一件事。如果有人能给你供粮，一石三钱，你要不要？”
中年男人——赵掌柜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腰看她。
“三钱？”
“三钱。”
赵掌柜的眼睛眯起来。三钱一石的粮，比三家粮商的六钱五分便宜了一半还多。这个价他不是没想过，是不敢想。
“哪来的粮？”
“城外农户手里收的。”
“城外农户的粮量小，收不齐。”
“收不齐是因为没人去收。”裴知微说，“不是没有粮。”
赵掌柜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你是谁？”
“码头上帮人算账的。”
“我问你叫什么。”
裴知微顿了一下。
“裴。”
她只说了一个姓。赵掌柜等了等，见她不往下说，也没再追问。他做了二十年生意，见过各种人，知道有些人不愿意多说，就不该多问。
“三钱一石，你能供多少？”
“还没定。”裴知微说，“我先问你，你要多少。”
赵掌柜想了想：“一个月八石，你要能供，我全要。”
“八石太少。”裴知微说，“城西不止你一家酒坊。你认不认识其他坊铺的掌柜？”
赵掌柜的眼神变了。他重新打量裴知微——不是看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是看一个做生意的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裴知微没有直接回答。她从怀里掏出算盘，不是拿出来显摆，是习惯——她思考的时候手指要在算盘上拨。她低头拨了两下，然后抬头。
“城西的坊铺用粮贵，因为三家粮商把粮价抬了上去。我能不能把粮价打下来，不靠嘴说，靠粮。我从城外收粮，直接卖给坊铺，不走三家粮商的路。粮价降了，坊铺活得下去，城西百姓也能买到便宜的饼和面。”
赵掌柜沉默了一会儿。
“你一个人？”
“一个人。”
“多大？”
“十六。”
赵掌柜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叹气。一个十六岁的姑娘，说要绕开滁州三家大粮商，给城西供平价粮。
“你有钱收粮吗？”
“没有。”
“有仓库存粮吗？”
“没有。”
“有车马运粮吗？”
“没有。”
“那你有什么？”
裴知微把算盘揣回怀里。
“我有账。”
赵掌柜看着她，没说话。
裴知微从怀里掏出那张折了两折的纸，展开，把涂了结论的那面朝下，另一面朝上递过去。上面是她记的三天数据——进出货时间、品类重量、船号车号，整整齐齐。
赵掌柜接过来看。他不识多少字，但数字看得懂。他做了二十年酒坊，粮的品类、重量、价格，一眼就知道真假。
他看了很久。
“这些数……你一个人记的？”
“三天。”
赵掌柜把纸还给她，转身把酒糟搬完了。他站在门口，背对着裴知微，擦了擦手。
“你明天来。”他说，“我帮你问问其他几家。”
裴知微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她走出酒坊巷子，回到城隍庙柴房。天已经大亮了。她坐在草席上，把那张纸重新折好，塞进怀里。
算盘在怀里，缺角硌着肋骨。
她闭上眼，没有睡。她在算另一笔账。
城外农户的余粮，她没有实地查过，不知道有多少。但她知道一件事：滁州城外有三个乡，每个乡至少百户人家，每户种粮除了交租和自用，多少有余粮。余粮不多，一户可能只有两三斗，但三个乡加起来——
她拨了一下算盘。
三百户，每户平均两斗余粮，六百斗，合六十石。
六十石不够。城西十家坊铺一个月要八十石。
但这是最低估算。如果她把收粮范围扩大到城外二十里的村子——
她又拨了几下算盘。
够了。
但问题是钱。收粮要钱，运粮要钱。她一分钱都没有。
赵掌柜说帮她问其他几家。如果几家坊铺愿意先付定金——
定金。先收钱，再收粮。用坊铺的钱收农户的粮，赚中间的差价。三钱收，三钱卖——不，她不能赚这个钱。她说过三钱卖给坊铺，那就三钱卖。收粮的成本如果也是三钱，她一分不赚。
不赚钱的生意没人做。但她要的不是赚钱，是要在滁州站住脚。
站住脚，然后才能做下一步。
她重新拿起算盘，在黑暗的柴房里拨了很久。算盘珠子噼啪响，像急雨打瓦。
最后她停下手。
收粮价不能三钱。城外农户的余粮零散，收粮成本里要算上跑腿的人工。如果雇一个人收粮，一天工钱五十文，收十户，十户的粮加起来两石。两石粮按三钱算，值六钱银子。人工五十文，约半钱。加上运费——
她把数字理清了。
收粮价二钱五分一石，卖给坊铺三钱一石，中间五分利。八十石粮，利四两。四两银子不够养活自己，但够付柴房的钱和两顿馒头。
够了。先活着。
裴知微把算盘揣好，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她今天要做两件事：第一，去城外走一趟，看看农户的余粮到底有多少。第二，等赵掌柜的消息。
她推开柴房的门，走进了滁州清晨的薄雾里。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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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算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