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吕西安：
从阿维尼翁向你问好。
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开头时我沾在纸上的墨迹，请假装没看见。
因为刚才我写字的时候，那只该死的鸡突然扑腾着跳上了桌子，把我的墨水瓶打翻了。我现在是在用一块破布蘸着瓶底最后一点残墨给你写信。
威尔逊就站在旁边，看着那滩黑色的污渍，用一种“这不能怪我”的坦然表情说：“它只是一只鸡。”——他用了英语，我猜那是他在为它辩解的时候内心并不坦荡的缘故。
那只鸡当然还活着，更准确地说，它活得很好，吃掉了我们本来留着当晚饭的面包屑，在旅店的院子里追着一只猫跑了三圈。
威尔逊现在管它叫“将军”，因为他觉得这只鸡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气概。
我试图告诉他，那只鸡只是一只普通的、甚至有点蠢的法国乡下鸡，但他不听。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院子里看“将军”还在不在、好不好。
我说你要不要干脆带它回英国，他认真地想了想，说：“海关可能不让。”
我们在阿维尼翁住了三天。
城里有座断桥，叫圣贝内泽桥，据说几百年前有个牧羊人得到神谕，一个人把整座桥搬到了河上。
威尔逊听完这个故事，很认真地问我：“那个牧羊人为什么非得遵从神谕不可呢？”我就说牧羊人实际上能不能搬动那座桥还不知道呢。
威尔逊听完竟然真的思考起来，但在得知那个牧羊人已经死了有大概四百年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真可惜，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
那座桥的尽头是一座小教堂，教堂里有个老修士，真的在酿酒。
威尔逊拎着“将军”去找他，想用鸡换一瓶酒。老修士看了他一眼，居然同意了。
然而威尔逊又踌躇起来，他在教堂门口蹲了大概五分钟，最后站起来，把鸡递过去，接过酒瓶，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跟着他走出十几步远，回了一下头，看到那只鸡已经被老修士抱在怀里了。
威尔逊不知什么时候也回过头，他看了一会，最后抱着那瓶酒继续往前走。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坐在旅店的窗台上，用英语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
后来他忽然安静了，转过头看着我，说了一句我居然听懂了的法语：“Il est libre.”
我不知道他说的“它”是指那只鸡，还是指他自己。但也许两个都是。
第二天早上，威尔逊还在睡。我独自出门散步，沿着罗讷河走了一段。
河堤上有一排老梧桐，叶子落了大半。
一个年轻姑娘坐在石栏上看书，头发用一根木簪松松地别着，裙摆上沾了一点泥。我在她面前走过时，她正好翻了一页。
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点好奇心，于是我停下来问：“这是什么书”
她抬起头，灰色的眼睛迅速而敏捷的看了我一眼，把书合上给我看封面——这是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他本来可以少写五十页。”她说。
我笑了。
她却没笑，只是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说她要回去了。
我问她叫什么，她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个名字。
声音很轻，被风吹散了一半。我没听清楚，喊着继续问。
她这时候却是微笑起来，转身走了，步子不紧不慢，像是早就知道要去哪里。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河边。
她不在。
第二天我又去了一趟。
还是不在。
我要走了。
阿维尼翁的天气比里昂好，阳光很明亮，但风是凉的，从罗讷河上吹过来，把街上的梧桐叶一片一片地送到墙角。
我每天下午都会去河边走一段。这条河比我想象的宽，水流很急，水色是灰绿色的，像一块被洗过很多次、终于快要洗破的旧布。
昨天我坐在河堤上看对岸，想起舅舅。
说来奇怪，我小时候并不常想起他。
他去世时我还小，只记得他是个经常咳嗽的、不太爱说话的、总坐在阴影里的人。可这趟出门以来，他倒时不时地出现在我脑子里。也许是因为路走多了，人反而会往回看。
我母亲最近的信里会很频繁的提到舅舅的一些事，我以前没听过。
她说舅舅年轻时其实很爱笑。在没生病之前，他会骑马，会打猎，和舅妈结婚前还办过一次极其盛大的订婚舞会，把整个香槟地区的贵族都请来了。
但那场舞会上舅舅全程只跳了三支舞，每一支都是和阿黛尔舅妈跳的，跳完第三支，他就把她带到了露台上，两个人站在月光下说了很久的话。
然而母亲告诉我，很多年后她才知道，那只是一场交易的开始。
我问母亲，那舅舅喜欢阿黛尔舅妈吗？母亲回信说：“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他总归是尊重她的。”
我脑海里浮现出舅舅去世时阿黛尔舅妈端庄的脸庞。
我没有再问。
今天路过一家旧书店，我进去翻了一会儿。店主是个戴眼镜的老头，腿脚不便，坐在椅子上没起身，只是远远地看着我。
我在角落里找到一本很旧的画册，翻了几页，发现里面全是风景画。画的全是田野、河流、果树和天空之类的。笔触很粗，颜料劣质而且堆得厚，有些地方像是用手指抹上去的。
我看了很久，最后花了两枚铜币把它买下来。
你知道吗，我买它，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舅舅书房里那幅不让挂起来的画。
虽然画的内容不一样，但那种很安静的、温柔的、又带着一点说不清楚的忧伤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还没告诉母亲我买了这本画册，她要是知道了，大概会说我又在乱花钱。
我母亲一直很节俭，自从搬来伦敦以后更是如此，她不像其他贵族太太那样讲究排场，我们家现在连一个像样的沙龙都没有办过了。
她每天的日常就是按时擦拭舅舅的那幅画，按时给花浇水，按时坐在窗前看一会儿窗外，日子过得像一首调子很慢的歌。
舅舅去世后，阿黛尔舅妈搬去了布列塔尼，后来又去了英国。
她每年秋天会给母亲寄一封信，信很短，只说“我很好”，落款是“阿黛尔”，我母亲回信也很短，说“我们也很好”，落款是“埃洛伊丝”。
她们两个人的通信，大概是我见过的最短的信了，但母亲每次收到信都会看很久，久到信纸上的字都快被她看穿了。
我知道，她只是在怀念过去。
我一直没有问过母亲，她和阿黛尔舅妈在伦敦分别的那天早上，她们说了什么。母亲从来没有提过。
也许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也许是因为有些话，说出来就太重了。
我要停笔了。明天一早要继续赶路，下一站是马赛。威尔逊说他要去找一个能听懂英语的人喝一杯，他已经受够了靠比划点菜的日子，我说你到了马赛就会发现，那里的人连法语都说得不太利索。
如果你回信，请寄到马赛的邮局。我会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帮威尔逊找个“能听懂英语的人”。
祝好，并希望你的新邻居是那种凌晨五点就开始敲墙的木匠。
————————————————你的，
————————————————夏尔
又：你上次回信问，我舅舅为什么不把那幅画挂起来。我以前也问过我母亲，她告诉我说，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那幅。
今天我走在阿维尼翁的桥上，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