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吕西安：
我在里昂给你写这封信。
如果你能收到，请先原谅我开头不问你最近过得如何——因为我正在一家极其糟糕的旅店里。
床板硬得能把脊椎硌成三段，床单上有一种可疑的黄斑，而我拒绝去想它是什么。楼下的老板娘在唱一首我觉得她自己都不知道歌词是什么的民谣，调子跑了大概有八条街那么远。
我花了大半天时间才找到这个住处。前两家客满了，第三家门上挂着牌子说“今日无空房”，但我明明看见里面空着至少六张床。我用法语和那个老板交涉，而他在用一种我听不懂的含混南方口音和一块抹布交流，我们各说各的，最后我给了他一枚银币，他给了我一把钥匙。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究竟听懂没有。
同行的有个英国人，叫威尔逊，他不会说法语，一路上全靠比划。
今天下午他试图在面包店买一个“没有馅的面包”，手舞足蹈了半天，最后老板给了他一只活鸡。
他拎着那只鸡傻傻的站在街上，然后他低头看着那只鸡，认真地说：“嘿，你爸妈说不定是我的老乡，不如跟着我一块去旅行吧。”那只鸡当然没理他。
我们是在巴黎往南的驿车上认识的。当时车里挤了七个人，他坐在我旁边，膝盖上放着一只小箱子，看起来比我还不自在。我问他去哪儿，他听不懂，只是笑。
后来他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了个地名，递给我看，我笑了，因为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于是我们就这样结伴了。
他不会法语，我不会英语，但我们靠比划、画画、和偶尔一个两人都认识的拉丁词，居然也能凑合着交流。前天我想告诉他“我饿了”，比划了半天，他以为我在说“我看见了一条蛇”，他居然为此紧张了整整一个下午。
里昂的街道比巴黎窄，但比巴黎干净。这么说吧，巴黎的干净是扫出来的，里昂的干净是没人可扫的。
街上人少，安静，河边的风吹过来有一股冷腥味。
我昨天在河边坐了一下午，看见几个小孩用树枝赶鸭子。那几个小孩大概七八岁，裤腿卷到膝盖上面，光着脚踩在泥里，叫得比鸭子还响，他们举着树枝，嘴里喊着“去！去！”把鸭子往河中间赶。
鸭子扑棱棱地游了出去，在水面上转了个圈，然后不慌不忙地掉头，嘎嘎叫着凶狠的一个猛扎就朝岸边游回来。几个小孩愣了一秒，拔腿就跑，跑得比刚才赶鸭子时还快。
落在最后面的那个最小的孩子跑掉了一只鞋，他停下来，回头看看那只鞋，又看了看越游越近的鸭子，最后决定不要鞋了，撒腿就逃。
我就坐在那里笑了很久，久到旁边一个钓鱼的老头都转过头来看我。
你看，我写到这里，觉得自己像个十四岁出门远行的傻孩子，什么都没见识过，什么都觉得新鲜。
可这有什么办法呢？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向容易被这些小事情哄住。
一块烤得刚好的面包，一个形状奇怪的云朵，都能让我高兴半天。我母亲以前总说这叫“没出息”。
说到我母亲——她最近在信里提到，舅舅年轻时候也喜欢一个人坐在河边发呆。
我说“年轻时候”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舅舅去世时也就三十出头，母亲每次提起他，都像是在说一个比实际年龄老得多的人。
这大概是因为他生病那几年，老得太快了。
我小时候见过几次舅舅，印象中他总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本书，但很少翻页。他身体不好，冬天尤其严重，经常咳嗽，咳起来整个人都弯的直不起腰来。
母亲那时候总是很紧张，听到他咳嗽就要跑过去。但舅舅从来不让她待在身边，每次她端着药进去，他都会说：“埃洛伊丝，你去忙你的，我没有事情。”
但其实是有事的，不是吗？
说得多了，母亲就真的当了真。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走廊上跑，不小心撞开了书房的门。
舅舅坐在壁炉旁边，膝盖上搭着一条毯子，正对着窗户发呆。外面在下雪，窗户上结了霜，什么也看不清。他转过头看着我，没有生气，只是说：“夏尔，把门带上。”我照做了，关上门的时候，我听见他在里面又咳了一声。
那是我最后一次单独见到他。第二年冬天，他就去世了。
好了，这封信已经写得够长了，再写下去恐怕要装订成册。如果你回信，请寄到阿维尼翁的邮局，我大概十天后到那儿。
阿维尼翁有座桥，听说桥上的教堂里有个修士会酿酒。威尔逊说他要去找那个修士，看看能不能用自己手上的这只鸡换一瓶酒。其实我觉得那只鸡恐怕活不到阿维尼翁。
哦对了，千万别给我寄吃的东西。上次你寄的那些蜜饯在路上被邮差全都偷吃完了，我收到时只剩空盒子和一张写了“抱歉”的纸条。上面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谁知道我是该生气还是苦笑。
祝好，并希望你房东太太的猫又在你的靴子里撒尿。
————————————————你的，
————————————————夏尔
又：上次提到的我舅舅那幅不让挂起来的画，就是我母亲一直按时拿出来擦拭的那幅。我昨天忽然想起来了，你不是问我画的是什么吗？画的是个村子，月亮很亮，没有星星。我小时候觉得那幅画很温柔，很喜欢它。可我现在觉得，那幅画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是——怎么说呢——大概是孤独的吧。
就像舅舅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的那种孤独。窗户上结了霜，外面什么也看不见，而他只是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也没有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