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戬，医生说洞宾这几天气色好多了，这两天老在附近没人的空地上练射击呢。”看到满脸疲惫的儿子回来了，云华从灶上端下一碗热汤搁在桌上，温声开口，“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好好说呢，你明天去看他的时候把他带回来吧，他肯定也想回家了。”
“……妈，谢谢你。”母亲这话让杨戬怔愣住了，半天没动勺子。
那天杨戬站在医院的急救室门口，手里把那张沾着血的单子攥得皱巴巴的。他终于知道了，那天妻子在电话里雀跃地想要告诉他的好消息是什么。
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在广州结为夫妻的那个充满柔情和激情的夜晚，孩子估计就是在那时候怀上的，只是他们谁都不知道。吕洞宾衣不解带照顾他的那些日子，后来又一个人到了南京，孩子也在他腹中。可就在他满心欢喜地到了上海准备和丈夫团聚那天，孩子却保不住了。
当时吕洞宾流了那么多血，可他全程都是清醒着的。杨戬怕妻子晕过去，又怕妻子不晕过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吕洞宾的手握在掌心里，试图把那只冰凉的手暖回温些。母亲云华得知媳妇流产的消息连夜赶到了上海，可吕洞宾身体却一直不见好转，精神也总恹恹的。他知道吕洞宾是心里的病，毕竟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妻子怨他，他明白。
现在母亲告诉他妻子精神好些了，还在练射击——那把枪是他送给妻子的，妻子是不是愿意跟他回去了？
杨戬按照护士的指示走到医院后边那块没人的空地上，一路上还有些惴惴，看到妻子的背影，立刻就移不开眼睛了——吕洞宾背对着他，手里握着那把勃朗宁。空地上几只空药瓶在墙根底下排成一排，吕洞宾的左手举着枪，准星对准最远处那只药瓶，指头扣在扳机上轻轻一压。
“砰。”
药瓶应声而碎，玻璃碴子在墙根底下崩了一地。杨戬这才回过神来细看，药瓶不大，距离少说也有二十步，手枪能打中已经很不容易了。吕洞宾右手拉了一下套筒，几乎没怎么刻意去瞄又是一枪。
“砰。”
第二只瓶子碎了。
杨戬倚在旁边的树干上看得入了神。一年前在广州那个傍晚，吕洞宾第一次打靶，五枪就中了三发。妻子原是左撇子，他那时候习惯性教的是右手，妻子就照着右手的样子举枪。杨戬当时就觉得妻子的天赋实在好，现在妻子用左手打枪，比右手还要准，这把枪被他握在手里已经不是武器了，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谁？”
“我。”杨戬举起手来摆出投降的姿态，笑吟吟看着满脸警觉的妻子，“什么时候左手也会了？”
“自己摸索的。”看到是杨戬，吕洞宾把枪收起来卸下弹匣，一双眉眼弯得好看极了，像广州十月末的日头，照在人身上暖烘烘的，跟他们在广州时一模一样。
当天下午，杨戬就给妻子办了出院手续。回家后吕洞宾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把包袱搁在椅子上走到厨房去，看了看灶台上的锅碗：“你这些天都吃的什么？”
没等杨戬回话，吕洞宾挽起袖子就开始淘米。杨戬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把米淘好了搁进锅里，又翻出几棵青菜来洗了切了，手脚麻利得很。
“你先回去躺一会儿吧。”杨戬走过去，从背后伸手环住了吕洞宾的腰，下巴搁在他肩窝里，“回来就好，这些事儿我应付得来的。”
“没事，我好多啦。”吕洞宾继续笃笃笃地切菜，他拿侧脸去蹭杨戬的鬓角，回头冲着云华笑，“妈这段时间照顾我也辛苦了，我该为她尽尽孝。”
云华的回忆到这里就断了线。
那时候吕洞宾出院，她想着两个孩子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这些年虽然偶有争吵，可两个人在一起哪能不磕磕绊绊的。他们好容易又有了孩子，为人父母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她从来没想过哪一天洞宾这孩子居然会走在自己前头，居然会白发人送黑发人。
小逍儿慢慢长大了，学着含含糊糊叫“爸爸”，会蹒跚着朝她扑过来，偶尔会喊出一两声“妈妈”，可是谁会应他呢，这孩子打小没了母亲，往后该怎么办呢？
她不能再继续想下去了——因为没有时间了。她把小孙子交给奶妈，嘱咐了几句便往闸北前线赶。
“号外！号外！倭寇犯境，闸北告急！日海军陆战队昨日深夜突袭我闸北防区！”
日军的枪炮声震动了整个上海，闸北那边日夜不停地响，像闷雷从天边滚过来。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后方的支援浪潮也随之汹涌澎湃。她一路上都看到走上街头四处奔走宣传抗日的学生，活跃在各个募捐点募集款项和物资。云华把自己的首饰全部变卖了，那些东西是当年从杨家带出来的，她一样没留，全部换成了纱布和药棉准备送到前线去。
一路走到闸北后方的转运站，远远就看到担架络绎不绝。那些担架从巷口抬出来，一副接一副，抬担架的有学生，有工人，也有附近弄堂里的妇女。路上到处是碎砖瓦砾，电线杆子倒在路中间，空气里全是硝烟和焦土的气味，呛得人嗓子发紧。云华站在转运站门口，看着那些伤兵从眼前抬过去，一张张脸在灰土和血污底下辨认不出模样。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喊娘，有人已经动不了了，眼睛空洞洞望着惨白的天空。
转运站门口堆着成箱的绷带和药品，几个学生正忙着登记造册。云华正要去登记，忽然听见一个虚弱却熟悉的声音在叫编号，她循声望去，旁边的担架队里一个高个子军官正弯着腰挨个查看伤兵，他胳膊上打着绷带，从肩膀一直缠到手腕，军装外套只披了一半，另一边空荡荡地垂着。他脸上全是灰，额角有道口子结了黑褐色的痂，嘴唇干裂得起了皮，可那眉眼——是她看了二十多年的眼睛。
“……阿戬？”
杨戬闻声一愣，他的目光掠过人群飞快地落在母亲脸上，原本因疲惫和伤痛显得有些浑浊的眼睛清亮了些许。他直起身来，下意识想走过去，可脚步刚迈出去就听见有人喊“杨上校”。他甚至来不及再多看母亲一眼，把编号条往兜里一塞撑起身子，踉跄着脚步转身朝着前线的方向去了。
“太太，请问您是要捐物资吗？”
“……哦。”云华回过神来，等她登完记再抬起头，那个瘦削踉跄的背影早已消失在她的视野里。
——白发人送黑发人。
她已经失去了两个孩子，不知道会不会再失去第三个。想起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白帐白花，转过身沿着满是碎砖瓦砾的街道往家走。
3月2日，日军攻占上海，翌日战事结束。后经谈判，国民政府与日本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日军可留驻上海。
吕岩得到这个丧权辱国的消息时已经辗转到江西了，苏区的天是另一种颜色，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田埂上有人扛着锄头走，歌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他站在土路上看着那些穿灰布军装的同志们来来往往，忽然觉得像是从一场很长很长的梦里醒了过来。他恢复了加入组织那会儿用的名字吕岩，组织上分他到了宣传部门，负责编写油印小报和排练红色戏剧。
当初他走得匆忙，逍儿早产了将近一个月，离不开大人的照顾，他躺在床上听着儿子细弱的哭声，就想起自己在广州时那个没保住的孩子，可组织上已经来了紧急通知，梁冀叛变，上海地下党名单泄露，他必须立刻转移。
他想，杨戬会照看好这个孩子的。杨戬是孩子的父亲，他会在孩子满月那天去接他，会教他走路，教他打枪——如果那时候世道还是这样的话。
临走之前，他跟前来接应的交通员里应外合杀死了梁冀，这种事情他从前在上海就经常干，做得轻车熟路。没成想他前脚刚走，后脚上海就被日本人打成了那样。
“吕岩同志！”那天他正在宣传队的院子里刻蜡纸，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他回过头去，院子门口站着个小姑娘，水汪汪的杏核眼睛亮得惊人。
“你是从上海来的，那个代号‘无心昌’的同志，对不对？”她几步跑过来在他面前站定，仰着脸看他，“我听说了！你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最危险的时候加入的组织，专门负责惩办叛徒，来无影去无踪，一枪一个准！他们都说你是红队的猛将，锄奸的利刃！”
他平时在宣传队里也经常看见她，知道她叫何琼，做起事来手脚麻利得很，写标语、印传单、帮老乡挑水，什么都抢着干，附近有个大娘总说她是天上派下来给他们造福的仙姑，不少老同志也跟着这么打趣。现在放下手里的蜡纸仔细看面前这位年轻的女同志，他却发现她的眉眼间有几分眼熟——是了，十多年前他登台演贵妃醉酒的时候还没她现在大呢，这个小姑娘缩在台底偷偷捡票子。现在看来，当初那几张票子虽然数目不多，但也足够她熬过当时的困境，支撑她一直走到苏区宣传队院子里。
“吕岩同志，你真能飞檐走壁吗？”见他没否认，仙姑又凑近了一步压着嗓子问，“你怎么改头换面的啊？你能不能教教我，怎样才能做到两手同时打枪啊？”
改头换面那还不简单吗——你现在不就没把我认出来。仙姑见他不说话只笑，更急了，缠着他非要刨根问底，他只得半真半假地告诉她，其实当初他在上海最开始并不是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
做完流产手术休养那段时间，他整日恹恹地提不起精神，直到有一天，病房门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走进来，一边低头翻病历本，一边压低声音开口：“吕岩同志，好久不见。”
是他在广东大学话剧社认识的医学院同学，现在改名叫柯乃文的柯霖。
“上海现在的形势很危险，伍豪同志认为必须在上海建立我们自己的情报系统。经过反复考察和斟酌，组织上决定委派你去做杨登瀛的秘书。这个人是国民党□□，我们的内部关系，靠得住。组织替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了个办事处，门口挂‘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的牌子。”
“你的工作，就是秘密把杨登瀛送到办事处来的情报以‘无心昌’的代号及时抄送给我，另外，及时给他送去各种党的公开刊物，继续拿给他一些秘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让他有向敌人吹牛报功的资本。”
事不宜迟，当晚吕岩就摸黑去了办事处，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要从一条窄巷的侧门进去，楼梯又陡又暗，木头踏板踩上去吱呀吱呀地响。里头不大，靠墙一张旧写字台，两把椅子，角落里搁着个铁皮文件柜，杨登瀛放在这儿的情报显然缺乏整理，桌上摊着、抽屉里塞着，纸页摞得东倒西歪，有的揉皱了，有的边角卷着，还有几张被茶水洇了印子。他把那一堆东西摊开，一张一张地看。
这些情报有些是从侦探嘴里套的，有些是从巡捕房的旧档案里抄的，还有些是酒桌上听来的风言风语，真真假假混在一处。吕岩从前在杨府里听那些下人说闲话，听那些姨太太们阴阳怪气，早就练出了一双能从废话里筛出真消息的耳朵。他一条一条地规整，把有用的挑出来搁在左边。夜越来越深，过街楼底下开始有黄包车碾过石子路的声音，哐当哐当的，他坐久了，后腰又隐隐地酸起来，他拿手按了按，继续往后翻，翻到第三摞的时候手指停住了。
那是一张皱巴巴的便笺，上头用铅笔潦潦草草地写着几行字：白鑫，湖南人，黄埔四期，前军委秘书，四一二后投国民党，现居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四号，手下有保镖四五人，经常出入大世界、跑马厅等处。便笺左下角还有杨登瀛随手注的一行小字：“此人与巡捕房某探长往来密切，行踪不定。”
他把那张便笺仔细叠好塞进贴身的衣兜里，然后把桌上的东西重新码齐，关灯锁门，摸黑拐进一条黑黢黢的小弄堂，走了十几步就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跟上来。吕岩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顿时加快了，他深吸一口气，走到弄堂尽头拐了个弯，进烟纸店买了一包火柴，又顺手从店后门出去。他站在后门口等了一会儿，看到那个尾巴从烟纸店前门继续往前走了，他这才转身从后门穿进另一条巷子，七拐八绕绕过两条街，确定后面没有尾巴了，才从医院后门回了病房。床上摆着没叠的被子和一本摊开的旧杂志，维持着他白天还在住院时候的样子，查房和记录柯霖已经帮他应付好了。
第二天白天查房，柯乃文穿着白大褂推门进来，手上翻着病历本，头也不抬：“你昨晚上出去了。”
“你身体还没养好，医生让你静养，你倒好，半夜翻墙出去，万一被人盯上呢？”柯乃文从病历本里抬起头来，正色道，“我知道你急，可你如今的身份不能出一点差错。你万一出了事，杨登瀛那条线就断了，也会给组织上带来损失。”
吕岩点了点头：“我知道，是我莽撞了。不会有下次。”
柯乃文盯着他看了半晌，确认他是真心实意认了错，才微微点头，把病历本合上，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装作在写医嘱。吕岩趁机把那张折好的便笺从被单底下抽出来，不动声色地塞进柯乃文的白大褂口袋里。
“出卖两位同志的叛徒有眉目了，叫白星，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四号。”
“这个人我认识。”听到这个名字后，吕岩看到柯乃文的五官都扭曲了，他从没在柯乃文的脸上看到过这么痛苦的表情，一时间还以为自己眼花，等他再定睛去看，柯乃文已经站起来，把病历本夹在腋下，恢复了医生对病人公事公办的口气，“太太，注意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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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第 12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