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七日，廖雪松收到了一封邮件。
邮件是连队文书转交给她的，信封上盖着沈阳某单位的公章。她拆开的时候程光启正好在旁边，凑过来看了一眼。
“沈阳来的？谁给你寄的？”
廖雪松抽出信封里的东西，是一张打印出来的便笺和几张照片。便笺上写着几行字，措辞很正式，大意是感谢她对航空事业的关注，随信附上几张顾诵芬院士早年在601所工作时的老照片复印件，供她收藏。
程光启把脑袋凑得更近了。“你什么时候联系的沈阳？”
“宣讲会之后。我写了一封信到601所，问他们是否有一些公开资料可以分享。”廖雪松把照片一张一张地摆在桌上，“没想到他们会回信，还寄了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有些泛黄，边缘有些卷曲。第一张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站在一栋灰白色的楼房前面，穿着老式的中山装，表情严肃又拘谨。第二张是几个人围着一张巨大的图纸，其中一个人戴着眼镜，瘦瘦的，指着图纸上的一个细节，嘴唇微张，像是在讲解什么。第三张是一架飞机的模型，放在一张木制的工作台上，旁边堆满了文件和工具。
程光启拿起第二张照片，凑近了看。那个戴眼镜的瘦削身影，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顾院士。”
“嗯。六十年代初，在601所。”廖雪松指着照片上的人，“他旁边的人是所里的同事，具体是谁我不确定，需要查资料才能确认。”
程光启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潦草但可辨认。“一九六二年，沈阳，气动方案讨论。”
“一九六二年。”程光启轻声重复了这个年份，“那时候他才三十二岁。”
廖雪松没有说话。她把三张照片并排摆在桌上，从左边看到右边，又从右边看到左边。这些照片在她手里有一种重量，不是纸张的重量，是时间的重量。六十多年前的某个瞬间，被定格在这几张小小的纸片上，跨越了大半个世纪，来到她面前。
“程光启。”她说。
“嗯。”
“我想去沈阳。”
程光启转过头看着她，眼睛里慢慢亮起一种光。不是惊讶，不是犹豫，是一种被点燃的、灼热的、无法抑制的光。
“我也去。”程光启说，“什么时候？”
廖雪松在心里快速盘算了一下。知识竞赛在七月二十五日，今天是十七日，还有八天。如果现在申请休假，最快也要明天才能批下来。沈阳来回至少要两天，加上实地走访的时间，最少需要四天。
“来不及。”廖雪松说，“竞赛前没时间了。”
程光启眼里的光暗了一下，但很快又亮了起来。“竞赛后呢？七月二十五比完，距离月底还有好几天。”
廖雪松想了想，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竞赛结束后到月底还有五天，如果申请四天假，完全来得及。她点了点头，把照片收好，放回信封里。
“竞赛结束后，第一时间申请休假。”
“我跟你一起申请。”程光启说，“两个人一起，批下来的概率大一些。”
廖雪松看了她一眼，没有反对。
七月二十五日，知识竞赛在旅礼堂如期举行。
全旅十二个单位参赛，每队两人。比赛分为三轮，第一轮是必答题，第二轮是抢答题，第三轮是风险题。题目涵盖了航空史的方方面面，从冯如的第一架飞机到最新的隐身技术，从空气动力学基础到发动机原理，范围之广、难度之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廖雪松和程光启在第一轮必答题中表现稳定，二十道题全部答对，和机务大队、场务连并列第一。第二轮抢答题是她们的优势项目，程光启反应快，廖雪松知识准，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程光启负责按抢答器，廖雪松负责回答问题，十道抢答题她们抢到了六道，全部答对，一举拉开了分差。
第三轮风险题，她们选择了最高分值的题目。题目是关于歼8研制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及其解决方案，要求在三分钟内完成阐述。这几乎是给廖雪松量身定做的题目，她从抖振问题讲到热障问题，从结构强度讲到发动机匹配，条分缕析，数据翔实，连评委都频频点头。
最终，她们以高出第二名三十分的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
颁奖的时候，旅长亲自给她们颁发了证书和奖杯。旅长握着廖雪松的手，说了一句“不愧是顾院士精神的传承者”。廖雪松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表情平静，但她的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获奖，而是因为站在领奖台上的这一刻，她觉得自己离顾诵芬更近了一些。
程光启站在她旁边，手里捧着奖杯，笑容灿烂得像七月的太阳。闪光灯噼里啪啦地响着，把两个人的身影定格在了礼堂的舞台上。
回到连队已经是傍晚了。廖雪松和程光启没有去庆祝，而是直接去了指导员的办公室，递交了休假申请。指导员看了看申请理由，又看了看她们，沉默了几秒。
“沈阳。601所。”指导员把申请书放在桌上，“你们想去实地走访？”
“是。”廖雪松说，“我们想亲眼看看顾院士工作过的地方。”
指导员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看着面前这两个女兵，一个沉稳内敛，一个热情外放，性格截然不同，但站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
“四天假，来回路上就要两天，实际在沈阳只有两天时间。够吗？”
“够了。”廖雪松说，“我们提前做了功课，目标很明确。参观601所旧址，拜访一位退休的老工程师，收集一些资料。”
“老工程师？你们联系好了？”
“联系好了。上次给我寄照片的那位老师，他愿意接待我们。”
指导员拿起笔，在两份申请书上签了字。“去吧。注意安全，保持联系。回来后写一份走访报告，连队存档。”
七月二十七日，廖雪松和程光启登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
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从南到北，穿越半个中国。程光启上车的时候还很兴奋，把车窗打开，让风灌进来，吹得头发乱飞。她指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一样一样地给廖雪松介绍这是什么作物那是什么树，像一个出门春游的小学生。
廖雪松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手里拿着一本《中国航空史》，但没有翻开。她看着窗外的风景从绿色的稻田变成黄色的玉米地，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山地。她在想沈阳会是什么样子，601所会是什么样子，那位老工程师会是什么样子。
天黑以后，车厢里的灯调暗了。程光启靠在廖雪松的肩膀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廖雪松一动不动地坐着，左手放在膝盖上，右手被程光启压在身下，已经有些发麻了。但她没有动，怕惊醒程光启。车厢里有人在打牌，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吃泡面。泡面的味道混着车厢里的其他气味，构成一种火车独有的、说不上好闻但让人安心的氛围。
廖雪松低下头，看着靠在自己肩膀上的程光启。程光启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呼吸均匀而轻缓，胸口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她的头发蹭在廖雪松的脖颈上，有些痒，但廖雪松没有躲。她甚至微微偏了一下头，让程光启靠得更舒服一些。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五分钟，然后又启动了。车轮碾过铁轨接缝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哐当、哐当、哐当，像一首没有歌词的催眠曲。
廖雪松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头歪着，枕在程光启的头顶上。两个人的头发缠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她的脖子很酸，但她没有动，因为程光启还在睡。
天亮的时候，程光启醒了。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靠在廖雪松的肩膀上，而廖雪松的头正枕在自己的头顶上。这个姿势让她愣了一下，然后她的脸慢慢地红了。她轻轻地坐直身体，把廖雪松的头从自己头顶上移开，托着放到了座椅靠背上。
廖雪松没有醒。她睡得很沉，嘴角微微抿着，眉头轻轻皱着，即使在睡梦中也带着那种认真的表情。
程光启看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移向窗外。窗外的风景已经变成了东北的平原，辽阔、平坦、一望无际。天空很低，云层压得很厚，像一床巨大的棉被盖在大地上。
火车在中午到达沈阳。
她们出了站，按照事先查好的路线坐上了公交车。沈阳的空气比南方干燥很多，风吹在脸上有一种爽利的触感。程光启把车窗打开，风灌进来，她的头发又飞了起来。但这次她没有像上车时那样兴奋地说个不停，而是安静地看着窗外陌生的街景，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期待。
公交车开了四十分钟，在一个老旧的街区停了下来。廖雪松对照着手机地图，找到了601所旧址的位置。那是一栋灰白色的五层楼房，墙面有些斑驳，窗户框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但建筑的轮廓依然挺拔，像一个上了年纪但腰杆依然笔直的老人。
她们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栋楼。
“就是这里。”廖雪松说。
程光启没有说话。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兴奋的光，是那种在看到很重要的东西时才会出现的、沉静的、带着敬畏的光。
她们穿过马路，走到楼房前面。大门是锁着的，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航空工业某研究所旧址”的字样。廖雪松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位老工程师的电话。
“老师，我们到了。在大门口。”
“我让人下去接你们。”
十分钟后，一个年轻人从楼里走出来，打开了大门。他带着她们穿过一楼的门厅，走上楼梯，一直走到三楼。走廊很长，灯光有些昏暗，两侧的房门上挂着各种标牌，有些是新换的，有些已经很旧了。
走到走廊尽头，年轻人敲了敲门，然后推开了。
房间里坐着一个老人。七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眼睛很亮。他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衫，戴着一副老花镜，面前摊着一大堆资料。看到廖雪松和程光启进来，他摘掉眼镜，站了起来。
“你们就是写信来的那两个小同志？”
“老师好。我是廖雪松，这是程光启。”廖雪松敬了一个军礼，程光启也跟着敬了礼。
老人摆了摆手，示意她们坐下。“不用这么正式，坐。我就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不用敬礼。”
廖雪松和程光启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老人给她们倒了两杯水，然后坐回自己的椅子上，目光在两个人身上来回打量了一下。
“你们信里说，想了解顾总早年在601所工作的情况。”
“是。”廖雪松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笔，“我们想尽可能地多收集一些资料，把顾院士的精神讲给更多的人听。”
老人看着她掏出笔记本的动作，眼睛亮了一下。“你记笔记？”
“记了十年了。”
老人沉默了几秒，然后站起来，走到身后的文件柜前，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他回到座位上，把信封放在桌上，但没有马上打开。
“顾总在601所工作了将近二十年。歼8的很多前期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老人的手放在信封上，指节有些弯曲，指甲有些泛黄，“你们想知道什么？”
“什么都想知道。”程光启说，“他的工作习惯，他跟同事的相处方式，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面对的。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老人看着程光启，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欣慰，又像是回忆。
“顾总这个人啊。”他慢慢地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在说一件很久远的事情，“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在点子上。他开会的时候从来不废话，上来就讲问题、讲方案、讲时间节点。底下的人有时候跟不上他的思路，因为他跳得太快了。他脑子里已经把问题想透了，但别人还在第一层。”
廖雪松飞快地记着，笔尖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别人也是这样。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去找他，他不会批评你，会把袖子一挽，跟你一起干。我见过他跟年轻的技术员一起熬夜算数据，一算就是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别人去食堂吃早饭，他还在办公室里面，对着图纸发呆。”
程光启听到这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老人继续说。“三上蓝天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但有一件事可能你们不知道。第三次上天之前，他爱人刚好出差了，家里孩子没人管。他把孩子托给邻居照看，自己上了飞机。下来以后他谁都没说，还是同事偶然间听邻居提起来，才知道这件事。”
廖雪松的笔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她的眼眶有些发热，但她没有抬头。
老人打开那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一沓发黄的纸张。那些纸张大小不一，有些是打印的，有些是手写的，边缘都已经卷曲发脆了。
“这是顾总当年的一些手稿复印件。你们拿回去看看吧。”
廖雪松双手接过那沓手稿，手指微微发抖。她翻开第一页，上面是一张手绘的气动布局图，线条工整、标注清晰，每一个数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图纸的右下角签着一个名字，笔迹刚劲有力。
顾诵芬。
廖雪松看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她想起自己笔记本扉页上抄着的那句话。同样的名字，不同的载体，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在这一刻交汇了。
“老师。”程光启的声音有些哑，“我们能复印一份带回去吗？”
“这些就是给你们的。”老人说，“原稿所里存档了，这些复印件你们拿去，不用还了。”
程光启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用力地眨了几下眼睛，把那点湿意压了回去。廖雪松在旁边看到了她的动作，在桌下伸出手，轻轻碰了碰程光启的手指。程光启反握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
她们在老人的办公室里待了将近三个小时。老人讲了很多故事，有些是她们在书上看到过的，有些是第一次听说。他讲顾诵芬在歼8试飞成功后的庆功宴上喝醉了酒，抱着试飞员鹿鸣东大哭。他讲顾诵芬退休以后还经常回所里看看，每次来都不让人通知，自己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他讲顾诵芬晚年视力不好了，但还是坚持每天看书，让老伴把书上的字念给他听。
每一个故事都不长，但每一个都像一颗钉子，把顾诵芬这个人更深地钉进了廖雪松和程光启的心里。
离开的时候，老人送她们到楼下。他站在那栋灰白色楼房的门廊下，阳光照在他的白头发上，亮得有些刺眼。
“你们俩还年轻，路还长。”老人说，“记住顾总那句话，一定要搞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句话现在可能已经不是最难的了，但精神是一样的。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他。”
廖雪松和程光启并排站好，向老人敬了一个军礼。这一次老人没有说不用敬礼，他站在门廊下，慢慢地举起了右手，回了一个军礼。
那个军礼很慢，很郑重，像是一个时代的接力棒，从一只手递到了另一只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