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这个故事，从头讲完。"
法庭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的低鸣。裴砚站在证人席上，没有看稿子。他目光落在审判席上方的国徽上，停了一瞬，又慢慢移回旁听席。他的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落得稳，像钉子钉进木板里。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记者席上，几台相机已经对准了他。
审判长示意他可以开始。
"我出生在二十八年前的一个冬天。"裴砚说，"具体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最初几年，我和我母亲在一起。她那时候很苦，最穷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把最后一口留给我。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喂我的时候，自己舔碗边剩下的米粒。"
他说得很平，像在讲一件很久远、已经与自己无关的事。旁听席里有人交头接耳，他听见了，没有停。
"八岁那年冬天，她把我带到福利院门口。"他停了一下，"她蹲下来，替我整理衣领，从自己头上取下一枚发卡，别在我的衣襟上。她说——砚砚乖，在这儿等妈妈，妈妈去给你买糖。"
"我等到天黑。福利院的灯亮起来，阿姨出来拉我，说别等了。我说我不走，我妈去买糖了。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我蹲在门廊底下，抱着一根柱子，等到雨水把我裤腿都打湿了。"
旁听席里，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被告席上，林曼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落在自己的手背上，许久没有动。
"后来福利院的阿姨拆洗我的棉袄，在里衬里发现缝着一封信。"裴砚说，"信纸很普通，落款只有一个字——'曼'。字写得干净利落。那枚发卡，粉色的，边角磨白了，卡扣上还缠着一根头发，老院长把它和信一起，收在登记处的抽屉里。"
"我在福利院长大。"他继续说，"被人叫过野种。冬天洗澡排不上热水，食堂开饭总被人从门口推出去。有一回，食堂丢了两个馒头，他们说是偷的，罚我站在院子里。是班主任老师替我作证，说那个点我在补课。老师后来跟我说，别放在心上，人这一辈子，总要被人冤枉几回。"
"十二岁那年，老师教我认字，教到'自己'两个字的时候，我在那封信的背面，第一次写出了自己的名字。老师说给你起个名字吧——'砚'，砚台的意思，看着笨，磨久了，总能磨出墨来。"
"后来我读书，打工。十六岁在校外送报纸，天不亮就出门；十八岁蹲过菜市场收摊后的剩菜，摊主看我不容易，把没卖完的菜包好塞给我，我不要，他就骂我，说年轻人要脸是好事，可也不能饿死。二十岁那年，我拿攒下的钱做了第一笔投资，输得精光，在桥洞底下睡了三个月。"
"再后来，我有了砚行资本。公司取名叫'砚行'——'砚'是磨墨的砚台，'行'是行走的行。老师那句话，我记了很多年：磨久了，总能磨出墨来。我把我这二十年磨出来的东西，都放在了这家公司里。"
他抬起头，目光沉静，语气里听不出悲喜。
"我讲这些，不是想博取同情。"他说，"我是想告诉法庭——一个被丢掉的孩子，也能凭自己的双手，从泥里爬起来。我不需要任何人可怜我。我站在这儿，是要把一件事说清楚。"
"林曼女士指控我'胁迫'她挪用资金。"他停了一下，声音平稳，"我从来没有胁迫过任何人。我们之间，不存在胁迫关系。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他转向被告席，第一次直视林曼。
"她说她受我胁迫。那我请问——我胁迫她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胁迫一个，我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人？我若要逼谁做事，有一百种比钱更干净的办法。可我连她的面，都没见过几次。"
林曼的嘴唇动了动。她的辩护律师站起来，想要发言，审判长抬了抬手："证人陈述与本案指控具有关联性，继续。"
"我查了一些事情。"裴砚收回目光，"查了二十年。那些事，不属于今天要陈述的范围。但我可以请法庭记住一件事——她指控我的理由，不是事实。事实是，一个二十八年前的秘密，一直被人压着，压到今天，压不住了。压不住，就一定会有人被它伤到。我不想当那个替罪的人。"
庭内一片寂静，连空调的低鸣都显得格外清晰。记者席上，有人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辩方律师起身发问："证人，你方才说，你连她的面都没见过几次。请问，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裴砚沉默了。
"十四年前。"他说。
法庭里又静了一瞬。旁听席最后一排，沈父慢慢抬起了头，隔着人群，看了林曼一眼。十四年前——那是沈知衍出生的那一年。
裴砚补了一句："她最后一次寄东西给我，也是十四年前。之后，就没有了。"
林曼低下头，肩膀轻轻颤了一下。
审判长合上记录本，目光落在裴砚身上："证人，庭审开始前，本庭例行询问——你与被告人林曼，是否存在亲属关系？"
裴砚沉默了片刻。
"这个问题，"他说，"等我把该说的话说完，再由法庭判断。"
"证人，你与被告人林曼，此前是否相识？"
"相识。"裴砚说，"比在场所有人，都早。"
林曼攥住被告席栏杆的手指，猛地收紧。
沈知白坐在第一排，把这句话听得分明。他闭上眼，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他早知道这个答案，可亲耳听见它在法庭上响起，胸口还是钝钝地疼了一下。
他在心里说：裴砚，你终于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