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餐馆以后，夏昭昭在省城又撑了半年。
端盘子、发传单、在超市当促销员，什么活儿都干。她把日子过得像踩缝纫机，一针紧挨着一针，不敢断，也不能断。每个月还是按时往家里寄钱，打电话的时候母亲问她好不好，她永远说好。
母亲说弟弟夏小军要上高中了，成绩排在年级前二十，老师说能冲重点高中。她说那就供，钱的事她来想办法。
挂了电话，她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高学费、书本费，和家里生活费加起来是一个她从来没拥有过的数字。她站在小卖部的公用电话旁边，手里攥着一张IC卡，攥得手心全是汗。旁边有人在买烟，有人在催老板找零钱，她站在那些声音中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怎么挣更多的钱。
那年冬天特别冷。出租屋没有暖气，窗户是单层玻璃，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呜呜地响，像谁在外面哭。她盖着两床旧棉被还是冷得缩成一团，半夜冻醒了就把所有的衣服压在被子上，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子是冰的，手指是僵的。有一天早上醒来，看见窗玻璃上结了冰花，密密麻麻的，像外婆院子里那棵山茶树的叶子。她哈了一口气在上面，冰花化开一小块，露出外面灰白的天。
就在那天，邻居婶子打来电话。
“昭昭，你妈住院了。”
她的心像被一只手猛地攥了一下。
“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累的。医生说贫血，加上老咳嗽没治，拖成肺炎了。”婶子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她不让我告诉你，但我想来想去还是得说。你是她闺女，你得知道。”
夏昭昭当天就去跟超市请了假，坐了最早一班车回家。
母亲躺在镇医院的病房里。四张床的大通间，墙皮泛着黄，暖气片咣当咣当地响，母亲那张床在最里面靠窗的位置。她头发白了大半，脸瘦得眼睛都凹下去了，手背上扎着吊针，青色的血管在薄薄的皮肤下面清晰可见。看见夏昭昭进来，母亲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慌。
“你怎么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母亲挣扎着要坐起来，声音又急又虚，“是不是你婶子打的电话？我都跟她说了不要告诉你——你耽误上班怎么办——”
“妈。”夏昭昭按住她的手。
那只手又凉又干，骨节硌得她手心发疼，和当年外婆的手一模一样。她握着那只手，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下坠。母亲什么时候老成这样的？她上次回家的时候，母亲头上还没有这么多白头发。
母亲安静下来，靠在枕头上看着她。看了很久，忽然说了一句：“瘦了。”
夏昭昭没有说话。她坐在床边，把脸埋进母亲的手心里。那手上有洗不掉的纸板浆糊味，和她小时候闻到的一模一样。小时候母亲在街道小厂糊纸盒，每天回到家，手上都是这个味道。她记得母亲用那双带着浆糊味的手给她扎辫子、给她掖被角、在她发烧的夜里一遍一遍摸她的额头。那时候母亲的手还不这么瘦，骨节还没这么凸。
母亲出院以后，夏昭昭没有再回省城。
不是不想回，是母亲的双腿已经落下了毛病，天冷就疼得下不了床。医生说是年轻时在街道厂里落下的病根，一站一整天，寒气从脚底往上灌，年轻时不觉得，老了全找上来了。弟弟住校，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家里得有个人。
她留在家里，重新过起了她十四岁以前的日子。早上起来做早饭，给母亲熬药，把中药罐子坐在炉子上，满屋子都是苦味。
她在镇上新开的服装店找了份工作，卖的是中档女装。她嘴甜，笑起来让人看了舒服，有些顾客试了五六件一件都不买，她也不恼，蹲下去帮人整理裤脚，说没事，下次再来看新款。结果人家真的会下次再来，进门先找她。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她不上班的时候偶尔会站在家门口往外看，村路上有人骑着摩托车过去，背着书包的孩子跑过去，她看着那些人，突然觉得他们都在往前走，只有她是停着的。
有一天下午，她坐在院子里择菜，脚边放着一个塑料盆，里面泡着青菜。母亲拄着一根旧拖把棍子慢慢走到她旁边坐下。阳光薄薄地照下来，照在母亲的白头发上，白得刺眼。
“昭昭，”母亲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怕吵到谁，“隔壁你张婶昨天来坐了会儿。”
夏昭昭没有抬头，手指掐着菜根，咔嚓一声掐断。
“她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十九了，在咱这儿不算早了。她娘家那边县里有个小伙子，姓赵，在工地开挖机的，老实本分，家里有地有房，妈是个能干的——”
“妈。”夏昭昭打断她，还是没抬头，“我不想嫁人。”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把门口树上最后一片枯叶吹落了，叶子在地上翻了两翻，停在墙根底下。
“我知道。”母亲说，“你爸当年不让你上学，你心里有疙瘩。你去省城那么多年，就是想活成自己的样子。妈都知道。”
夏昭昭的手指停了一下。
“可是昭昭，妈这身体你也看到了。不是逼你。”母亲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是哭，是嗓子里的痰在响，“我是怕。怕哪天我一口气上不来，你一个人在这世上怎么办。小军考上大学就走了，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但你好歹有个人——”
“妈。”夏昭昭放下手里的菜，抬起头看着母亲，“您别说了。”
她站起来，端着菜盆进了厨房。她把水龙头拧开，水哗哗地冲在青菜上，冲了很久。她的手泡在凉水里，手指上的冻疮疤被冷水一激又开始发痒。她没有动。她就那么站着，听着水龙头的声音盖过一切。
厨房的墙上贴着一张旧报纸，是去年贴上去的，已经被油烟熏得发黄。她盯着那张报纸看，上面的字她一个都看不进去。她在想母亲刚才说的话。想那句“你爸当年不让你上学”。想那句“你想活成自己的样子”。想那句“你一个人在这世上怎么办”。
母亲不是父亲。父亲当年是命令，是拍桌子，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母亲不是。母亲是在问她。用的是商量的语气，用温和与感情软化她的内心，用的是一双落下了病根站不起来的腿，用的是一头白了一半的头发。
街坊邻居开始频繁地来说亲。今天张婶来了，明天李婶来了，后天王姨来了。她们坐在堂屋里，喝着茶，嗑着瓜子，嘴皮子翻得飞快。赵家条件好，赵家那儿子老实，赵家那婆婆能干，赵家那房子是新盖的——夏昭昭端着茶壶站在旁边，听着那些话像水一样从耳边流过，一个字都没有进心里。
有一天晚上，弟弟从学校回来。他长高了，也晒黑了很多，校服穿在身上直挺挺的，一双眼睛里满是对未来的期许。他坐在饭桌上埋头扒饭，吃得很快，像是饿了很久。母亲给他夹菜，他嘴里塞着饭含含糊糊地说学校食堂太难吃了，还是妈做的饭香。
吃完饭，夏昭昭在厨房洗碗。弟弟在餐桌边写作业，一边写一边不经意地聊天。
“姐。”
“嗯？”
“你是不是要嫁人了？”
她的手顿了一下，碗在水龙头底下冲着，水花溅在碗沿上。“谁跟你说的。”
“我听张婶跟妈说的。”弟弟沉默了一会儿，“你不想嫁，对不对。”
她没有说话。
“姐，你别嫁。我不上学了，我去打工，我能挣钱。”
夏昭昭把水龙头关了。厨房里忽然很安静，只有灶台上那锅中药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苦味弥漫在空气里。
她转过身看着弟弟。他嘴唇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个子已经比她高出一个头，但站在那里还是那个小时候跟在她屁股后面跑的小男孩，被人欺负了会哭着喊姐姐。
“你胡说八道什么。”她的声音很平静，“爸之前怎么说的？”
“爸让我好好读书。”弟弟的声音低下去。
“那你就好好读，爸，妈和我都是为了你能出息。”她把碗放在碗架上，擦了擦手，“钱的事你不用管。姐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嘴角弯了弯就收回去了。“姐办法多着呢。”
弟弟看着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他转身回了堂屋，走到门口的时候脚步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那天夜里，夏昭昭又失眠了。她躺在自己那张旧木板床上，身上盖着母亲给她新做的棉被，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细细的白线。她想起十四岁那年第一次离家出走，想起在省城服装厂熬夜看书的夜晚，想起周姐给她那两个肉包子。
她想起周姐那句话：别总是替别人活。
可她现在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母亲的药不能停。弟弟的学费不能欠。父亲走了以后，这个家就靠她撑着。
赵家来提亲那天是个晴天。冬天的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上，照在地上一点温度都没有。
院子里站满了人。张婶领着头，笑得合不拢嘴，好像嫁女儿的是她自己。赵金柱穿着一条新买的西裤，皮带勒得肚子有些紧，站在他妈身后，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赵家婆婆穿着一件红棉袄，头发是新烫的小卷，嘴皮子利索得很，上来就把夏昭昭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说这闺女长得真俊，一看就是能干活的。
夏昭昭站在堂屋门口，看着满院子的人，感觉自己在看一出戏。戏里的人都在笑，都在说话，都在替她高兴。赵家提亲送了八样东西来——烟、酒、糖、茶、糕点、罐头，还有一个金戒指。东西摆在堂屋的桌子上，张婶一样一样地给母亲看。母亲坐在椅子上，腿上搭着一条旧毯子，笑着点头，说好，好。
仪式很简单。交换了婚书，喝了改口茶，订了婚期，过了年就办喜事。
赵金柱把那只金戒指戴在她手上的时候，两只手碰了一下。他的手很粗，指节上有茧，是开挖机磨出来的。戒指有些紧，箍在她的手指上，冰凉的。她低头看着那只戒指，心里什么都没有想。或者说，她不敢想。一旦开始想，那些念头就会像决了堤的水一样涌出来，把她整个人冲走。她只能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克制上——克制着不把手缩回去，克制着不站起来走出这扇门，克制着不让任何人看出她有什么不对。
所有人都在笑。赵家婆婆大声说，明年这个时候就该抱孙子了。赵金柱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他说，听你的。满屋子的人都笑了，夏昭昭也笑了，嘴角弯了弯，那个笑容不深不浅，刚好够应付过这个场面。
她想，她不是卖自己。她只是用自己的婚姻，换弟弟一个未来。她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有没有未来，但弟弟应该有。他比她聪明，比她运气好，比她多读了好多年的书。他应该走出去，去看看她没有看过的世界。
她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出去。新的棉被，新衣服，还有她自己。她的美貌，她的年轻，她的能干——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是嫁妆，在她手里是筹码。她把筹码推上了桌，换了一张盖着红戳的婚书。
客人走了以后，院子里一下子空了。满地瓜子壳和烟头，门槛上不知道被谁踩了一个泥脚印。夏昭昭拿了扫帚出来扫，扫得很慢，扫帚划过水泥地的声音沙沙的，在傍晚的寂静里格外清晰。夕阳把院墙的影子拉得很长，盖住了半个院子。
她扫到院墙角落的时候，忽然停住了。
砖缝里长着一棵不知名的野草。冬天的野草，叶子早就枯黄了，但茎还是绿的，贴着墙根长出来，被风一吹微微地晃。她蹲下来看着那棵草。她在赵家院墙下翻出来的时候也见过类似的草，长在水泥地的裂缝里，被踩了不知道多少脚，还是绿的。
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那棵草的叶子。叶子很凉，上面有一层细细的绒毛。她心想，人有时候还不如一棵草。草被踩了还能再长，人走错一步，可能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但她没有别的路。她站起来，把最后几片瓜子壳扫进簸箕里，转身回了屋。
母亲坐在堂屋里，腿上搭着旧毯子，看着八仙桌上赵家留下的那堆红彤彤的礼盒，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夏昭昭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
“妈。”
“嗯。”
“小军的学费有着落了。”
母亲转过头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母亲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那只手很粗糙，指腹上全是糊纸盒磨出来的硬茧，划过她脸颊的时候有些疼。
“昭昭，”母亲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被谁听见，“你怨不怨我？”
夏昭昭握住母亲的手，把它从脸上拿下来，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不怨。”她说，“我怨谁都不怨你。”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看了很久的月亮。月亮很弯，像外婆当年割稻子用的那把旧镰刀。她想起外婆说的那句话——这丫头将来必定有福气。她不知道什么是福气。她只知道弟弟的学费有着落了，母亲的药能续上了，至于她自己——她不愿意去想。
赵家婆婆要求结婚前先去家里熟悉环境，夏昭昭应了下来，搭上了去隔壁县城的班车。
那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冬天的田野灰黄一片，远处村庄的炊烟升起来，被风吹散了。
那一年是二零零四年。刘翔获得了奥运会的冠军，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北京八分钟的表演让全国人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刀郎的《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从街头放到巷尾，音像店门口的音箱一天到晚循环着同一盘磁带。
这些夏昭昭都不关心。她只知道，二十岁这一年，她把自己嫁掉了。嫁得不甘心，但不后悔。因为她是自己点的头，自己做的嫁。没有人拿枪指着她，没有人绑着她的手。
她认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