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暗室
十一月二十日，东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
三岛明夫在凌晨四点醒来，躺在黑暗中听雨声敲打空调室外机的声音。他伸手摸到手机，屏幕亮起来，没有任何新消息。那个号码已经三天没有打来了，照片也停了三天。
这三天里，野岛晋安没有出门。
三岛知道这个，是因为他派人守在成城的私宅外面。不是正式的监视——他没有申请监视令，野岛目前只是被保释的嫌疑人，不是被起诉的被告，法律上他仍然是一个自由公民。三岛派去的人是以“媒体蹲守”的名义待在那里的，一个年轻的事务官，每天在车里坐十二个小时，用长焦镜头拍下那栋房子的每一个变化。
野岛晋安从多摩川回来之后，就再没有离开过那栋房子。
窗帘拉上了。一楼的灯白天也亮着。偶尔有快递员按门铃，但门从来没有开过。事务官的报告里写道：野岛的秘书每天上午九点和下午五点各来一次，按门铃后等待约三十秒，门从内侧打开一条缝，递出一个购物清单或者一份文件，然后重新关上。秘书从未被允许进入室内。
三岛坐起身，打开床头灯。灯光照亮了床边矮桌上摊开的文件——多摩川分尸案的原始调查报告复印件，他从警视厅档案室借出来的。纸张已经发脆，边缘泛黄，翻动时会发出细碎的响声。
他拿起其中一页。
那是昭和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的现场勘查记录。负责勘查的刑警姓中村，现在已经去世了。中村刑警的记录写得很详细，字迹认真得近乎刻板：
“尸体被分割为六部分，分别装入六个透明聚乙烯塑料袋。塑料袋规格统一，系同批次产品，制造编号可追溯至品川区某塑料加工厂。袋口打结方式各有不同——颈部以上部分（编号1）采用双重反手结；躯干上部（编号2）采用单重外科结；躯干下部（编号3）采用双重外科结；右臂（编号4）采用单重反手结；左臂（编号5）采用双重反手结；右腿及左腿（编号6）被装入同一袋中，袋口采用三重外科结。”
三岛放下这一页，拿起另一份文件。
那是平成三年的一份补充调查报告。山胁隆一郎——名单上排名第一的人——在那一年病逝。他死后第三天，警视厅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山胁生前曾私下承认参与过多摩川案。这封信没有被当作有效证据采纳，因为匿名信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山胁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但三岛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封匿名信的字迹，和这次寄来的证词完全不同。证词是用电子文档打印的，没有任何手写痕迹。
匿名信来自另一个人。
他在床头柜上摊开所有文件。昭和五十四年的原始报告、平成三年的匿名信、平成十四年笠原俊昭的交通事故报告、平成二十一年大和田茂典的自杀记录。六个嫌疑人中的四个死者，每个人的死亡都有完整的官方记录。
除了泽美芳江。
这个自称是泽美奈子母亲的女人，在户籍上不存在。
三岛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响了六声，转进语音信箱。他又拨了一次。
“喂。”对面是一个沙哑的女声。
“你在哪里？”
“你在找我？”
“停了三天，一定有原因。”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雨声从窗外传进来，和听筒里的沙沙声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野岛把自己关起来了。”那个声音说。
“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他从多摩川回来之后，发现了一件东西。”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下，“在他自己家里。”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多摩川的河岸上站了四个小时，然后回到家，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出过门。”
三岛的手指收紧。“你怎么知道他在多摩川站了多久？你有监控吗？”
“我没有监控多摩川。我只是知道。”
“你到底——”
“三岛先生，你还记得那份证词里写的六个名字吗？”
“记得。”
“你还记得第五个名字被红笔圈起来了。”
三岛没有说话。他当然记得。那份证词的第五个名字旁边，有一个红色的圆圈，圆圈的笔迹很重，几乎把纸张压出了凹痕。
“第五个名字是谁？”
“那不是名字。”三岛说，“那是一个代号。‘K’。”
“对。只有一个字母。证词里说，那是六个人中唯一一个身份无法确认的人。另外五个人都有姓名、住址、当时的身份，只有第五个人，只有一个字母K。”
“你知道K是谁吗？”
“不知道。”那个声音说，“但野岛知道。而且我猜，他从多摩川回来之后发现的，和K有关。”
三岛靠在床头板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有一道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野岛不能一直关在屋子里。他必须出来，必须在法庭上亲口供述。如果他一直关着自己，迟早警方会用另一种方式让他开口——不是法庭，而是逮捕状和审讯室。那样的话，他说出来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你想要他在公开场合供述。”
“对。在法庭上，在所有人的面前，让他自己承认。不是被逼供，不是被审讯，是他自己选择说出来。”
“为什么这么重要？”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一次的沉默很长，长到三岛以为对方已经挂断了。
“因为在四十七年前，”那个声音终于说，“泽美奈子也是自己选择的。”
“选择什么？”
“选择去多摩川。她本来可以不去的。那天下午，有人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如果她不接那个电话，如果她不赴约，她就不会死。但她选择了去。”
“你怎么知道有电话？”
“因为打电话的人是我。”
三岛猛地坐直身体。
“你——”
“我不是泽美芳江。那不是我的名字。但我说的是真的——我目击了一切。四十七年前，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我在多摩川对岸的小树林里，亲眼看到了六个人把一个塑料袋扔进河里。其中一个人是我认识的。我认识他，是因为前一天是我给他打的电话。”
三岛的呼吸停了一拍。
“你给谁打了电话？”
“泽美奈子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旁边。”那个声音变得很轻，几乎被雨声淹没了，“打电话的是她的好朋友。一个和她同岁的女孩。那个女孩说——‘奈子，明天下午来多摩川吧，我有话想跟你说。’”
“那个女孩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说了，你就不会再查这个案子了。三岛先生，你是一个检察官，你的职责是把证据呈上法庭。但有些证据，是不能被呈上法庭的。”
三岛的手指用力握着手机，关节发白。
“你现在在东京吗？”
“在。”
“我要见你。”
“还不到时候。”
“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等野岛走出那扇门的时候。”那个声音说，“他会出来的。他不可能永远关着自己。他有政治生涯要挽救，有记者会要开，有支持者要安抚。他会出来的。等他出来的时候——”
“怎样？”
“等他出来的时候，我的下一张照片会寄到你手里。那张照片上，他会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四十七年前，那六个人分尸的地方。”
电话挂断了。
三岛把手机摔在床上。屏幕弹了一下，撞到床头柜的边缘，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坐在那里，心跳声和雨声混在一起，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同一句话。
“打电话的人是我。”
不是泽美芳江。不是泽美奈子的母亲。那个声音太年轻了，不可能是八十八岁的老人。但她说她目击了一切。她说她认识六个人中的某一个。
她到底是谁？
三岛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雨中的东京一片灰蒙，远处的高层建筑群隐没在低垂的云层里。他站在窗前，回想起那张照片——黑白证件照上的泽美奈子，嘴唇微微张开，眼神看向镜头的右侧。
不是看镜头。是看镜头的右侧。
当时站在镜头右侧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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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下午，三岛去了一趟小平市。
中央线从新宿出发，向西穿过中野、高円寺、阿佐谷、荻窪、西荻窪、吉祥寺、三鹰。电车在武藏野的住宅区中穿行，车窗外的景色从密集的商业楼逐渐过渡到低矮的一户建。三岛坐在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放着一个公文包，包里装着四十七年前的调查报告复印件。
他在武藏小金井站下了车。站前商业街的拱廊下，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在买可丽饼。十一月的冷雨打在拱廊的透明顶棚上，发出密集的啪嗒声。三岛穿过商业街，沿着一条旧住宅区的小路往南走。
泽美奈子生前的住址在小金井市梶野町，一栋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木质公寓楼。三岛在出发前查过，那栋公寓在昭和六十三年被拆除了，原址上建了一栋三层的小型公寓。他站在那栋新公寓前面，抬头看着灰色的外墙。
二楼最左边那间，曾经是泽美奈子和她母亲的住处。
户籍记录显示，泽美奈子的母亲叫泽美富子，昭和十九年生，昭和四十八年死于宫颈癌。那时泽美奈子只有十岁。之后泽美奈子被送到世田谷区的亲戚家寄养，中学毕业后回到小金井，独自租住了这间公寓。
她死的时候，是一个人住在这里。
母亲已经去世了六年。
三岛绕着公寓走了一圈。后巷很窄，只能容两个人并排通过，两侧的墙壁上爬满了常春藤。巷子尽头是一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一个沙坑和两个秋千。秋千在雨中没有晃动，铁链上挂着水珠。
三岛站在秋千旁边，打开调查报告，翻到目击证言那一页。
泽美奈子最后一次被目击，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左右。目击者是公寓隔壁的邻居，一个姓田边的家庭主妇。她在证言中说：“那天下午，泽美小姐从公寓出来，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手里拿了一顶遮阳帽。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在等人，然后往车站方向走了。”
田边还补充了一句：“她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但有点心不在焉。我跟她打招呼，她也没有回应。”
心不在焉。那通电话。那个女孩说——“奈子，明天下午来多摩川吧，我有话想跟你说。”
什么话，需要约在多摩川说？
什么话，让她听完之后魂不守舍地出了门？
三岛合上文件，从口袋里拿出手机。他犹豫了一下，拨通了那个号码。
响了一声就接通了。
“你在小平市。”那个声音说。
三岛的手一紧，猛地转身，四处张望。公园里空无一人。秋千在雨中静静挂着，沙坑被雨水浸成了深褐色。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从武藏小金井站的东口出来的。你穿着深蓝色的大衣，右手拿了一把黑色折叠伞。你在站前停留了一会儿，看了一眼手机导航，然后走进了梶野町方向的小路。你刚才站在泽美奈子住过的公寓前面，仰头看着二楼左边那扇窗户。现在你站在公寓后面的公园里，正在跟我打电话。”
三岛的后背渗出一层冷汗。他再次环顾四周——公园入口处没有人，住宅楼的窗户在雨中全部紧闭着。没有任何人站在任何可以看到他的地方。
“你在这里。”
“我不在。”
“那你怎么知道——”
“三岛先生，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什么位置？”
“你面前是不是有一个沙坑？”
三岛低头看着沙坑。雨水在沙面上砸出密密麻麻的小坑。
“是。”
“沙坑的东南角，靠近秋千的那一侧，往下挖大约三十厘米。”
三岛没有动。
“那下面有什么？”
“泽美奈子埋的东西。”
“什么东西？”
“她的日记。”那个声音说，“泽美奈子从母亲去世那一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她死的前一天。警方在调查时没有找到这本日记，因为泽美奈子从来没有把它放在屋子里。她在公寓楼后面的沙坑里埋了一个饼干铁盒，日记就放在盒子里。”
三岛的心脏跳得很快。“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四十七年来，那个铁盒一直在那里。平成元年公寓被拆除的时候，平成二年新公寓建起来的时候，令和年间公园翻修的时候——它一直在那里。没有人发现它，因为没有人知道要找。”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挖出来？”
“我挖过了。”
“什么时候？”
“四十七年前。在她死后第三天。我挖出来，看完了，又埋了回去。”
“为什么埋回去？”
“因为里面的内容不能作为证据。”
三岛握紧手机。“日记里写了什么？”
“写了那通电话。写了那个约她去多摩川的女孩的名字。写了她们之间的全部对话。写了泽美奈子为什么明知道有危险，还是决定去。”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下，“还写了那个女孩的哥哥是谁。”
三岛的呼吸变得沉重。
“那个女孩的哥哥——”
“三岛先生，你现在可以挖出来看。但是在你看之前，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想知道真相吗？”
“当然想。”
“不，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你想知道全部的真相吗？不是一个能被呈上法庭的真相，而是所有的真相。包括那些不能被定罪的部分，包括那些法律无法惩罚的人，包括那些活着的、死去的、被遗忘的、被原谅的一切。”
三岛站在雨中，雨伞从他手里滑落，掉在地上。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肩膀。
“是。”
“那就挖吧。但你要记住——这本日记，只有你能看。如果你拿给警方，拿给媒体，拿给任何第三方，我会立刻消失。而野岛晋安会回到他的房子里，继续关着自己，直到警察打破他的门，把他拖进审讯室。他会在审讯室里承认一切，但那一切都不会被公开。政治力量会介入，案子会被压下去，所有的记录都会被封存。四十七年的等待，就全部白费了。”
三岛蹲下身，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用双手刨开沙坑的沙子。雨水让沙子变得沉重，每一次挖掘都很费力。他的指甲里塞满了泥沙，手指因为寒冷而僵硬。
大约三十厘米深的地方，他的指尖碰到了坚硬的金属。
他把周围的沙子拨开，露出一个生锈的饼干铁盒。铁盒不大，大概一个手掌见方。盖子紧紧地扣着，锈迹让边缘变得粗糙。三岛把铁盒从沙坑里取出来，站起身。
“找到了。”
“打开。”
三岛用拇指撬开铁盒的盖子。盒盖发出一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盒子里是一个用塑料袋密封的笔记本，B6大小，封面是浅蓝色的，上面印着卡通兔子的图案。塑料袋里的空气被抽走了大半，笔记本被压得扁平，但因为密封得好，纸张没有受潮。
三岛小心地打开塑料袋，取出笔记本。
翻开第一页。
昭和四十八年四月三日。晴。
“妈妈今天走了。医院的阿姨说她是睡着了。但我知道不是。她的脸是灰的，和平时的颜色不一样。我握了她的手，是凉的。
大婶婶来医院把我接走了。她说以后我住在世田谷。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想说话。妈妈说过，人死了就变成星星。但今天是阴天，没有星星。”
三岛一页一页地翻。日记写得不长，断断续续，有时一天写好几页，有时几个月才写一次。内容大多是关于学校、寄养的亲戚家、偶尔的梦境。泽美奈子的字迹不太好看，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被泪水洇湿过，墨迹晕开，模糊了字句。
翻到后半部分时，三岛的手停住了。
昭和五十四年七月二十日。雨。
“今天早纪给我打了电话。
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秋天，在吉祥寺的咖啡馆。那时候她看起来不太好，我问她怎么了，她不说。
今天她在电话里哭了。哭了很久。她说她对不起我，有件事一直瞒着我。我问她什么事，她说电话里不能说。
她说——明天下午，来多摩川吧。我来见你。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问她为什么要去多摩川。
她说——因为那里没有人会听到。
我答应了。我不知道她要对我说什么。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早纪是我最好的朋友。小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一起上学。她的哥哥大我们三岁，有时候会在放学后来接她。他很帅，班上的女生都偷偷喜欢他。但他只对早纪一个人好。
后来早纪的哥哥上了高中，就很少来接她了。
再后来，我也不怎么见到早纪了。她好像换了一群朋友，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有几次我在街上看到她，她和那些朋友在一起，穿着很成熟的衣服。她看到我，总是笑一笑，然后转过头去。
今天她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
她在害怕什么。
我听得出来。”
三岛翻到下一页。
七月二十一日。日记的最后一篇。日期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墨点，是笔尖在纸上停了太久留下的。
“今天要去多摩川。
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下雨。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带伞。最后还是带了。遮阳帽也带了，因为如果雨停了，太阳会很晒。多摩川那边没有什么树荫。
我不知道早纪要对我说什么。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在河边站着，朝我招手。她穿的还是那件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盘起来，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一模一样。
她没有说话，只是在招手。
我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早纪说下午三点见面。我打算两点钟出门。先去车站旁边的花店买一束花，放在妈妈的佛龛前。然后坐中央线去多摩川。
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
但如果妈妈在那边等我，我希望她不要担心。
我很快就来。”
日记到此结束。
后面还有大概十几页的白纸。最后一页被撕掉了，撕口很不整齐，像是被匆忙撕掉的。
三岛合上日记，发现自己坐在沙坑边缘的地上，雨水已经完全打湿了他的衣服。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冷。
“你读完了。”电话里那个声音说。
“读完了。”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这本日记不能作为证据了。”
三岛知道。日记里提到了一个名字——早纪。还提到了她的哥哥。但这些都不是直接证据。日记不能证明早纪和分尸案有关，不能证明她的哥哥参与了犯罪，甚至不能证明泽美奈子真的去了多摩川。日记只能证明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在临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在想什么。
而她在想她的朋友。她最好的朋友。
“早纪现在在哪里？”三岛问。
“我不能告诉你。”
“她的哥哥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雨声填满了空隙。
“她的哥哥，”那个声音终于开口了，“就是你要找的K。”
三岛的手指紧紧捏着手机。
“K——就是早纪的哥哥。”
“是。证词里的第五个人，那个只有一个字母K的人。他不是政治世家出身，所以另外五个人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同伙。他只是刚好出现在现场。分尸的时候，他在旁边。”
“他做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做。这就是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字母。他没有杀人，没有分尸，没有丢弃塑料袋。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从头看到尾。然后他帮那五个人保守了这个秘密，保守了四十七年。不是因为他想保守，而是因为他的妹妹。”
“早纪做了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三岛先生，今天就到这里吧。把日记本带走，但要保管好。不能给任何人看。你要记住——这个案子里，真正有罪的，也许不是野岛晋安。野岛只是一个参与者。他参与的是分尸，不是杀人。”
“杀人的人是谁？”
“那个人早就死了。”
“谁？”
“山胁隆一郎。”
三岛手中的手机差点滑落。
“山胁隆一郎？名单上排第一个的？那个东京都议员？”
“对。平成三年病逝的那个人。他是动手的人。泽美奈子是他杀的。另外五个人负责处理尸体。这就是为什么证词里说——野岛晋安不是凶手。他确实不是。他的确没有杀人。”
“但他参与了分尸。”
“是。他参与了。其他四个人也参与了。活着的两个，死了的三个，加上一个K——六个人一起把泽美奈子切成了六块，装在六个塑料袋里，扔进了多摩川。这件事本身，就是野岛晋安需要亲口供述的罪行。”
三岛坐在雨中，手里握着那本从沙坑里挖出来的日记，脑子里一片混乱。
“还有一个问题。”他说。
“什么？”
“你怎么知道沙坑下面有日记？你说你四十七年前挖出来看过，又埋了回去。但今天你不在现场，怎么知道这个沙坑没有被翻过？万一公寓拆除的时候，施工队挖到了铁盒呢？万一公园翻修的时候，工人把它清理掉了呢？”
电话那头笑了起来。那笑声很轻很短，不像开心，倒像是某种苦涩的确认。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来检查一次。上个月我刚来过。铁盒还在。原封不动。”
“你是谁？”
“三岛先生，你一直想问这个问题。从第一通电话开始就在问。”那个声音变得很平静，“我可以告诉你，但不是现在。等野岛晋安走进法庭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为什么要等那么久？”
“因为我需要你专注。如果现在你知道了我的身份，你会分心。你会怀疑我告诉你的每一个字。你会去查我的背景、我的动机、我和这个案子的关系。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三岛闭上眼睛，让雨水打在脸上。
“最后一个问题。”
“请说。”
“这四十七年来，你在做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不是那种被问住的沉默，而是某种需要积蓄力量的沉默。雨声越来越大了，敲在铁盒上，发出空洞的回响。
“我在等他们一个一个地死。”
电话挂断了。
三岛坐在沙坑边上，久久没有起身。他把日记本重新装进塑料袋里密封好，放进公文包。铁盒他没有带走——他把铁盒重新埋进了沙坑，用手掌把沙子拍平。
站起身来时，他发现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一小片淡青色的天空。
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上最后一条通话记录的时长。四十七分二十三秒。
和这个案子持续的时间一样久。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朝车站走去。在公园出口处，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秋千被风吹得轻轻晃动，铁链发出细微的响声。
沙坑里，他刚刚拍平的沙面上，有人用树枝写了一个字。
“K”。
三岛的血液一瞬间凝固了。
他刚才埋铁盒的时候，沙面上没有任何东西。他把沙子拍平了。他确定。他百分之百确定。
他站在公园出口，环顾四周。没有人。住宅楼的窗户全部关着。没有脚步声，没有人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只有那个字母，一笔一划地刻在潮湿的沙面上。字迹很工整，带着某种刻意的端正。像是花了很多年练习。
三岛转身离开了公园。
他没有擦掉那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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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二日，野岛晋安走出了他关了自己五天的房子。
事务官在早晨六点二十三分打来电话。三岛正在刷牙，满嘴泡沫地接起电话。
“他出来了。”
“一个人？”
“一个人。没有秘书，没有律师。穿着便服，戴了帽子和口罩。刚上了一辆出租车。”
“方向？”
“向西。往立川方向。”
三岛放下牙刷，漱了一口水。“跟着他。保持距离。每十分钟报告一次位置。”
他挂断电话，冲进卧室换衣服。在系皮带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不是事务官，而是那个没有显示号码的来电。
“收到了吗？”
“什么？”
“照片。”
三岛切换手机画面，打开邮件。一封没有发件人的邮件躺在收件箱里，附件是一张图片。他点开——还是一张监控截图。拍摄于一个便利店门口，时间是昨天晚上。
照片上的人是野岛晋安。他站在便利店门口，手里拿着一张地图。地图摊开着，他的手指指着地图上的某个点。
图片下面附了一行字：
“十一月二十二日，昭和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地点：多摩川上游，旧木材堆放场。”
三岛盯着那张照片，想起了那个声音说过的话——等他出来的时候，下一张照片会告诉你他要去哪里。那个地方，就是四十七年前分尸的地方。
不是丢弃尸体的地方，而是分尸的地方。
这是两个不同的地点。
警方当年只在多摩川下游发现了装尸块的塑料袋，但分尸的第一现场始终没有找到。调查报告里写道：“鉴于塑料袋内未发现大量血迹，推断分尸行为发生在其他地点，具体位置不明。”
野岛晋安要去那个“不明”的地方。
三岛冲出公寓，拦了一辆出租车。
“立川方向，多摩川沿岸。最快的路线。”
出租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从后视镜里看了三岛一眼。三岛亮出了证件。
“警视厅的。”
“检察官？”
“特搜部。”
司机点了点头，踩下油门。
车子沿甲州街道向西驶去。天空又开始飘起细雨，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规律的摩擦声。三岛坐在后座，手机贴在耳朵上，保持和事务官的通话。
“他现在在哪里？”
“刚过国立站。还在往西。”
“他有没有发现你在跟踪？”
“应该没有。我换了一辆车，不是之前停在宅子门口的那辆。他现在坐的出租车车号我记下来了。”
“继续跟着。”
三岛挂断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对方是他的上司。
“野岛去了多摩川上游。根据情报，他可能在前往当年的分尸现场。”
“情报来源？”
“暂不便透露。”
“你的线人？”
“可以这么说。”
上司沉默了一会儿。“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不太确定。”
“他会不会是去销毁证据？”
“事情已经过了四十七年了。塑料袋里不会有他的指纹，分尸工具也早就不存在了。没有证据可以销毁。”三岛说。
“那他为什么去？”
“也许是去看。看一眼。”
“为什么现在去看？四十七年来都可以去看，为什么偏偏现在？”
三岛看着车窗外的雨幕，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答案——因为有人花了四十七年，把野岛晋安逼到了这个时刻。那个人用匿名证词启动司法程序，用保释把他从拘留所里放出来，用监控照片把他每天的行程和四十七年前的时间表一一对应，用各种方式刺激他的神经，唤醒他的记忆。
现在，野岛晋安终于扛不住了。他要回到那个地方，确认某件事。
确认什么？
“我到了再跟你汇报。”三岛说完挂断电话。
出租车在雨中的中央自动车道上疾驰。两侧的风景从城市逐渐过渡到郊区的田野和杂木林。多摩川出现在右侧车窗外，水面因为连日降雨而上涨，浑浊的水流冲击着河岸的草丛。
事务官发来消息：目标在立川市南部下了出租车，步行向多摩川方向移动。
三岛让司机在距离多摩川河岸大约五百米的地方停车。他下了车，撑开伞，沿着一条旧砂石路往河岸走去。这条路在地图上没有名字，两侧是废弃的木材加工厂和仓库，建筑物上爬满了藤蔓，窗户玻璃破碎不堪。
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木头腐烂的味道。
三岛走了大约十分钟，在一栋红砖仓库的拐角处停下。前方大约五十米处，就是多摩川的河岸。河水在低处奔流，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他看到了野岛晋安。
野岛站在河岸上方一块平坦的空地上，面朝河水，背对着三岛。他没有打伞，雨水打湿了他的帽子和外套。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遗忘在河边的石像。
三岛没有靠近。他退到仓库墙边，用墙壁遮住自己的身体，只露出半张脸。
野岛站了很久。
久到三岛开始觉得不对劲。
然后野岛动了。他蹲下身，双手撑着地面，开始呕吐。呕吐的声音很大，像是要把内脏都吐出来。他的身体剧烈地痉挛着，帽子从头上掉下来，落在泥水里。
三岛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上前。他站在仓库的阴影里，看着一个六十七岁的男人跪在河边，趴在泥地里呕吐。
野岛吐完之后，用手背擦了擦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
三岛眯起眼睛，努力辨认——那是一张照片。野岛把照片举到眼前，看了很久，然后用打火机点燃了它。照片在雨中燃烧得很慢，火焰跳动了几下就熄灭了。野岛把烧焦的残片撕碎，碎片被风吹散，落在浑浊的河水里，瞬间被水流卷走了。
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泥，转身往回走。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三岛看到了他的脸。
那不是一张“去确认某件事”的脸。那是一个人的灵魂正在被缓慢肢解的脸。
野岛从三岛藏身的仓库旁边经过，没有看到他。他的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深水里。雨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来，流过眼睛、鼻梁、嘴角，但他没有擦。
三岛等他走远了，才从仓库后面出来。他走到野岛刚才跪着的那个地方，蹲下身，看着地面。
泥地里有野岛膝盖压出的两个凹坑。凹坑旁边，有一些烧焦的照片碎片没有被风吹走，落在草丛里。三岛捡起其中一片，翻过来看。
碎片只有指甲盖大小，上面残留着一小段影像——一个女孩的半张脸。黑色短发，立领制服，嘴唇微微张开。
泽美奈子。
照片的背面有字。是三岛认得的那个字迹——属于平成三年写匿名信的人。字迹潦草而用力，几乎穿透了相纸：
“七月二十一日，多摩川。你在这里，她在哪里？”
三岛把碎片小心翼翼地放进证物袋里。然后他环顾四周——这片河岸上，四十七年前曾经有一栋废弃的木材仓库。昭和六十二年，仓库被拆除了，原址上什么都没有留下。
但他知道这里就是分尸现场。
不是因为证据，而是因为野岛晋安跪在这里吐了。
三岛站起身来，雨伞在他头顶上被风吹得歪斜。他掏出手机，拨了那个号码。
占线。
再拨。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三岛站在河岸边，握着手机，看着脚下奔流不息的河水。四十七年前，就是在这条河的某一段，有人把六个塑料袋扔了进去。四十七年后，这条河还是原来的样子，雨季涨水，旱季干涸，季节轮转，从不间断。
而那个刻在沙坑上的字母K，那个烧照片的野岛晋安，那个电话里说着“我在等他们一个一个死”的女人——所有人的时间，似乎都被锁在了昭和五十四年的夏天，从来没有真正向前走过。
手机突然响了。
三岛接起来。是事务官。
“目标离开河岸，往立川站方向走了。要继续跟踪吗？”
“跟。但不要跟太紧。”
“明白。还有一件事——”
“什么？”
“野岛刚才在河岸上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三岛的手指收紧。“什么意思？”
“我在他下出租车的地方等着，看到他往河岸方向走，大约五十米后，路边停着一辆白色的轻型轿车。他经过那辆车的时候，车窗摇下来了一点。我看不太清楚，但应该是有一个人坐在驾驶座上，野岛跟那个人说了几句话。大概一两分钟。然后野岛继续往河岸走，那辆车掉头开走了。”
“车牌号？”
“品川330，铃木牌。车窗贴了深色膜，看不到里面的人。但是从摇下车窗的那一点点缝隙里，我看到——”
“看到什么？”
“一只女人的手。很白，指甲涂了深红色。”
三岛站在原地，任由雨水浇在脸上。
“你确定是女人？”
“确定。手指很细，戒指戴在食指上，银色的。”
三岛挂断电话，重新拨那个号码。依然关机。
他把手放下来，抬头看着铅灰色的天空。雨越下越大了，雨点打在河面上溅起密密麻麻的水花。多摩川的水声在雨中变得更加响亮，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河底醒来。
野岛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有一个女人——指甲涂着深红色的女人——在他走向四十七年前的罪恶现场之前，跟他说了话。
说了什么？
她是谁？
三岛把证物袋塞进口袋，朝公路方向走去。他需要查那辆白色铃木的车牌号，但他知道查到的结果多半是一个假名或者一个已经死掉的人。那个深红指甲的女人，和电话里的女声，是同一个人，还是另一个人？
如果是同一个人，她为什么要亲自出现？
如果是另一个人，这个案子涉及的女人，除了泽美奈子和早纪，还有谁？
三岛的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在雨中奔跑。
他必须回到办公室。他必须把所有的照片、文件、证物全部重新排列一遍。
因为这个案子，从今天开始，不是只有一个女人在暗中操控。
而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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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三岛回到霞关的办公室。
他把湿透的大衣挂在衣架上，坐在办公桌前，打开保险柜，把所有关于这个案子的材料全部搬出来。
证词原件。监控照片。便条。昭和五十四年的调查报告复印件。平成三年的匿名信。平成十四年的事故报告。平成二十一年的自杀记录。泽美奈子的日记。烧焦的照片碎片。
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排列在办公桌上。
桌子的左边，是四十七年前的材料。
桌子的右边，是这十七天来的材料。
他在中间放了一张白纸，拿起笔，写下两个问题。
第一：电话里的女人是谁？
第二：多摩川边的女人是谁？
他盯着这两个问题看了很久，然后在第一个问题下面写了几个关键词——年轻、知道全部细节、声称目击分尸、四十七年前在现场、认识早纪。
在第二个问题下面，他写的关键词很少——深红指甲、白色铃木、出现在野岛去现场之前、与野岛有对话。
这两个女人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
但有一个问题是三岛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电话里的女人声称，是自己打了那通约泽美奈子去多摩川的电话。她说打电话的人是“泽美奈子的好朋友”“一个和她同岁的女孩”。
那个女孩就是早纪。
但电话里的女人说的不是“早纪打的电话”，而是——“打电话的人是我”。
这句话有两种可能的含义。
第一种：这个女人就是早纪本人。她打了电话，把泽美奈子约到了多摩川。四十七年后，她回来复仇。
第二种：这个女人不是早纪，但她在说谎。她故意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为了保护真正的早纪。
无论是哪一种，早纪都是整个案件最核心的人物。她是泽美奈子最好的朋友，是K的妹妹，是打那通致命电话的人。
而早纪，现在是六十三岁。
六十三岁的女人，声音听起来可能像二十多岁吗？不可能。无论怎么保养，声带的衰老是不可逆的。电话里的声音太年轻了，年轻得像是三十岁出头。
那么，电话里的女人不是早纪。
她是谁？
三岛在纸上写下另一个名字：泽美芳江。
这个出现在证词末尾的名字，在户籍上不存在。泽美奈子的亲生母亲叫泽美富子，昭和四十八年死于宫颈癌。泽美芳江是化名。
化名的含义是什么？
“泽美”这个姓氏，是随了泽美奈子的姓。如果是早纪，她的本姓应该不是泽美。她为什么要用“泽美”作为化名的姓氏？是为了表明自己和泽美奈子的关系？
三岛拿起泽美奈子的日记，重新翻到最后一篇。
“早纪是我最好的朋友。小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一起上学。她的哥哥大我们三岁，有时候会在放学后来接她。”
K是早纪的哥哥，比她们大三岁。昭和五十四年，早纪十六岁，K十九岁。
K现在是六十六岁。
他又想起了那个声音——“我在等他们一个一个地死。”
三岛放下日记，拿起调查报告，翻到六个嫌疑人的名单。山胁隆一郎死于平成三年，病逝。笠原俊昭死于平成十四年，交通事故。大和田茂典死于平成二十一年，自杀。加上还活着的野岛晋安，还有一个姓名不详的K——六个人，三个死了，两个活着，还有一个K身份不明。
等一下。
六个人，三个死了，两个活着。
死人不能开口说话，活人还能开口。
但活着的两个人——野岛晋安和名单上第三个以外的人——那个电话里的女人为什么不直接找他们？为什么要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从野岛开始？
除非另外那个活着的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
三岛猛然想起了什么。他翻出证词原件，重新看了名单。
第一名：山胁隆一郎。病逝。
第二名：笠原俊昭。交通事故死亡。
第三名：野岛晋安。在世。
第四名：大和田茂典。自杀。
第五名：K。身份不明。
第六名：——
三岛的手指停在第六个名字上。
第六个人叫柏原茂，当时是国学院大学的学生。证词里关于他的信息很少，只有一个名字和当时的住址。没有标注死亡，也没有标注在世。这个人不在三岛的关注范围内，因为他的存在感太低了——在六个名字中排在最后，没有做过议员，没有出过名，一切资料都平淡无奇。
但现在三岛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他一直在想活着的两个人是谁——野岛晋安，还有一个。但他从来没有确认过另一个人是否真的还活着。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户籍管理部门的号码。
“特搜部三岛。帮我查一个人。柏原茂，昭和三十三年生。原籍崎玉县。最后一次户籍登记地址是东京都国分寺市。”
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的声音。大约三分钟后，对方回话了。
“柏原茂，昭和三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生。令和四年十二月转出，现户籍所在地——”
“在哪里？”
“大阪府大阪市西区。目前没有死亡登记，也没有失踪申报。此人仍健在。”
三岛挂断电话，在纸上写下：柏原茂，大阪，在世。
六个嫌疑人，死者三名，生者三名。
野岛晋安在东京，柏原茂在大阪，K行踪不明。
电话里的女人要对付的，是这三个活着的人。她从野岛开始，因为野岛最高调、最容易被舆论聚焦。下一个会是柏原茂，还是K？
三岛翻开泽美奈子的日记，手指轻轻摩挲着被撕掉最后一页留下的残根。那一页被谁撕掉了？是泽美奈子自己？还是那个挖出日记又埋回去的女人？
最后一页上写着什么？
三岛站起身来，走到窗口，看着暮色中西沉的太阳。雨停了，天空变成了深蓝色，远处的新宿高层建筑群亮起灯火。他站在那里，脑子里反反复复地转动着所有线索，试图拼出一副完整的图案。
但他知道还缺一块。
最大的一块。
——早纪到底是谁？她现在在哪里？
手机突然响了。三岛接起来，对面是那个已经变得熟悉的女声。
“今天辛苦了，三岛先生。”
“你在多摩川。”
“我没有。”
“事务官看到了一辆白色铃木。车窗摇下来，一只女人的手。”
电话那头顿了顿，然后轻轻笑了起来。“你的事务官看到的东西很有意思。但不是每一只涂红色指甲的手，都是我的手。”
“那是谁？”
“是早纪。”
三岛的手指猛地收紧。
“早纪去见野岛？”
“是。早纪在野岛去河岸之前，在车里跟他说了几句话。你想知道她说了什么吗？”
“什么？”
“‘我原谅你了。’”
三岛愣住了。
“她原谅他了？四十七年后，她跟一个参与分尸的人说——我原谅你了？”
“因为早纪不是一个旁观者，三岛先生。她是共犯。”
三岛的心跳停了一拍。
“共犯？”
“她打了那通电话。她把泽美奈子约到了多摩川。她看着她的哥哥和另外五个人把泽美奈子抬进了木材仓库。她没有叫警察。她没有喊救命。她站在那里，从头看到了尾。”
“你说你目击了一切。你是早纪吗？”
“不是。”
“那你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我是泽美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
通话中断。
三岛缓缓放下手机，手心全是汗。窗外的夜幕完全降临了，东京的灯火在雨后变得格外清晰，每一扇窗户里都亮着灯，每一个亮着灯的地方都有人在生活。
而他在霞关的办公室里，面对着一桌子的死人、活人、和不肯说出名字的女人，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意。
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那句话里的东西。
“我是泽美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
——泽美奈子没有做完的，是什么？
她的日记最后一页被撕掉了。那最后一页上，她写下了什么？
三岛重新翻开日记，翻到撕痕处，用指腹轻轻摩挲着纸张的断面。然后他把日记举到台灯下，仔细地看着撕口下方的下一页——那一页是空白的，但在强光照射下，能够隐约看到上一页写字时留下的压痕。
三岛从抽屉里拿出铅笔，在空白页上轻轻涂抹。铅笔的石墨覆盖在纸面上，凹痕部分的颜色比周围浅，文字逐渐显现出来。
字迹很轻，断断续续，但能辨认。
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
“我睡不着。
起来写了这最后一篇日记。如果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看到这本日记的人，请帮我做一件事。
找到早纪。
告诉她，不是她的错。
她打那通电话的时候，她哥哥在背后用笔写了字条，逼她念的。我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在发抖，我听到了。
但我还是去了。
因为我怕如果我不去，他们会来找早纪。
早纪是我最好的朋友。
妈妈，我很快就来见你了。”
三岛放下铅笔，双手捂住了脸。
窗外，东京的夜空中没有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