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咖啡厅的旋转门，我模模糊糊地望见落座不远的好友。
人在远游后归乡总是怀着别样的忧郁，身体也同样需要习惯许久未见的寒冬。即使归国三年有余，热贡的永夏似乎还在身体里躁动，隆冬的雪落在干涩的眼皮上还是会有隐隐的刺痛感，进入中央空调暖风的怀抱也没有融化关节的僵硬。我哈了一口气，暖了暖已经麻木的双手。
我想时间应该没在我们身体留下太多的痕迹，否则我们不会在对视的一瞬间认出彼此。
数年不见，她并未变化许多，只是七年前机场临别时及肩的长发已利落地剪短，直直地垂在耳侧。心中的喜悦在我脚底生风，我不顾刚做好的发型是否会凌乱，径直跑向她高举挥舞的双手。这双手在见到我左半边脸上丑陋的伤疤时，如被击落的鸟般瞬间坠落，愣在半空。
我冷静地理了理额前稍长的刘海，坐到对面，对上她惊愕的眼睛，笑着寒暄：“好久不见。”好友抿了抿嘴，眉头纠缠打结。我并未听闻到她的回复，只有一阵意味不明的嗫嚅犹犹豫豫地从她颤抖的唇瓣之间爬出。
周遭惊异与恐惧的眼神几乎吞没我们。看着好友惊异的颜色，我越发感到抱歉和后悔，心想鼓起勇气决定出门与好友相聚实在是个错误。室内灯光温暖，面前餐碟上的马卡龙十分精致可爱，虽然受伤后，我的视力比不上从前，但也勉强可以辨认出马卡龙诱人的彩色。
我想实在不应该辜负这样美好的上午和美食，于是深吸一口气，笑着率先打破这漫长的沉默：“我是不是变了很多？”
我与黎深相遇在我回国的三年前，我来到热贡的一年后。
热贡地处陆地中部，终年气候炎热干燥、水源匮乏且鲜少有雨。记忆中总是沙漠如海，白草黄云般萧瑟干枯的景象。
出发前，听与当地官员接洽的医疗志愿领队说，热贡风沙频繁，当地人会给风起各种名字。仅遮住人视线的风暴叫做“pampam”；强风劲拂，空气浑浊的沙尘暴叫做“huriiy”；能将屋顶掀飞，摧毁路灯，摇晃汽车的，叫做“yerrolimbas”。为了抵挡沙漠戈壁的风暴，建筑多稀疏，方正低平，颜色深沉，仿佛祠堂案板上安静的骨灰盒。
来到热贡后，我才知道领队并非夸大其词。艳阳临空，气候燥热，居民服饰多是及地的白袍，长纱遮面。街巷宽阔荒芜，碎石累累，倾颓的建筑如困兽般沉睡。听领队介绍说，有的是被炸毁，有的是被最近突袭的yerrolimba所摧毁。最常见的创伤便是裸露的屋顶，暴露在外的钢筋如暗色的血管，凝结的水泥块如血滴顺着钢筋一点一点滑落在地。一群蚂蚁顺着这些坚硬的血管，扛着一只蝉干燥脆弱的尸体碎粒努力上爬，这些破败的楼房已然成为它们的罗马斗兽场。
纵使黄土沙尘满天遮掩视线，当地人投向我们的眼神却依旧锐利无比，警惕非常。落地热贡的一瞬，厌恶的、警惕的、希冀的、好奇的视线中，遥远而频繁的枪声、炮弹声压迫着我的胸口——犹如置身悬崖上的钢索，往前往后的每一步都是难以撤回的恐惧。
时至今日，那种让人濒死的、绝望的后悔仍然会让我剧烈地呕吐——我开始深深地怀念那个安详平和的国度，街边整齐规划的绿植、夜晚如鬼魅般闪烁的霓虹灯。曾经那样决心要摆脱死水般的生活，在此刻也变得十分精彩可爱起来。
而来到热贡前，我刚从国内一家医院辞职——回望我遇见黎深之前不算太长的前半生，四平八稳如同一把直尺，每一个重大节点都按照刻度笔直地前进。跟随大流似乎是我一生的课题，和大多数人一起入学升学求职，然后和大多数医学生一样，按着既定的轨迹顺利地进入医院工作，不曾有半点坎坷。父母对我也是从始至终放心，他们体面待人、相敬如宾，默契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所谓的和谐。
家境殷实、家庭和睦，工作体面，一切都无可挑剔。我的反骨无处生长，只能和智齿一起躲在看似光洁的皮肤之下，总有一天会暗自腐烂、发作隐痛。
某天早晨，我从只见过两面的约会对象床上匆匆赶到手术室负责一台剖宫产手术的麻醉。
手术台上的产妇是我同学，仿佛死去一般安静。腹部上那个血淋淋的横深的切口像一只张开的嘴巴，我眼睁睁地看着手术医生面色平静地从那只裂开的嘴里掏出一个紫红色的、皱巴巴的、会呼吸的肉团，一只会将手术台上这个双眼呆滞，不停流泪的女人活活生吞的噩梦。
我并非第一次见到此般的场景，求学时已经习惯了福尔马林的晦涩气味。头一回我产生了一种灭顶的窒息感，仿佛那根光滑的脐带死死勒住的是我——原来世界给一颗新的心脏是这几样礼物——恶心、呕吐而出的胆汁、空气中有血的铁锈味、还有手术台上这个女人的一滴眼泪。
巨大的晕眩中，我仿佛看见我自己的余生——被一个父母认可的男人和一个从自己身体里剖出的孩子分食。我只是一个容器，用来预备繁衍的容器。
搭台的同事打趣我：“怎么工作这么久还跟刚上手术台的实习生一样，还没习惯吗？
我佯装生气：“接到电话我就马上过来了，没有迟到半分。这不请我吃顿早餐？”同事乐呵呵地应下。
所有人不都是这样吗？用“长此以往”，“一如即往”和“习惯”来安慰自己麻木而空洞的心，假装忙碌不过是精卫填海，带着面具疲惫地过按部就班的生活。手术室里消毒水的冷冽和血腥的臭气从头到脚将我淋湿。
我逐渐对手术台上流下的眼泪和微弱的震颤感到麻木，哪怕是夜晚醉倒在不算爱人的情人的床上，趴在他胸口上感受到那一点点火热的跃动，我也觉得那种徒劳的无趣整夜整夜地沉重地压迫着我，越发觉得觉得年幼时胸口的黑洞开始扩张，开始膨胀，它疯狂而饥渴地想要吞下一切，甜的、辣的、酸的、哭的、硬的、软的、掉进幽暗的食道里听不到一丝回响。我疯狂地压抑着想要用某种暴烈的感觉填满着漫无目的的生活的想法，纵欲也好、恐惧也罢，哪怕是吞下刀片用疼痛和鲜血填满这蔓延的虚无也未尝不可，
感到虚无是慢性自杀的开端。
我已经厌倦了彻夜的黑暗中辗转反侧。在某个被失眠长久折磨的夜晚，烟头在阳台落满一地，持久的无聊在房间里游荡、顺着漏水的水龙头滴下、随着24小时不能关机的手机常亮，如脚底生根的影子，而房间里陌生的男人睡得正酣。我在阳台挂断父母询问工作情况的电话后，无比清晰地知道谎言欺骗父母带来的刺激和在陌生臂弯中流连的快感再也不能填满我。看着凌晨手机里医院公众号祝贺同事论文又登上顶刊的消息，用力踩灭尚在喘息的烟头，我心烦意乱地给主任发消息，删删改改，最后只剩六字：主任，我想辞职。
辞职审批很快，加入医疗志愿队很难，前前后后近半年。在首都启程前往热贡那日我隐约记得是冬天，雪不大，仍可落满肩头。我坐在飞往热贡的航班上，看着手机屏幕上父母数个标红的未接来电，暗自下定决心做一只不归的候鸟，把自己的后半生栖息在热贡的永夏之中了。
在热贡的日子并不好过。局势混乱、经济和医疗资源匮乏。当地有极其深远的宗教信仰，尽管废墟丛立，风沙席卷，也抵挡不住信徒朝圣的脚步。他们大多神色肃穆，眼神坚定地几乎同决心**的人一般。医疗队的营地在前线不远处，前镇聚集了许多居民。当地公共医疗疲敝，我们不得不承担军方和民间的医疗救助。每日枕着空袭的警报声和枪声缩在墙角入睡，无数的太阳和月亮在夜晚迅速升起又落下，白昼来临时遍地残红。
我所在的医院在某次空袭中被炸毁半边楼，摇摇欲坠，如半身溃烂的麻风病人。宿舍在医院不远处，是几处颇具当地特色的低矮平房。土灰土墙，线条笔直，像一个皱皱巴巴的纸盒。我的宿舍狭窄逼仄，家具简单，所幸的是不用几人挤在一间抢生锈的水龙头。门正对面是窗户大张的嘴巴，从这张嘴巴望出去能看到坎坷灰暗的水泥路，再往前也是复印般的破旧平房，没有窗帘遮挡，同样的环堵萧然。
早晨，金色的阳光透过露天的屋顶洒在一排排被白布覆盖的身体上，白布上血迹斑驳，恍如孩童幼稚的乱涂乱画。这些身体，有的属于前镇冲锋被炸断一条腿的战士，有的几天前来医院做孕检的产妇，有的属于刚出院不久后的老人。他们就那样安睡在那里，死亡的日光温柔安静地从他们身上的高低起伏流淌而过，这些僵硬的表情，仿佛久远的化石永远凝固在死亡的琥珀中了。而夜晚总是枪支弹药的舞会，迷彩服、防弹衣、钢铁头盔、修士长袍。。。。。。那样滑稽的礼服是舞池中最常见的审美，于是衣摆一跃而起的风里总带点血腥的香水味。
初来乍到的恐惧和后悔渐渐和日升日落一起变得习以为常，空气里眼泪的晦涩也被晒干成一粒不可视的盐。我也渐渐习惯宿舍里那架破旧松散的行军床和吊扇的聒噪。在热贡的数个被热浪舔舐吞吐的夜里，头顶天花板上的扇叶旋转成一个内部模糊的圆，我仍觉得身体和打开的行军床一起被无限拉长成一条虚无的线，随着夏季夏季蝉鸣的起伏在黑暗中扭曲、纠缠，绞成头发上一梳就痛的结。
枪口闪烁的火光和星星一起随着迫击炮的奏鸣眨眼，救护车的警笛如游行的花车般由近及远，路边奔跑声、哭泣声、咆哮声做欢迎的序曲。我再也忍受不了传唤机“滴滴”的催促声，不想再看被父母拉黑后那个格外碍眼的红色感叹号，于是起身穿上沾满黄土，灰扑扑的鞋，心想：为了躲避无聊而来到热贡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