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伯第一回见到那种红纸，是在中心。
三月底，一个福州来的老伯来办亲属担保，要接一个人过来。表上那一栏，与申请人关系，他空着，从塑料袋里拿出一张红纸，叠得发软了，摊在桌上。纸上并排两个名字，两行生辰，底下一个手印。
黄律师看了一眼，说移民局不认这个。老伯没有争，把红纸叠回去，放进塑料袋里，说那人跟他换过帖。
当时燕伯不知道换帖是什么。
礼拜六，他去图书馆查，找到一本一八六五年的旧书，一个美国传教士写的福州风俗，书页黄得发脆。
定亲那一章里写着：两家各写一张红帖，写上生辰，压在祖宗牌位前的香炉底下，点上香；帖上穿一根红丝线。
书里写的是男人和女人。
他想起罗森桌上那张红纸，华龄儿阿妈写的。
他把那半页抄在一张表格背面，折起来，放进钱包里。
过了一个礼拜，他去了勿街。
红纸是燕伯在勿街一家文具铺买的，一块钱一大张，他买了三张，怕写坏。
铺子里的伙计拿报纸替他卷起来，卷成一根，拿橡皮筋扎住。
四月头上，一个礼拜二的下午，面馆里没有客人。他把一张红纸摊在靠墙那张小桌子上，拿醋瓶压住一角，等老板娘从后厨出来。
老板娘出来了，手上还沾着面粉，看见桌上那张红纸，站住了。
燕伯指了指红纸，又指了指自己，拿手在纸上比了一个写字的样子。
“名字。” 他说，英文，“写在这上面，怎么写才对？”
老板娘看看红纸，又看看他。
她看了很久。
燕伯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只看见她的眼睛从他脸上移到红纸上，又从红纸上移回他脸上。
九八年十一月，她问他那碗生日面做给谁吃，男的女的，他说男的，她也是这样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再也没有问过。
她在他对面坐下来，把手上的面粉在围裙上擦干净了。
她开始说，一半说，一半比划。
燕伯听懂的不多。
她拿手指在红纸上画了两个长方形，一个这边，一个那边，又把两个长方形换了一个位置。她指着红纸，又指了指柜台上供着的那尊小小的财神，财神前面有一只香炉，她做了一个把红纸压在香炉底下的动作。
两家，各写一张，换过来，压在香炉底下。燕伯听懂了这些。
她又在红纸上画了几道，问他：“几年？几月？几日？”
燕伯拿过她的笔，在一张餐巾纸上写：1981，3，1。
老板娘看着那几个数字，点点头，又问：“几点？”
燕伯愣住了。
“几点钟生的。” 她拿手指在手腕上点了点，“要有时辰。”
那天晚上，他在中心的走廊里打长途电话到慕尼黑。
慕尼黑是半夜，母亲接起来，声音还带着睡意，问他出了什么事。
“没大事。” 他说，德语，“就是......我想问，我是几点钟生的？”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早上。六点二十。那天下雪。”
“六点二十。”
“你要做什么？”
燕伯握着听筒，没有答。
母亲等了一会儿，没有再问。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他好不好？”
燕伯没有答。
她也没再问，接着说：“六点二十，三月一号，礼拜天。你出来的时候不哭，护士拍了你两下才哭的。”
“谢谢。”
“晚安。” 母亲说，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他在走廊里站了很久。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一条缝，风从坚尼街上吹进来，带着一股烧腊店的味道。
他想起母亲刚才说的那一句：他好不好。
他没有回答她。他想，好这一个字太小了。
他想起这个人背着一个陌生人从火里出来，想起他在作证席上一句一句地答，答完一句就把眼睛垂下去，想起他吃饭一粒不剩，把碗边的葱夹到自己碗里。
他回到外间，坐下来，把那张红纸又看了一遍。
第二个礼拜二，老板娘替他在红纸上写了字。
她写得很慢，毛笔是从柜台底下拿出来的，笔尖有一点秃了。她先写了两个字，写完了，拿手指着念给他听：燕伯。
又在底下写了一行小字，是他的生辰，年，月，日，时辰，那种老式的字，燕伯不认得。
写完了，她把毛笔递给他。
燕伯接过来，在另一张红纸上照着描。他描得很慢，一笔一笔，描到燕字底下那四点，手抖了，第三点描歪了，墨洇开了一块。
老板娘在旁边看着，嫌他笨，啧了一声，拿过第三张红纸铺好，叫他重来。
他描了三张，描到最后一张，四点总算是齐的了。
老板娘写完了，把笔放下，看着那张红纸，看了很久。
“你知道换帖是什么意思？”她问。
燕伯说知道。
“我们那边，是两个男的结拜兄弟，换帖。生做兄弟，死做兄弟。”
她用的是福州话，又换成国语说了一遍，说得很慢，怕他听不懂。燕伯听懂了。
“不是兄弟。”
老板娘看着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点了点头，把红纸叠起来，叠成四折，叠得方方正正，压在手心底下，压了一下。
他掏出钱包，要给她钱。老板娘摆了摆手。
“写字不要钱。”
燕伯拿着钱包，停了一下，收回去了。这一回他没有往醋瓶底下压钱。
老板娘把写好的那张红纸叠起来，叠成一个长条，递给他。递到一半，她停住了，看着他。
“他知道吗？” 她问，福州话，又用手指了指他手里的红纸。
燕伯听懂了。他摇了摇头。
老板娘把红纸放进他手里，什么也没有说，起身回后厨去了。
回到屋里，他把那张红帖摊在书桌上，压着四角，等墨干透。
窗外下着小雨，屋里潮，墨干得慢。他拿吹风机远远地吹了一会儿，又怕把纸吹皱，关掉了，坐着等。
两个人的名字，并排写在一张纸上。
他坐在那里看着。
他想起他在中心替人填过的那些表，几百张，每一张上都有一栏，与申请人关系。他替人写过丈夫，妻子，儿子，母亲，表兄，同乡。
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要在一张纸上写自己的关系，写给谁看，谁也不收。
没有一个窗口收这一张纸。
他想，那就不要窗口。
他把那张写好的红纸叠起来，夹在一本书里，书是一本移民法的判例集，最厚的那一本，压在最底下，压了三天，压得平平整整的。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把那本书抽出来，翻到那一页，看一眼，再放回去。
坚尼街上的金铺，燕伯走过很多回，每一回都看一眼橱窗，没有停过。
那天他停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放在玻璃柜台上，是一个塑料绳打的小圈，打着死结，绳子已经褪色了。
是九八年十一月蛋糕盒上的那一根，那天晚上华龄儿的手指在绳子上绕来绕去，第二天早上燕伯收拾的时候，它就是这样一个圈。
金铺的师傅拿起绳圈，套在一根量尺寸的铁棒上，拿放大镜看了看那个结，说这个结打死了，解不开。
燕伯说不用解。
师傅看了看刻度，从柜子里拿出一只足金的素圈，什么花纹也没有，套上去，正好。
师傅给了他一小张红纸，四四方方的，是包金器用的。
他把素圈包在里面，包好了，回到屋里，打开母亲那只针线盒。
针线盒里只有深蓝和黑两卷线，他把线轴都拿出来，在盒底找到了一小绺红线，短短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落在那里的。
他拿那一小绺红线，在红纸包上扎了一道，打了一个结。
华龄儿的那只铁盒放在衣柜最上面一层，靠着墙。
礼拜四下午，华龄儿在铁三角上工，燕伯一个人在屋里。
楼下有人在拍地毯，一下，一下，拍得很响。他踩着椅子把铁盒拿下来，放在床上，打开了。
盒子里的东西不多。
最上面是一张对折的红纸，纸已经发黄了，是华龄儿的母亲手抄的，上面写着他的生辰，写着那个村子的名字。
红纸底下是一叠证件，工作许可，几张收据，一张叠起来的医院的纸。
他想起老板娘说的，两家，各写一张。
那一张，早就有人写好了。
于是他把自己那张红帖叠好，放在华龄儿母亲那张红纸旁边，挨着，边对着边。又把那个扎着红线的小红纸包放在红帖上面。
他合上盖子，踩着椅子，把铁盒放回原来的地方，靠着墙，放回原来的样子。
那个月底，华龄儿的绿卡寄到了。
信封是燕伯从楼下信箱里拿上来的，交给他的时候，华龄儿拿在手里看了很久，没有拆。
晚饭以后他才拆开，抽出那张卡片，凑到台灯底下看了一眼。卡片上那张照片，头发剪得很短，是去年夏天在唐人街一家照相馆拍的，拍的时候他不肯笑，师傅叫了他三回。他把卡片翻过来，又翻回去，站起来，踩着椅子去拿那只铁盒。
燕伯坐在书桌前面，手里拿着一支笔，没有回头。
他听见铁盒放在床上的声音，听见盖子打开的声音。
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燕伯等着。等了很久，屋里还是没有声音。他把笔放下，转过身去。
华龄儿坐在床边，铁盒放在他膝盖上，开着。
他一只手拿着那张绿卡，另一只手停在铁盒上面，没有落下去。他在看盒子里面。
燕伯看不见他的眼睛，只看见他的侧脸，看见他的睫毛，一动也不动。
他看了很久。久到燕伯以为他不会再动了。
后来他的睫毛垂下去了。
有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滑出来，悄没声儿的，顺着脸往下走，走到下巴，停了一下，落下去，落在那张红帖上。
红纸上洇开一小点，颜色深了一块。
华龄儿的手一下子落下去了。
他拿拇指去抹那一小点，抹得很轻，一下，又一下，怕把纸上的字抹花了。
抹完了，拇指还按在那里，没有拿开。他脸上那一道还湿着，他顾不上。
燕伯站起来，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了。
他伸出手，拿指节在华龄儿的脸上轻轻带了一下，从眼角带到下巴，把那一道湿的带掉了。
华龄儿没有躲，也没有抬头。他的手还按在红纸上。
两只手各管一处。
过了很久，华龄儿开口了，声音很低。
“谁教你的？”
“面馆老板娘。”
华龄儿没有再说话。
他把燕伯那张红帖拿起来，跟他母亲那张红纸叠齐了，边对着边，放回去。
又把那个扎着红线的小红纸包拿起来，放在两张红纸上面，放平了。他把绿卡也放进去，放在最底下。合上了盖子。
第二天早上，他们去东百老汇吃早饭。面馆刚开门，卷帘门拉起一半，老板娘弯着腰在门口泼水。
老板娘端面出来，放在华龄儿面前，看见他拿筷子的那只手上，无名指上套着一个金圈，素的，什么花纹也没有。
她站住了，看着那个金圈，又看了看燕伯。
她用福州话问了华龄儿一句。
燕伯听不懂。他只听见华龄儿停了一下，筷子停在碗口上，然后答了一句，也是福州话，很短，三个字。
老板娘点了点头，拿抹布在桌边上擦了一下，回后厨去了。
“她问你什么？” 燕伯问。
华龄儿低头看着碗里的面。
“她问，他是你什么人。”
“你说什么？”
“家里的人。”
他抬起头，看着燕伯，又用福州话把那三个字说了一遍，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
“厝??侬。”
燕伯跟着念。第一个字念高了，第二个字吞掉了，第三个字拐了一个弯，拐错了方向。
华龄儿听着，听完了，嘴角动了一下。
“差不多。”
那个礼拜天下午，华龄儿说要去一个地方，没有说是哪里。
他们坐七号线，坐到底，坐到法拉盛，下了车，又走了二十分钟，走到一条小街上。街边一排老房子，一栋一栋都是两层的，带一个小院子。
华龄儿在其中一栋跟前停下来，隔着铁栅栏往里看。
院子里有一棵无花果树，叶子落光了，树底下堆着几个空花盆。
铁栅栏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一楼出租，字已经褪了色。华龄儿看了一眼那块牌子，又看了一眼燕伯。
“以后，” 华龄儿说，“我想住这样的房子。一楼，有一个院子，种葱。”
燕伯看着那个院子。
他们在栅栏外面站了一会儿。屋里有人拉开窗帘往外看，他们就走了。
回去的车上，华龄儿靠着窗户睡着了，头一点一点，后来歪到燕伯的肩膀上。
燕伯一动不动地坐着，坐过了自己那一站，又坐了三站，才把他叫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