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六夜里华龄儿回来得很晚，快五点了，天边已经有一点发灰。燕伯在床上听着他进了门，脱了鞋，又去卫生间洗脸，水龙头开了很久才关上，然后是沙发轻轻地响了一声。礼拜天早上九点，华龄儿就起来了，站在厨房里一边嚼着烤面包，一边说：“梁叔那边有事。” 他吃完两片烤面包，喝了半杯牛奶，把身上那件黑色的长袖衫换了下来，换上了那件放在这里的灰T恤，外套卷起来夹在胳膊底下，就走了。
夏天以后，华龄儿在这里放了一套换洗的衣服，一件灰T恤，一条旧裤子，叠好了搁在燕伯衣柜最下面那一格。他换下来的衣服就扔进卫生间门后的洗衣袋里，跟燕伯的混在一起，礼拜天燕伯拎到楼下洗衣店去洗，洗干净了，叠好了，再放回那一格。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好像从来就是这样的。
那天上午燕伯把洗衣袋倒在地上分颜色，白的分一堆，深的分一堆。
拿起那件黑色长袖衫的时候，右边的袖口是硬的，摸上去发涩。他把袖口翻过来看了看，袖口的里面，还有袖子靠近手腕的那一截，溅着一片暗褐色的点子，有大有小，黑布上看不太出来，拿到窗户跟前才看得清楚，凑近了闻，还有一股铁锈的味道。
他拿着那件衣服，在窗户跟前站了很久。昨天夜里华龄儿进门的时候，他没有起来，可是早上华龄儿站在厨房里吃面包，袖子撸到手肘上，两条胳膊他都看见了，手背、手腕、小臂上都没有一道新的口子，脸上也是干干净净的。那么这些血，就不是他的。
燕伯把那件衣服拿进厨房，先在水池里放了一池冷水，又从橱柜里拿出盐罐，往水里抓了两把。
小时候在慕尼黑，有一回他在学校流鼻血，把白衬衫的领子弄脏了，母亲拿着那件衬衫站在水池边上，用德语跟他说：“血要用冷水，热水一烫，就再也洗不掉了。” 他那时候七八岁，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句话倒是一直记得。
他把袖口按进水里泡着，等了一会儿，水就慢慢地变成了淡红色。他用拇指一下一下地搓，搓一阵，把水放掉，再换一池，换到第三池，水才清了，那片褐色也只剩下一点影子，不凑近了看，就看不出来。
他把衣服拧干，跟别的深色衣服一起装进袋子，拎到了楼下。洗衣店里人不多，老板娘坐在柜台后面翻着一份中文报纸，看他进来，抬起头，又看着他把那件**的黑衣服单独塞进一台机器里，先洗。
“你朋友的？”她问。
“是。”燕伯说。
老板娘嗯了一声，也没有再说什么，低下头又翻了一页报纸。六月那天下大雨，她站在门里看见过他们两个人挤在一把伞底下，后来每回燕伯来洗衣服，她都会往他的衣服堆里看一眼，看见那件灰T恤，看见那件黑长袖，也从来不问。
机器转起来以后，燕伯坐在窗边那排塑料椅子上等。洗衣店里很热，烘干机一台挨一台地轰轰响，一个波多黎各女人带着两个小孩在叠床单，小的那个钻进推车底下不肯出来。柜台上的收音机开着，放的是中文台，一个男人在讲股票，讲一阵，又放一段广告。燕伯手里拿着一本书，翻开了，却一页也没有往下翻，眼睛一直落在那台机器的圆玻璃门上，看那件黑衣服在水里翻上来，又沉下去，袖子张开着，一会儿贴在玻璃上，一会儿又卷进了别的衣服中间。那个小孩终于从推车底下钻了出来，跑到他跟前，趴在洗衣机的玻璃门上往里看，看了一会儿，回头冲他咧着嘴笑。洗完了，他第一个把它拿出来，就站在日光灯底下，又把袖口翻过来看了一遍，才放进了烘干机里。
礼拜一下午放学，燕伯去了东百老汇那家图书馆。历史课开学第一个礼拜就布置了一篇报告，写纽约的移民，每个人自己挑一个题目，交的日子在十一月。学校图书馆里讲华人的书只有两本，一本还缺了半截。他戴着那顶洋基队的帽子，帽檐压得很低，额前那绺头发塞得一根也不剩，在二楼的书架中间待了一个多钟头，一本一本地抽出来翻着看，最后借了三本书，一本讲排华法案，一本讲唐人街的老照片，一本是一个中国厨子写的回忆录，翻译成了英文。
出来的时候快五点了，东百老汇上全是下班买菜的人，水果摊、干货铺门口都挤着。燕伯把书抱在胸前，往东走了没几步，看见街对面那家鱼铺里出来一个人，拎着一只白色的塑料桶，桶里是冰水和鱼肠子，走到路边，哗地一下倒进了下水道的铁栅子里。燕伯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长乐仔。
四月里在伊丽莎白街那间衣厂的库房里，他跟华龄儿一起从后面的防火梯往下跑，长乐仔就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咳。他还是那么瘦，穿着一条黑胶皮的围裙，围裙一直拖到小腿，袖子挽得高高的，两条胳膊又细又白。
他的左眼角缝了针，三四针，黑线还没有拆，线头支棱着，周围肿了一大块，紫里透着青，那只眼睛只睁得开一条缝。
长乐仔倒完了桶，直起腰来，往街这边看了一眼，就看见了燕伯。他愣在那里，手里还拎着那只空桶，那只好的眼睛睁得很大，一时好像不知道该往哪里看。燕伯站在人堆里，也一直没有动，两个人隔着一条街，中间过去了一辆送货的卡车。卡车开过去以后，长乐仔已经把头低下去了，咳了两声，转过身，拎着桶快步走回了鱼铺，一直走到最里面，背对着门，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燕伯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他往马路边上迈了一步，想过街，想走进那家鱼铺，走到长乐仔面前去，问他那只眼睛是怎么回事。一辆面包车按着喇叭从他面前开过去，他又退回了人行道上。可是他就算走进去了，又能问什么呢，长乐仔不会讲英文，他也不会讲中文，就算长乐仔会讲，也不会告诉他。有人从后面撞了他的肩膀，用中文骂了一句，他才往旁边让开。他想起早上水池里那一池淡红色的水，想起那片溅在袖口里面的点子，有大有小，想起长乐仔眼角那几根支棱着的黑线头。他把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又一样一样地分开，没有往下想，抱着那三本书，沿着东百老汇往回走了。
那天晚上燕伯煮了一锅意大利面，是照着母亲的法子做的，番茄罐头加一点糖，煮得烂烂的。他煮了两个人的份，自己吃了一半，剩下的连锅放进了冰箱。洗完碗，他就坐在餐桌边上抄书，抄一会儿，抬头看一眼墙上的钟，九点，十点，又到了十点半，楼道里有人上来，脚步在三楼就停了，过了一会儿，三楼那家的麻将牌就哗啦哗啦地响起来。
华龄儿十一点多才来。燕伯还坐在餐桌边上，面前摊着那本讲排华法案的书，一张纸上已经抄了半页。洗好的那件黑色长袖衫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沙发扶手上，跟那条灰蓝色的毯子摆在一起。
华龄儿进了门，脱了鞋，一只一只摆好，鞋尖朝着门。他把外套放下，一转身，就看见了扶手上那件衣服。他把衣服拿起来抖开，捏着右边的袖口，翻过来看了看里面，又对着厨房的灯看了看。袖口是软的，干干净净的，只剩一点淡淡的影子，不凑近了看，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拿着那件衣服站了一会儿，往餐桌这边看了一眼。燕伯没有抬头，只是把书又翻过了一页。
华龄儿把衣服叠起来，叠得四四方方的，放回扶手上，进了厨房。燕伯听见水龙头开了，水哗哗地流下来，打在水池底上。他抄完了一行，又抄了一行，水声还没有停。他抬起头，从餐桌这边看过去，华龄儿站在水池前面，背对着他，袖子撸到了手肘上，正在打肥皂。那块肥皂他打了一遍，冲干净了，又拿起来打一遍，手心、手背、指头缝都搓到了，一根一根地搓，连指甲缝也抠过了，再冲，冲完了，又去拿那块肥皂。右手的指节上有一点红，破了一层皮，不是很显眼，在水底下一冲，就更淡了。
燕伯把笔放下，站了起来。他走进厨房，走到华龄儿身边，伸手从他胳膊旁边绕过去，把水龙头关上了。
水声一下子没有了，厨房里静得只剩下冰箱嗡嗡的声音。华龄儿的两只手还悬在水池上面，水从指头尖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掉在不锈钢的池底上，嗒，嗒。他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燕伯从门后的钩子上把毛巾拿下来，放到他的手里，然后就站在旁边，一句话也没有问。
华龄儿拿着毛巾擦手，擦得很慢，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擦，擦完了，把毛巾搭回钩子上。他转过身来，眼睛一直看着燕伯胸口那一块，没有往上看。随后他才伸出手，握住了燕伯的手腕。
他的手刚刚洗过，还是凉的，掌心有一点潮。握得很紧，紧到燕伯觉得得出他的指节一根一根地压在自己腕骨上，过了一会儿，才松了一点，可是没有放开。四月里在那间库房，在防火梯上，在那个门洞里，华龄儿也这样攥过他的手腕，那时候后面有警察，有警笛，有人在楼梯上跑。今天晚上后面什么也没有，厨房的灯亮着，冰箱嗡嗡地响，楼下有人在街上喊另一个人的名字。
燕伯没有动，也没有把手抽回来。他就那样站着，让华龄儿握着，感觉到那几根手指底下一下一下的脉，跳得很快，他也分不清是谁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华龄儿才松开了手。他低着头，从燕伯身边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件叠好的黑衣服往旁边挪了挪，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问：“有没有吃的？”
“冰箱里还有半锅意大利面。” 燕伯说，“晚上剩下的。”
燕伯去把面热了，端过来，华龄儿就坐在沙发上吃，吃得很快，一口接一口，吃完了，自己把碗拿进厨房洗了，这一回，水龙头只开了一下就关上了。
那天夜里燕伯躺在床上，卧室的门开着一道缝。客厅里的灯关了，只有厨房那一盏亮着。他听见沙发响了几回，又安静下来，安静了很久。他起来去喝水，经过客厅的时候，看见华龄儿侧着身子睡着了，脸朝着门，毯子盖到肩膀，右手露在毯子外面，搭在沙发边上，指节上那一点红在厨房的光底下看不太清楚。
燕伯在那里站着看了一会儿，到底也没有去碰那只手。他喝完了水，把杯子倒扣在碗架上，跟华龄儿那只并排摆着，就回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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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第 45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