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底那天是礼拜三，一年的最后一天。华龄儿上午就坐上了七号线，车厢里人不多，有人抱着一大束气球，有人拎着酒，他还是站在门边。脖子上那条驼色的围巾他围得很低，一大半塞在外套领子里，外面只露出窄窄一圈。羊毛贴着脖子，有点扎，他一路上伸手拽了好几回，拽松了，过一会儿又塞回去。
下了车，他照老习惯先在街对面站了一会儿，假装看报摊上挂着的报纸。郑记开着门，玻璃上贴了一张红纸，写着元旦照常营业，里面亮着灯，没有客人，只有那个女人在柜台后面，男孩在靠墙的小桌上写作业。街上也没有别人在看这家店。他把围巾往领子里塞了塞，过了马路。
门上的铃铛一响，柜台后面的女人抬起头，看见是他，手里叠到一半的外卖单停住了。她没有朝后面喊，后面的帘子已经掀开了，老郑从厨房出来，手在围裙上擦着，擦了好几下。
他的脸好好的，什么也没有，颧骨上那块肉让厨房的火烤得有点红。他看见华龄儿在看他的脸，自己先伸手摸了一下，摸的是左边颧骨。他伸手的时候袖口往上滑了一截，手腕上空着，原来戴表的地方留着一圈比别处白的皮肤，表带勒出来的印子还没有褪干净。那块表在梁叔左边的抽屉里，跟十几块别的表躺在一起。
“要不要……”老郑压低声音，往门口看了一眼，“要不要再贴两天？我那里还有纱布。”
“不用。”华龄儿说。
老郑点点头，好像松了一口气，又好像没有。他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只牛皮纸信封，双手递过来。信封很厚，华龄儿打开，里面大多是五块、十块的，有几张一块的，用橡皮筋箍成三沓。他当着老郑的面数了一遍，八百六，跟上回剩下的一样，一张不少。
“跟会里借的。”老郑说，“还有一点是她的。”他朝柜台那边抬了抬下巴。女人低着头叠单子，一张叠完了，又叠一张。
靠墙那张小桌上，那个男孩趴着写作业，铅笔夹在耳朵后面，听见数钱的声音，抬头看了一眼，看了好一会儿。
“你是我爸的朋友吗？”他问。
女人在柜台后面叫了一声他的名字，男孩就低下头去，接着写他的作业，作业本上的格子写满了。华龄儿没有回答。他把钱放回信封，塞进外套里面的口袋，拉上拉链。
他转身要走，女人从柜台后面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只油纸包，还冒着热气，往他手里塞。
“刚炸的春卷，”她说，“路上吃。”
华龄儿看着那只油纸包，没有接。女人的手举在那里，举了一会儿，老郑在后面低声叫了她一句，她才把手缩回去，把油纸包放在柜台上。华龄儿推门出去，铃铛在他身后响了一下。他走出去很远，还觉得那股油炸的香味跟着他。
回程的车上人多了，他找了个靠门的位置站着。车出了隧道又进隧道，玻璃一明一暗。他想起老郑空着的那只手腕，想起女人举着油纸包的那只手，手背上全是裂口，贴着两块胶布。八百六，加上上回的一千一百四，两千整，梁叔那本账上，老郑这一行可以划掉了。他把手伸进外套，隔着拉链按了按那只信封。
回到华埠，天已经暗了。梁叔在楼上那间小房间里，电视开着，在放香港的新闻，声音调得很低。关公像底下的香换了新的，碟子里一只橙子剥了一半，开襟毛衣的扣子还是绷得紧紧的。华龄儿把信封放在写字台上，梁叔拉下眼镜，一张一张捻过去，捻得很慢，捻完了，用橡皮筋箍好，放进抽屉。他等着梁叔问老郑的脸，梁叔没有问，只说老郑这个人还算老实，以后他那里不用再去了。
“过了年，市政府还要查，”梁叔说，“赌档在那里待不长，开春怕是要搬。今晚人多，过了十二点更多。你去楼下看门，看到三点。”
“好。”
“新围巾？”梁叔说，眼睛已经回到电视上了。
“嗯。”
“颜色好。”梁叔说，“围上像个读书仔。”他把一瓣橙子放进嘴里，嚼了一会儿，又说，“阿顺讲，你那些货，放在那个德国仔那里。”
“上个月放过一次。”
“放货可以。”梁叔说，“人要清醒。去吧。”
华龄儿下楼的时候，手在围巾上停了一下，没有把它摘下来。
他在包厘街一家饼店买了两个叉烧包，站在门口吃了，吃完把纸袋揉成一团扔掉，去那栋楼的时候是八点多。上楼的时候，三楼那扇门后面的锁响了一下，又不响了。钥匙插进去，转了一下就开了，这回没有卡。链条垂着。客厅的灯开着，那台新电视也开着，声音很小，屏幕上是时报广场，人挤得满满的，一个个戴着亮闪闪的纸帽子，头顶上挂着那只还没落下来的大球。燕伯坐在沙发上，腿上摊着一本书，听见门响，抬起头。
“吃了吗？”
“吃了。”华龄儿说，“今天去皇后区收账。”
“收到了？”
“收完了。以后不用去了。”
燕伯看了他一眼，看见那条围巾，眼睛在上面停了一下，又回到书上。他那头头发在客厅灯底下白得发亮，前面那一片垂到眉毛，底下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看书的时候半垂着，脸上还是那副冷淡的样子，可是翻书的时候，嘴角往上牵了一下，很快又平了。
华龄儿在沙发另一头坐下来，没有脱外套。燕伯起身去厨房，倒了两杯热水出来，用的是那两只厚底玻璃杯，一杯放在华龄儿那头的扶手上，一杯自己拿着，坐回去。华龄儿把杯子拿起来，捧了一会儿，喝了一口。
“学校说，美国人新年要写一张单子，”燕伯说，眼睛还在书上，“明年想做的事。”
“你写了？”
“写了一条。”
“什么？”
“学会做一样不是速冻的东西。”燕伯说。
华龄儿想了想。“西洋菜汤。”
“要骨头。”
“猪骨，街口肉铺有，一块钱一大袋。”华龄儿说，“熬三个钟头。”
燕伯点点头，好像真的记下了。两个人隔着一个空位，一起看那台电视。广场上的人在跳，在喊，有人举着牌子，警察一排一排站在铁栏杆外面。镜头转到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在问一对从外地来的夫妻，那个女人对着镜头说了一长串，笑得很厉害。
“她说什么？”
“她说她们从俄亥俄开了十个钟头的车来，就为了看那个球掉下来。”燕伯说，“掉下来只要一分钟。”
华龄儿看着那个笑个不停的女人，没有说话。
“你去过吗？”华龄儿问。
“十岁那年，我父亲带我去过一回。”燕伯说，“人太多，什么也看不见，我骑在他肩膀上，也只看见别人的帽子。十一点多就回去了。”
“球呢？”
“在电视上看的。回到家，刚好十二点。”
华龄儿看着屏幕上那只球。“那么多警察。”
“今年更多。”燕伯说，“报纸上说的。”
他们没有再说话。电视里的人一直在喊，声音很小，听不清在喊什么。华龄儿靠在沙发扶手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又看燕伯腿上的书，看他翻页，看他翻页之前用手指在页角捻一下。暖气片嗒嗒地响，屋里很暖，他把外套的拉链往下拉了一截。
快十一点的时候，他站起来，把那只空杯子拿进厨房，在水龙头底下冲干净，倒扣在碗架上，然后把拉链拉回去，围巾往领子里塞好。
“要走？”
“看门。”华龄儿说，“到三点。”
“看门做什么？”
“看谁进来。”华龄儿说，“谁不能进来。”
“谁不能进来？”
“警察。喝醉的。欠钱不还的。”
燕伯看着他，过了一会儿，问：“三点以后呢？”
“回去睡。”
燕伯合上书，一根手指夹在里面当书签，也站起来。他把电视关了，走进厨房，看了看炉子，炉头都关着，又走出来，往卧室那边走，走到客厅中间，回头看了一眼门口的华龄儿。
“我睡了。”他说。
华龄儿已经拉开了门，楼道里的灯照进来。他回头看了一眼屋里，厨房的灯亮着，跟平常一样，客厅那盏大灯也亮着，从天花板上照下来，照着沙发、电视和窗户。燕伯每天睡觉以前都要把客厅的灯关了，只留厨房那一盏，华龄儿知道。
“灯。”他说，下巴朝天花板抬了抬。
燕伯站在卧室门口，回头看了看那盏灯，又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客厅的灯底下很淡，看不出什么。
“忘了关。”燕伯说。
他说完，没有走回去关，推开卧室的门进去了，门留着一道缝。华龄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大灯照着空了的沙发，燕伯那只杯子还搁在扶手上，杯底剩一点水，那条毯子叠着，屋里每一样东西都照得清清楚楚。他走出去，把门带上，用钥匙锁好。
街上的人比平时多，有人从酒吧里出来，一路走一路喊新年快乐，喊得太早了。他把两只手插进口袋，往东百老汇那边走，走过洗衣店，走过那部公用电话，拐上下一条街，又走过一个路口，走到第二个路口的时候，他站住了。路口上方那盏新换的路灯很亮，白得照得见人脸上的汗毛，平时他走到这种灯底下，脚底下会快一点。这回他就站在灯底下，回过头去。
那栋楼夹在一排楼中间，四楼临街那几扇窗里，只有一扇亮着。那是客厅的窗户，他从街上看过它很多回，夜里只有里头厨房那盏灯的光透出来，暗暗的一点黄，不留心就看不出来。现在客厅的大灯开着，窗帘没拉严，透出一长条白光，周围的窗户都黑了。
他站在路口看着那扇窗。有人从他身边走过去，撞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了声对不起，他也没有动。他站了很久，那扇窗一直亮着，没有人去关它。
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拉到下巴，转身接着走了。
赌档在一家餐馆的地下室，十二点的时候，楼上传来一阵叫喊，有人在餐馆里放了一挂小鞭炮，噼里啪啦响了一阵。下面的人抬起头听了听，有人喊了一声新年快乐，又都低头看牌。牌桌上有人赢了，拍着桌子叫，有人输了，坐着不动。看场子的大个子从冰柜里拿了一罐啤酒，递给他，他接过来，没有打开，放在凳子腿边上。华龄儿坐在楼梯口的凳子上，背靠着墙，看着每一个下楼的人，看他们的手，看他们的口袋，看到三点。
三点过五分，他从地下室上来，街上冷清清的，地上全是碎纸和鞭炮的红屑。回阿坚那里，往东走就是。他站在餐馆门口，往东看了看，往西走了。
他绕了一大圈，走到那条街的街口。那扇窗还亮着，跟他走的时候一样，窗帘那道缝里，看得见天花板上那盏灯罩的一角。
整条街的窗户都黑了，杂货店拉着铁闸，洗衣店拉着铁闸，公用电话的听筒挂着，只有那一扇亮着。
他在街口站了一会儿，没有上去，从那扇窗底下走过去，走到街的另一头，才往东百老汇拐。
拐过去以前，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把钥匙，没有拿出来。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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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第 21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