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号晚上九点多，父亲打来了电话。燕伯拿起听筒，那头很静，静得能听见父亲喘了一口气才开口。
“扬，是我。”
“嗯。”
“艾琳前天又进了一趟医院，没什么事，观察了一晚上就回来了。”父亲说，“医生说这一个月最要紧，她母亲从费城过来陪她。圣诞节，我恐怕走不开。”
燕伯拿着听筒，看着电话旁边那把拴着白牌子的钥匙。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让人给你送个东西过去，二十四号下午。你在家等着，要签字。”父亲停了停，“新年我再看。你那边，钱还够吗？”
“够。”
“窗户晚上锁好。”
“锁着。”
父亲还想说什么，那边有人叫他，声音隔得很远。父亲说他得去了，圣诞快乐，扬，说完先挂了。燕伯把听筒放回去，在电话旁边站了一会儿，把钥匙拿起来，又放下，放正了。
第二天，学校的信到了。信封上打着学校的名字，收信人是Baer医生。燕伯站在楼下信箱前面就拆开了，里面一封打字机打的信，一共三段，阿尔瓦雷斯在底下签了名。第一段谢谢Baer医生的表亲接了电话，第二段说学校希望在寒假后第一周，一月五号到九号之间，与Baer医生本人面谈，第三段是她的分机号码和办公时间。他上楼以后又看了一遍，把信折回去，放进抽屉，压在那叠卡片底下。父亲昨晚的电话里没有提学校，他也没有提。
二十四号下午三点，两个穿电器行夹克的男人把一只大纸箱抬上了四楼。纸箱上印着索尼两个字和一台电视机的样子，比原来那台大了一圈还多。他们喘着气，问放哪里，燕伯指了指原来那台。两个人把旧电视搬下来，搁在墙角地板上，录像机也挪了过去，新的那台装上去，柜子窄，四个角都悬在外面。一个人接线，一个人拿着遥控器调台，调到一个台，屏幕上一棵很大的圣诞树，底下好多人在滑冰。
“旧的这台还能用，”接线的那个说，“要不要我们帮你搬下去？”
“放着。”燕伯说。旧电视底下接着那台录像机，那盘带子还在录像机上面，标签朝外。
“随你。”那人说，又往屋里看了看，“家里大人不在？”
“上班。”
那人没再问，让他在单子上签字。燕伯签了，签的是自己的名字。那人从纸箱底下摸出一只信封和一只百货公司的纸袋，说这两样也是一起的，放在桌上，跟同伴把纸箱和泡沫拖了出去。
信封里是一张卡片，印着雪地和红衣服的老人，里面写着：圣诞快乐，Jan，爸爸和艾琳。字是圆的，一笔一画，不是父亲的字，也不是艾琳的字，大概电器行柜台的人照着单子抄了一遍。纸袋里是一条围巾，驼色的，羊毛，叠得四四方方，标签还挂在上面，一张小硬纸片，用塑料线拴着。燕伯把围巾抖开看了看，又叠回去，放回纸袋里。
四点多他下楼买牛奶。杂货店那个秃顶的老板在柜台后面看一台小黑白电视，收了钱，找了零，又从柜台上一只罐子里抽出一根红白条纹的拐杖糖，搁在牛奶旁边，说圣诞快乐，一个人过？燕伯说嗯，把糖揣进大衣口袋，说谢谢。上楼的时候，三楼那扇门后面的锁响了一下。
天黑以后他没有开灯，只开着那台新电视，声音关了。屏幕很亮，把半间客厅照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绿。每个台都在放差不多的东西，一家人围着桌子，壁炉，孩子拆礼物，教堂里点着蜡烛唱诗。有个台在放一部黑白老片，一个男人站在下雪的桥上，低头看着河。他坐在沙发上看，看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冰箱里有速冻饭，他没去热。
八点多，钥匙在锁孔里响了，第二下转开。华龄儿进来，用脚把门带上，两只手都占着，一只手拎着一只塑料袋，另一只手托着一只纸盒，纸盒上面又摞着两只白色的塑料汤碗，碗盖用橡皮筋箍着。他站在门口，脸色发白，鼻尖和耳朵发红，刘海让帽子压得贴在额头上，眼睛先落在那台电视上，屏幕上的光在他脸上一闪一闪。
“新的。”他说。
“我父亲送的。”
“他来了？”
“没来。让人送来的。”
华龄儿没有再问。他看着屏幕上那一家人，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把东西一样一样放在餐桌上。燕伯站起来，走到电视跟前，把它关了。客厅一下子暗下来，只剩厨房那盏灯照着餐桌这一头。他走过去，在华龄儿对面坐下。
华龄儿把橡皮筋一根一根摘下来，掀开碗盖，热气冒上来，一股猪骨头和青菜的味道。纸盒里是一堆叉烧，切得碎，有的是边角，有的带着焦黑的皮。塑料袋里是四个面包，压得有点扁，有一个顶上有一层裂开的黄皮。
华龄儿往墙角看了一眼，旧电视和录像机搁在地板上，那盘带子还在上面。
“那台不要了？”
“要。”燕伯说。
华龄儿没说什么，把汤碗往他那边推了推。
“烧腊店收档前便宜卖的。”华龄儿说，“面包，七点以后半价。汤是楼下餐馆卖剩的，最后两碗。”
“什么汤？”
“西洋菜。”华龄儿说。他想了想英文，想不出来，用手比了一下，“绿的，小叶子，长在水里。”
燕伯低头看碗里，汤是淡褐色的，漂着一团一团煮软了的绿叶子，底下沉着几块骨头。“Watercress。”他说。
“Water……”华龄儿学了一半，“水的菜。”
“差不多。”
他们就着塑料碗吃。汤还烫，燕伯端着碗等了一会儿，先喝了一小口，咸淡正好，骨头熬得久，喝到底有一点甜。华龄儿拿起桌上那张卡片看了看，问写的什么。燕伯说圣诞快乐，爸爸和艾琳。
“你爸的字？”
“店里的人写的。”
华龄儿把卡片放下，摆回原来的地方。他两只手捧着碗，手背上那几道发白的旧印子在灯底下很显眼。他用塑料勺子把碗底的骨头捞出来，啃上面剩下的那点肉，啃得很干净，骨头放在纸盒盖上，一根一根摆好。燕伯碗底也剩了一块骨头，他学着拿起来啃，啃不干净，华龄儿看了一眼，没说话，把纸盒盖往他那边推了推，让他放骨头。叉烧有点咸，燕伯吃了几块，配着面包吃，那个顶上有黄皮的，皮一咬就碎了，掉了一桌子。
“那台电视，”华龄儿说，“多少钱？”
“不知道。”
“五六百。”华龄儿说，“赵六讲，索尼的贵。”
燕伯没有说话。他拿起另一个面包，掰开，里面是一层椰丝。
“你们家，今天吃什么？”华龄儿问。
“以前是鸭子。我父亲下午从医院回来，自己烤，每年都烤得太干。”燕伯说，“我母亲在的时候说他，他不听。”
“太干，没人吃？”
“都吃了。”燕伯说，“吃完了再说太干。”
华龄儿嘴角动了一下，没笑出来，低头去捞碗底的骨头。
“你们过圣诞节吗？”他问。
“不过。过年。”华龄儿说，“年三十，梁叔楼下的餐馆关门，摆几桌，一人一碗鸡，一个红包。”
“红包里有多少？”
“二十。”华龄儿说，“阿顺去年拿了，哭了。”
“今天这些，”燕伯看着桌上那堆叉烧和面包，“你的钱？”
“赵六给的。今天卖得多，一人多给二十。”华龄儿说，“过节。阿坚今晚在餐馆洗碗，圣诞节洋人也吃中国菜，要洗到两点。”
燕伯看着他。华龄儿低头喝汤，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刘海垂下来，快碰到汤碗了，他拿手背拨了一下。燕伯想问他自己哭没哭，没有问。
“你妈妈，”华龄儿问，“今天打电话来？”
“明天早上。”燕伯说，“那边比这里早六个钟头，她早上去教堂，回来就打。每年都是这样。”
“说什么？”
“问我冷不冷，吃了什么，最后说照顾好自己。”燕伯说，“她说德语。”
“你也说？”
“我也说。”
华龄儿看着他，好像想听他说一句，燕伯没有说。华龄儿也没有要他说。
吃完了，华龄儿把骨头、碗、纸盒、塑料袋都收进一只袋子里，扎好口，放在门边，说走的时候带下去。燕伯擦了桌子，桌上掉的面包皮擦了好几遍才擦干净。他想起大衣口袋里那根拐杖糖，拿出来放在桌上。华龄儿拿起来看了看，红白两色，弯着一个钩子。
“什么？”
“糖。杂货店给的。”
华龄儿把糖纸剥开一点，舔了一下，皱了皱眉，说是薄荷，又把糖纸包回去，揣进了外套口袋。两个人在桌边又坐了一会儿，没怎么说话。暖气片嗒嗒地响，窗外偶尔有人走过，有人在街上大声说圣诞快乐，说完笑起来。
快十点，华龄儿站起来，穿上外套，拉链拉到顶。那件外套的领子是敞的，拉到顶也盖不住脖子，他进门的时候，脖子那一圈冻红了。燕伯看着那一圈，去桌上拿过那只纸袋，把围巾抽出来，咬住标签上的塑料线，一扯，扯断了。他走过去，把围巾往华龄儿脖子上一绕，绕了两圈，两头塞进外套领子里。
华龄儿一动不动地站着，任他绕完了，才低下头，看那条驼色的围巾。他把手伸到领口，把两头从外套里拽出来，一圈一圈解下来，解得很慢，解完了，叠了一下，放回桌上。
“不要。”
“我有。”燕伯说，“两条。”
“你爸给你的。”
“他不记得我有没有围巾。”燕伯说。
华龄儿低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张扯下来的标签。“四十五块。”他说，“你不要，拿去退。”
“标签扯了。”
华龄儿看着他。那双眼睛在刘海底下，黑的，很亮，看了他很久。燕伯没有再拿那条围巾，也没有再说什么，就站在桌边，两只手垂着。华龄儿先把眼睛移开了，拎起门边那袋垃圾，开门出去了。门关上，钥匙在外面转了一下，锁舌落下去。
燕伯站在原地，听着脚步声往下走，走到三楼，停了。他等着楼门的声音，没有等到。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上来了，一级一级，很快。钥匙插进锁孔，第二下转开，门开了。华龄儿没有看他，几步走到桌边，拿起那条围巾，往脖子上胡乱一绕，又几步走回门口。
“楼下风大。”他说，没有回头。
门又关上了。这一回脚步声一直下去，楼门开了，关上了。燕伯走到窗边往下看，楼门口走出去一个人，手里拎着那袋垃圾，脖子上一团驼色。他走到路边，把袋子扔进垃圾桶，站住了，低头把围巾解开，重新绕了一遍，这回绕得整整齐齐，然后两只手插进口袋，往街角走了，一直走到拐角，都没有回头往楼上看。
燕伯放下窗帘，回到桌边。
桌上还留着那根扯断的塑料线和那张小标签，标签上印着价钱。
他把标签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也没有，跟塑料线一起扔进了垃圾桶。桌上掉的面包渣他已经擦过了，只是还有一小块黄皮卡在桌缝里，他用指甲抠出来，也扔了。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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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第 20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