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合同是周一签的，赵大勇穿着程子轩帮他借的白衬衫——王桂兰的，改小了两号，但肩膀还是宽了，像穿了一件别人的衣服；李翠芬穿着她那件深蓝色外套，洗得发白了，但很干净；顾飞飞没有去，她说“人多，不去”，但把身份证给了赵大勇，让他代签；程子轩穿着星际联邦的制式工装，标签科的臂章端端正正地贴在袖子上；王桂兰没有去，她说“我去了也看不懂合同”，在家念经；王淑芬也没有去，她说“我连身份证都没有”，在家喝热水。
五万块，到账了。
赵大勇看着手机银行里的数字，五千，一万，一万五，两万——不，是五万，五个零，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在艾尔德拉大陆，他用的不是钱，是以物易物，一套煎饼换三个鸡蛋，十套煎饼换一袋霜麦，一百套煎饼换一辆新的煎饼车。数字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但手机上的这五个零，他知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早餐店可以开了。
店面是程子轩找的，不是小区门口的路口——那里没有店面出租，是路口往东五十米，一间十平米的临街铺面，以前是一家奶茶店，倒闭了，卷帘门上贴着“转让”两个字。
赵大勇站在卷帘门前，透过门缝往里看，里面很空，地上有灰尘，墙上有奶茶店的价目表，写着“珍珠奶茶五元”“椰果奶茶五元”“布丁奶茶五元”。价目表是贴纸贴的，撕下来会留胶，但赵大勇觉得不用撕，在价目表上面贴一张纸，写上“赵大勇煎饼”，就行。
“月租金两千五。”程子轩站在他旁边，翻着笔记本，“押一付三，需要一次性支付一万。”
“一万。”赵大勇算了一下，五万块，去掉一万房租，还剩四万，买设备，买原料，□□，够不够？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不租店面，连够不够都不用想。
“租。”他说。
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皮夹克，手里拿着一串钥匙，钥匙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他看了赵大勇的临时身份证，看了李翠芬的扫帚，看了程子轩的笔记本，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你们是穿越者？”
“是。”赵大勇说。
房东沉默了一会儿：“我儿子也是，去年回来的，从什么魔法世界，回来什么都不会干，天天在家里打游戏，房租给你们便宜点，两千二，押一付三，八千八。”
赵大勇看着房东，点了点头：“行。”
合同签了，钥匙拿了，赵大勇拉开卷帘门，阳光照进空荡荡的店面，照在墙上的奶茶价目表上，照在地上的灰尘上。他站在门口，看着这间十平米的、什么都没有的、墙皮有点脱落的、天花板有一道裂缝的店面，这是他的店。不是艾尔德拉大陆的黄金煎饼车，不是矮人王为他特制的移动厨房，是地球上一间十平米的、月租金两千二的、不知道能不能赚回本钱的早餐店。
但他觉得很踏实，因为地上有灰尘，灰尘可以扫。
李翠芬已经走进去了，她把扫帚放在地上，从最里面开始，逆时针方向，一圈一圈地扫，灰尘在她的扫帚下聚拢，堆成一小堆，她用簸箕收起来，倒进门口的垃圾桶。她扫得很慢，但很认真，每一寸地面都要扫到，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漏，她扫了四十分钟，把十平米的店面扫了三遍。
地面干净了，不是没有灰尘，是干净到能反光。
程子轩走进去，蹲在地上，用尺子量了尺寸，然后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平面图，标出了煎饼炉的位置、操作台的位置、收银台的位置、顾客排队的位置。每个位置的尺寸都精确到厘米，每个距离都经过了计算——操作台到煎饼炉的距离不能超过一米，否则赵大勇转身会撞到墙，收银台到门口的距离不能低于一米五，否则排队的人会堵住门。
“设备明天到。”程子轩合上笔记本，“煎饼炉、操作台、冰柜、收银台，二手市场买的，总价六千二。”
赵大勇看着他：“你什么时候买的？”
“昨天，贷款到账之前，我跟卖家谈好了，贷款批下来就付钱，批不下来就不买。”程子轩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但赵大勇知道，昨天贷款还没批，程子轩去谈设备，是在赌，赌贷款会批，赌早餐店能开，赌他们不会饿死。程子轩不赌博，他的大脑是计算型的，每一步都需要数据支撑，但昨天，他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做了一次决定，就像在收割者巢穴里，他问赵大勇“你觉得应该怎么做”一样。
赵大勇看着他，没有说谢谢，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张皱巴巴的宣传单，然后拿出来，放在程子轩的笔记本上。
“这个，贴墙上。”
宣传单上写着“穿越者创业扶持贷款，最高五万元，三年免息”，字迹模糊了，但还能看清。
程子轩看了看宣传单，又看了看赵大勇，然后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一个新的标签：“废物联盟·早餐店·创业纪念。”他把标签贴在宣传单旁边，然后一起贴在墙上，贴在那个奶茶价目表上面。价目表被遮住了，只能看到“珍珠奶茶五元”的几个笔画从宣传单的边缘露出来，像一个被遮住了一半的笑脸。
设备是第二天到的，煎饼炉是二手的，铸铁的，表面有锈，但能用，操作台是不锈钢的，有点变形，一条腿短了一截，垫了块木板就平了，冰柜是白色的，门上有凹痕，但制冷没问题，收银台是木头的，抽屉坏了，拉不开，需要用螺丝刀撬。
赵大勇站在这些设备中间，看着它们，煎饼炉有锈，操作台腿短，冰柜门有凹痕，收银台抽屉拉不开，但这是他在地球上拥有的第一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是公寓里的公共物品，不是老周发的临时用品，是他用贷款买的、用来开店的、用来活下去的东西。
“明天试营业。”他说。
“明天？”李翠芬在擦操作台，头也不抬，“证还没办下来。”
“试营业不卖，送，免费吃，吃了给意见。”
“免费吃，亏本。”
“亏一天，亏完了，知道哪里不行，改了再卖。”
李翠芬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她继续擦操作台，擦得很用力，不锈钢表面被她擦得能照出人影。
试营业那天，来了很多人。
不是广告打得好，是王桂兰在小区里逢人就说：“我儿子——不是儿子，是赵大勇，开早餐店了，明天免费吃煎饼。”小区里的大爷大妈听说免费，都来了，他们站在十平米的店面外面，排着队，从门口排到路口，从路口排到公交站。
赵大勇站在煎饼炉后面，手在动，面糊浇上鏊子，竹刮子推开，鸡蛋磕上去，蛋液流淌，撒葱花，翻面，刷酱，放薄脆，对折，装袋，两分半钟一套，一套接一套，手没有停。他的手臂不麻了——不是不麻了，是麻到没有知觉了，他的手在自动运行，像一台被设定了程序的机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控制，自己会动。
李翠芬在扫地，不是必须扫，是店面太小人太多，地上的脚印、掉落的葱花、溅出的酱料，需要随时清理，她扫得很勤，每隔几分钟就扫一遍，地面始终保持干净。
顾飞飞没有来，她说“人多，不去”，在家接外卖单——虽然早餐店还没上线外卖平台，但她已经开始接了，用手机记下订单地址和联系方式，等赵大勇做完现场的，再做外卖的。
程子轩在收银台后面，手里拿着笔记本，记录每一个顾客的意见。“薄脆不够脆。”“酱料有点咸。”“鸡蛋煎老了。”“葱花切得太碎。”他一条一条地记，字迹工整，分类清晰，下午关门之后，他把这些意见整理成一份报告，交给赵大勇。
赵大勇看着报告，沉默了很久：“薄脆不够脆”，是因为薄脆是昨天炸的，不新鲜了。“酱料有点咸”，是因为地球的酱油比艾尔德拉大陆的咸。“鸡蛋煎老了”，是因为他的手臂麻了，翻面晚了。“葱花切得太碎”，是因为——他切的葱花一直都这么碎，在艾尔德拉大陆没人说，在地球上有人说了。
“改。”赵大勇说，薄脆改成当天炸，早上四点起来炸，酱料重新调，少放酱油，多加糖，鸡蛋控制时间，翻面提前两秒，葱花——不切那么碎了，切段。
第二天，又试营业，还是免费，来的还是那些大爷大妈。
赵大勇按新配方做，薄脆当天炸的，酱料重新调的，鸡蛋准时翻面，葱花切段。大爷大妈吃了，有人竖大拇指，有人说“比昨天好吃”，有人说“比我家门口那家强”。
程子轩记录意见，这次少了很多，只有三条：“薄脆有点油。”“酱料有点甜。”“鸡蛋还是老了。”
“再改。”赵大勇说，薄脆炸完用吸油纸吸一下，酱料少放糖，鸡蛋再提前一秒翻面。
第三天，不免费了，煎饼五块一套，排队的人少了三分之二，但还有人买，不是大爷大妈了，是上班族，赶时间，路过，买一套，边走边吃。
赵大勇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赵大勇，但他们吃了他的煎饼，说“不错”，然后走了。
赵大勇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这就够了，不需要矮人王的赞誉，不需要精灵王的感谢，不需要人族国王的嘉奖，一个上班族说“不错”，就够他再摊一天煎饼。
开业一周后，赵大勇算了算账，每天卖六十套煎饼，每套五块，一天三百块，一周两千一，房租一周五百五，原料一周六百，水电一周一百，利润一周八百五，五个人分，每人一百七，比低保多，比打工少，但赵大勇不嫌少。因为这是他在地球上赚的第一笔钱，不是政府发的，不是借的，是卖煎饼赚的，一张一张五块钱攒起来的。
他把钱分给李翠芬、顾飞飞、程子轩、王桂兰，每个人一百七十块，新的，票子挺刮，在灯光下能看到防伪水印。
李翠芬接过钱，数了一遍，折好，放进口袋：“我那份存着，攒够了，给王淑芬买辆馄饨车。”
顾飞飞接过钱，看都没看，塞进帘子后面：“我那份也存着。”
程子轩接过钱，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早餐店第一周利润，每人170元，建议用于再投资或应急储备。”
王桂兰接过钱，攥在手里，攥了很久：“我六十多年没赚过钱了。在法师塔扫地，管饭，不给钱。”她看着手里的三张钞票，一张五十，一张二十，一张一百——不，是一张一百，一张五十，一张二十，她数了三遍，确认没错，然后折好，放在枕头底下。
开业第二周，王淑芬的馄饨摊开了，不是店，是摊。李翠芬用攒的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王桂兰用攒的钱买了锅碗瓢盆，顾飞飞用攒的钱买了猪肉、白菜、面粉、醋，赵大勇用早餐店的面粉换给她，没要钱，程子轩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王淑芬馄饨摊，启动资金：0元。”
王淑芬站在三轮车后面，面前是一锅沸水，水开了，馄饨在沸水中翻滚，像一群白色的小鱼，她舀了一碗，放了很多醋，端给第一个顾客——王桂兰，王桂兰接过碗，喝了一口汤，眯起眼睛。“酸。”她说。“醋放多了。”王淑芬紧张地看着她。“好吃。”王桂兰说，又喝了一口。
王淑芬的馄饨摊开在赵大勇早餐店门口，不占道，不挡路，就在台阶下面，卖馄饨，猪肉白菜馅，五块钱一碗，加很多醋。第一天卖了十二碗，第二天卖了二十碗，第三天卖了三十碗。
王淑芬站在三轮车后面，从早上六点站到上午十点，腿肿了，腰直不起来，手被烫了两个泡，但她的嘴角一直是翘的，不是笑，是一种“我在做一件很久以前做过的事”的表情。四十七年前，在纺织厂后门的小街上，她也是这样站在馄饨摊后面，给下夜班的工友煮馄饨，那时候她二十三岁，手不抖，腰不酸，站一整天都不累，现在她六十七岁，站四个小时就撑不住了，但她没有停下来。
赵大勇从早餐店出来，手里端着两套煎饼，走到馄饨摊前，放在王淑芬的三轮车上。
“吃，吃了再煮。”
王淑芬看了看煎饼，又看了看赵大勇，拿起一套，咬了一口，饼皮是脆的，薄脆是当天炸的，鸡蛋是刚翻面的，葱花是切段的，她嚼了嚼，咽下去。
“好吃。”她说。
赵大勇没有回答，转身走回早餐店，继续摊煎饼。
开业第三周，顾飞飞的外卖单多了，不是早餐店的，是馄饨摊的，王淑芬的馄饨不能外送——煮久了会坨，但有人想吃，打电话来问，顾飞飞接了单，让程子轩去送。
程子轩骑着王桂兰借来的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一个保温袋，保温袋里装着馄饨，他骑得很慢，怕馄饨洒了，到了地方，上楼，敲门，把馄饨递给顾客。
顾客接过馄饨，看了他一眼：“你是送外卖的？”
“是。”程子轩说。
“你穿的什么衣服？”
程子轩低头看了看自己，他穿着星际联邦的制式工装，标签科的臂章端端正正地贴在袖子上。“工作服。”他说。
顾客没有追问，关上了门。
程子轩站在门口，站了几秒钟，然后转身下楼，骑车回去。
开业第四周，赵大勇算了算账。每天卖八十套煎饼，每套五块，一天四百；馄饨摊每天卖四十碗，每碗五块，一天两百；外卖每天二十单，每单平均十五块，一天三百；一天总收入九百，一周六千三；房租一周五百五，原料一周一千二，水电一周一百五，馄饨成本一周五百；利润一周三千九。六个人分，每人六百五，比低保多，比打工多。
赵大勇把钱分给大家，每人六百五。
李翠芬接过钱，数了一遍，折好，放进口袋。“够交社保了。”她说。
顾飞飞接过钱，看了一眼，塞进帘子后面。“够买新电脑了。”她说。
程子轩接过钱，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然后合上笔记本。“够付宽带费了。”他说。
王桂兰接过钱，攥在手里，攥了很久。“够给王淑芬买件新衣服了。”她说。
王淑芬接过钱，看着手里的六张钞票，一张一百，一张五十，一张二十——不，是六张一百，六百块，她数了三遍，确认没错，然后折好，放进口袋。“够交房租了。”她说。
赵大勇看着她们，看着她们数钱、存钱、计划着怎么花钱，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一样东西——不是宣传单，是钥匙。早餐店的钥匙，一把小小的、银色的、在灯光下会反光的钥匙，他握紧它，然后松开，然后他走进厨房，开始和面。
明天，还要做煎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