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满其实不是生下来就叫“坏种”的。
十三岁以前，她有个很好听的小名，叫满满。
那是奶奶赵凤英给她取的。
老太太一辈子没进过学堂，连自己的名字都只会画三个圈，不懂什么诗词歌赋，只觉得苦日子过得太瘪、太空了，孙女的名字得叫得满当一点，小满大满，以后碗里有饭，兜里有钱，屋里有人。
罗满记事比一般孩子早。她五岁那年，1999 年的深秋，家里接连出了两件塌天的大事。
先是爸爸罗建军在城外沙河边跟人抢拉沙子的活儿，中午喝了一斤劣质散白，红着眼睛抄起铁锹，照着人家包工头的脑袋拍了下去，把人拍成了重度脑震荡。
派出所的警车拉着警笛开进村里，直接给罗建军戴上手铐押走了，法院判了八年，送进了保定监狱。
紧接着没过半个月，妈妈陈丽娟在一个天还没亮透的早晨，趁着五岁的罗满还在被窝里睡觉，换上了过年才穿的红毛衣，拎着一个印着“上海”字样的黑色人造革皮包，跟着村里南下打工的姐妹悄悄出了院门。
罗满是被院门铁栓晃荡的声音惊醒的。
连鞋都没顾上穿，光着两只小脚丫子，穿着秋衣秋裤从炕上爬下来，跌跌撞撞地追出巷子口。
深秋的白雾浓得化不开，她只看见陈丽娟坐上了一辆开往石家庄火车站的三轮蹦蹦车，车斗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开远了。
罗满光着脚在满是碎石子的土路上追出去二里地，脚底板被扎得全是血泡，哭着喊“妈”。
可那辆三轮车连停都没停一下，转眼就消失在了大雾里。
等她一瘸一拐地走回屋，饭桌上只放着半块早就凉透了的糖火烧。
从那天起，陈丽娟就再也没回来过。
那一年，奶奶赵凤英已经五十八岁了。
老太太一滴眼泪没在人前掉过，当天下午就去邻居家借了针线，给罗满挑破了脚底板上的血泡，把家里仅剩的两亩沙石薄田租给了本家叔伯，又厚着老脸挨家挨户借了三百块钱，请镇上的铁匠老李头焊了一辆带四方玻璃罩子的铁皮手推车。
从 1999 年冬天起，每天凌晨四点半，槐水县长途汽车站大门口就多了一个卖手工洗面凉皮的摊子。
罗满就是在这辆凉皮车边上长大的。
九十年代末到零零年代初，长途汽车站是全县城最乱、也最热闹的地方。
南来北往的红白皮大巴车一进站，车门“嗤”地拉开，提着红白蓝蛇皮袋的民工、梳着大波浪卷发的摩登女人、腋下夹着黑色公文包的倒爷、还有眼神乱瞟的三只手小偷，乌泱泱地往外涌。
空气里永远混杂着柴油尾气、飞扬的尘土和老太太熬出来的陈醋辣椒油香味。
罗满六岁起，就搬个缺了一条腿、用砖头垫着的小马扎，蹲在凉皮车后头剥大蒜。
那时候个头还没车把高，一双手却极灵巧。
一头紫皮独头蒜拿在手里，大拇指指甲盖在蒜屁股上一掐，三两下就把蒜皮剥得半点不剩，蒜衣全拢在蓝布围裙兜里，不往汽车站的地面上掉一片，免得扫地的环卫老头过来找茬。
再大一点，到了七八岁，赶上中午两班去北京和天津的大巴车同时发车，买凉皮的人把小推车围得水泄不通。
奶奶两只手忙着拿大勺舀面皮、切面筋、泼辣子，根本腾不出手来摸钱，收钱找零的活儿就全交给了罗满。
那时候摊位上没有计算器，罗满也没上过学前班，可她天生对数字有一股子邪门的敏感。
“大娘，拌三份凉皮！两份多放辣子和陈醋，一份不要蒜水，里头再给我加四个卤鸡蛋、两张豆腐皮，多少钱？”
客人话音还没落，蹲在车底下看钱匣子的罗满已经仰起小脸，脆生生地报出了数：
“小碗凉皮两块，卤蛋五毛一个，豆皮两毛一张，一共是八块四毛钱！叔，您递过来这张十块钱是□□，**衣领那儿没摸着凸印，水印也是画上去的，您换一张真票子！”
想趁着人多拿□□糊弄老太太的外地客商，被一个刚换牙的小丫头片子当众戳穿，脸上挂不住，讪讪地骂一句“这小鬼头精得跟孙猴子似的”，赶紧摸出十块零钱扔在案板上溜了。
每逢这种时候，奶奶都会拿围裙擦擦满是面糊的手，弯下腰摸摸罗满的脑瓜顶，满脸褶子笑得像朵菊花：
“我们满满脑子好使，随我，以后是个当掌柜的料。”
罗满在凉皮车边学会的第一样本事是心算，第二样本事就是看人脸色。
汽车站人杂，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谁眉头皱着、眼睛直往站台大钟上瞟，那是赶车赶急了，拌凉皮手脚得麻利，塑料袋得提前撑开，一句废话不能多说。
谁叼着烟、斜着眼睛往铁皮钱匣子里瞟，那是街面上游手好闲的混混想吃霸王餐或者顺手牵羊。
罗满不等他开口，就会提前站到案板前头，拿起切面筋用的那把半尺宽的铁背菜刀，往榆木案板上重重一拍，“啪”的一声脆响，直勾勾地盯着对方，把人震住。
八岁那年三伏天，汽车站刚往西扩建了一条新商业街，候车广场比原来大了两倍。
那天傍晚收摊前，一个十来岁的野小子趁着奶奶低头刷盆，伸手从钱匣子里抓了一把五毛、一块的硬币拔腿就跑。
罗满眼疾手快，扔下蒜瓣就追了上去。
她像头认死理的小豹子，跟在那小子屁股后头追过了三条胡同、两个菜市场，把那小子逼进死胡同里咬着他手腕子把硬币全抢了回来。
可等她把三块五毛钱硬币揣进兜里、擦着汗走出胡同口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透了。
四周全是刚盖起来的生陌生楼房，她不认得路牌上的字，分不清东南西北，像只没头苍蝇似地在街口转了两个钟头。
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脚上的塑料凉鞋也跑断了一根带子。
她不敢跟陌生人说话，更不敢哭，就找了一家已经拉下卷帘门的副食店，缩在水泥台阶角落里，骨节泛白地攥着兜里那三块五毛钱硬币，抱着膝盖发呆。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最后连路灯都灭了一半。
一直到后半夜两点多，空旷死寂的柏油马路尽头，远远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哐当——哐当——”声。
那是奶奶那辆凉皮车的左前轮轴承松了，每转一圈，铁轮子碾过路面坑洼处就会发出特有的声响。
罗满猛地抬起头。
昏黄的路灯底下，六十几岁的赵老太太没有回家，也没有放下她那辆赖以谋生的车，就那么弓着瘦小的脊背。
双手推着前前后后有两三百斤重的铁皮凉皮车，一步一步，走遍了大半个槐水县城。
车上挂着的那盏充电马灯晃晃悠悠地照过来。
奶奶浑身的蓝布褂子都被汗水湿透了，花白的头发一绺一绺地贴在脑门上，嗓子已经喊得彻底劈了音，每走两步就带着哭腔往黑影里喊一声：
“满满——我的满满啊——你在哪儿呢——”
八岁的罗满从副食店台阶上弹起来，拖着一只断了带子的凉鞋，疯了一样冲过去，一头撞进了奶奶满是陈醋味和热汗味的怀里。
奶奶先是浑身一颤，紧接着用力抱住她，粗糙的大手在她背上胡乱地摸着。
蹲下身把跑得满脸泥汗的小孙女抱上了凉皮车底下平时放洗面盆的铁架子上，让她坐在上面，然后双手握住车把，推起车一步一步往家走：
“找着就好，找着就好。我们满满不怕，跟奶回家。”
后来罗满上了镇上的小学。
因为家里没有爸妈，穿的又是奶奶用大人旧衣裳改的褂子，班上那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子总爱在下课后拿粉笔头扔她，围着她的课桌拍着手唱顺口溜，骂她是“劳改犯的崽，没娘要的野草”。
罗满从来不哭，也从来不跟老师告状。
谁敢在班里骂她一句，下了课她就一个人在校门口堵着谁，不管对方比她高半个头还是壮一圈，直接冲上去揪住人家的衣领往泥地里按，骑在人家肚子上，握着小拳头照着鼻梁骨死命地砸，直到把人打出满脸鼻血、哭爹喊娘地求饶才撒手。
因为打架，老师三天两头把她留在教导处罚站，勒令必须叫家长来领人。
放学铃响过之后，别的犯了错的孩子，都是爸妈骑着飞鸽牌自行车或者开着桑塔纳来接，领走的时候少不了一顿拧耳朵打屁股。
只有罗满，每次都是安安静静地站在教导处墙角，一直等到日落西山，暮色四合，整个校园里连一个学生人影都没了，教导处窗外的水泥路上，才会远远响起那阵“哐当、哐当”的铁轮声。
奶奶把凉皮车停在校门口的大槐树下，锁好车轮，走进教导处的时候总是先弓下腰，满脸堆笑地给老师作揖赔不是，再从系在腰里的布口袋里，把白天卖凉皮一张张攒下来的五毛、一块的毛票数出来，双手捧给人家家长赔医药费。
等领着罗满走出学校大门，到了没人的街上，老太太一句重话也不会跟她说。
只是停下脚步，弯下那截常年推车累弯了的腰，拿那双布满冻疮裂口和厚厚老茧的大手，仔仔细细地拍掉罗满裤腿和手肘上的泥土，然后牵起她的小手，轻声说：
“满满，回家。”
每年农历冬月十九，是罗满的生日。
不管那年冬天的白面涨了多少价，不管鸡蛋卖到几块钱一斤，到了冬月十九那天晚上收了摊，奶奶都会把煤球炉子烧得旺旺的，架起那口刷得雪亮的小铝锅，给罗满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白水挂面。
面条底下，永远严严实实地卧着两个完整的荷包蛋，出锅前还要淋上两滴平时连闻都舍不得闻的小磨香油，撒上一小撮葱花。
罗满每次都捧着大海碗，先把面条呼噜呼噜吃光，把那两个白胖的荷包蛋留到最后，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吃，连碗底的汤都喝得一滴不剩，觉得这天底下再没有比奶奶煮的生日面更香的东西了。
那时候总在心里算账，算自己什么时候能长到一米六、力气什么时候能大过大人。
等她长大了，她就天天替奶奶推车、洗面、剁辣椒，让奶奶坐在小马扎上光收钱享清福。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
直到 2006 年。
那年冬天下了槐水县几十年不遇的一场暴雪，大雪连下了三天三夜，街面上的积雪被车轮反复碾压，冻成了一层半尺厚、滑得像镜子一样的黑冰。
刚满十三岁的罗满染了重感冒，夜里发起了三十九度五的高烧，烧得迷迷糊糊躺在炕上说胡话。
凌晨四点半，煤球炉子上的水开了。
奶奶摸了摸罗满滚烫的额头，给她喂了一包退烧粉，看外头雪停了，怕耽误了早班车民工买热凉皮，没忍心叫醒她，给她把被角掖得严严实实的，自己一个人戴上狗皮帽子，推着装满凉皮和热汤的手推车出了院门。
早上六点十分，天刚蒙蒙亮。
巷子口卖豆腐的老张头疯了一样跑回来，拿拳头把罗家的木板院门砸得山响：“满满！满满快起来！你奶在车站后街出事了！”
奶奶推着车经过汽车站后街那个大下坡的时候，脚底下的黑冰太滑，老太太脚下一出溜，本来撒开手自己往旁边滚就能保命。
可她舍不得那一车刚洗出来的凉皮和谋生的铁车，两只手死命拽着车把想把往下溜的车拉住。
几百斤重的铁皮车带着她一起冲下了斜坡，老太太被重重地甩在冰面上，后脑勺实打实地磕在了路边的青石马路牙子上。
等十三岁的罗满光着脚、胡乱披着一件棉袄，顶着寒风一路跑到县医院急诊室的时候，惨白的白床单已经从脚底拉到了老太太头顶。
急诊室走廊外头的雪地里，那辆陪了她们祖孙俩一连八年的铁皮凉皮车孤零零地歪在墙根下。
四方玻璃罩子摔碎了大半边，一铝盆刚切好的白凉皮和黄澄澄的面筋全洒在脏兮兮的雪窝子里，混着摔碎的辣椒油红汤，已经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坨。
下葬那天，槐水县刮着刺骨的白毛风。
本家的叔伯和村里看热闹的街坊都说，这丫头从小跟奶亲，平时野得跟个狼崽子似的，这会儿老太太没了，指定得在坟头上哭死过去。
可那天罗满穿着邻居婶子连夜帮忙改小的粗麻白孝服，捧着奶奶的黑白遗像，从出殡、摔瓦盆到最后一锹黄土填上坟头，直挺挺地跪在冰天雪地里，从头到尾，连一滴眼泪也没掉出来。
睁着一双干涩通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口薄皮棺材一点一点被冻土埋住，把下嘴唇咬破了一道深口子，鲜血顺着嘴角往衣领里淌，直到满嘴都是浓重的铁锈味。
葬礼办完，亲戚们散了个干净。
十三岁的罗满一个人走回空荡荡、冷得像冰窖一样的老平房，去医院把奶奶那辆碎了玻璃罩子的凉皮车推了回来，省吃俭用花五块钱买了一把大铁锁，把它锁在了堂屋的墙角。
从那天起，这世上再也没有人叫她满满。
再也没有人在冬月十九的晚上，给她煮一碗卧着两个完整荷包蛋的白水挂面。
她在外面跟人打架、惹祸、被人按在泥地里打得鼻青脸肿，也再没有一个人，会推着哐当哐当响的凉皮车穿过半个县城来领她，弯下腰拍掉她裤腿上的泥土，对她说一句“满满，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