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我在伦敦收到了一封来自菲茨威廉上校的信。
“我们的达西干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在罗新斯，凯瑟琳夫人，你知道她的……对他严加盘问，逼他否认与伊丽莎白·班纳特的传闻。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他不会屈从于任何人的威逼，拒绝做出任何承诺。凯瑟琳夫人大概气到需要闻嗅盐。而更离奇的是，第二天伊丽莎白·班纳特也收到了凯瑟琳夫人的质问，并且同样拒绝让步。这两个人，一个比一个倔。我看好他们。——你的朋友，菲茨威廉。”
我读完之后把信放下，在公寓的窗前站了很久。窗外是伦敦秋天的暮色，煤气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我给自己倒了杯酒。不是庆祝，不是悲伤，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达西找到了那个能和他并肩站在火线上的人。
那个人能直视凯瑟琳夫人而面不改色，能拒绝达西的第一次求婚，能逼他正视自己的傲慢。她是他的对手，也是他的战友。
而我从来不是他的对手。我是他的后盾，他的伤口，他的软肋。
这两者之间隔着一整条银河。
我端着酒杯对着窗外的暮色，轻轻地、单独地对自己说了一声：“干杯。”
杯子见了底。那晚我没有给他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