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再说话。各自回房之后，我听见他在走廊里站了很久。他的影子从门缝下面漏进来，一动不动。然后他走了。
第二天早上他恢复了达西先生的样子。礼貌、疏离、无懈可击。早餐时他和菲茨威廉上校谈论天气和议会，好像昨晚那个问“解药”的人从未存在过。
但我记得。
离开伦敦的前一天，我替他做了一个决定。
“达西。”
“嗯？”
“我秋天不回彭伯利了。”
他转过头来看我。
“为什么？”
“我总得学会不在你的庄园里过一辈子。”
这是我对他说的最温柔也最残忍的话。
他脸上没有表情，但我知道那些话正在他胸腔里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像冰柱从屋檐上断落。他点了一下头，动作很轻，像是怕用力了会把我那句话坐实。
那天下午我离开的时候，他站在门口送我。和很多年前的每一次一样，马车驶出大门的时候，他站在台阶上，背挺得很直。
但我回头的最后一眼，看见他举起了右手。
那只手僵在半空中，掌心微微摊开，五指分开。不是挥手，不是告别。
是放手的姿势。
他没放下。他在练习。
多年以后我无数次回想起那个画面。他在练习放开我。而我也在练习不被放开。我们像两个在同一间牢房里关了十年的人，忽然被各自打开了镣铐。
没有人敢先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