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宣布"开始答卷"的时候，我正在想一个问题：考试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合法的集体暴力？
六十五个人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对同样的白纸，被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做出同样的回答。回答得好的人获得奖励，回答不好的人受到惩罚。整个过程安静、整齐、肃穆，像某种精密的宗教仪式。唯一不同的是，宗教至少还允许你质疑，考试不允许。你质疑考试本身，那叫"态度不端正"。
这个想法当然不能写在卷子上。卷子上只需要一个C。
第一道题考字形。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A鬼鬼崇崇，B脍灸人口，C按部就班，D一愁莫展。我扫了一眼就选了C。其实这类题让我想起小时候查字典的日子。不是课本上规定要查的那些字，是自己随便翻开的。随便翻开一页，那些不认识的字排着队站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军队。我那时候觉得字典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书——每个字都有自己的来历，从甲骨文一路跋涉到简体字的漫长旅途。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字的故事是这样的：某个人在某个朝代觉得写字太麻烦，就把一个复杂的字简化了，然后所有人都跟着简化了。所谓文字的演变，说到底就是人类偷懒的历史。
第二题成语运用。成语题就像相亲——你把一个人包装成四句话，让另一个人判断哪句"恰当"。恰当这个词本身就值得怀疑。什么叫恰当？在考场里恰当的东西，放到生活里未必恰当。"按部就班"在考试里是正确答案，在十七岁的人生里却是一个诅咒——所有人都告诉你"按部就班"就好了，好好读书好好考试好好上个好大学好好找个好工作好好过一辈子，就像人生是一条流水线，你只要站在正确的位置上什么都不做，就会被传送到正确的终点。但没有人问你，你想不想站在那条流水线上。
第三题病句修改，第四题标点符号。
第五题文言文阅读，选段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这个人我一直觉得是中国历史上最"语文课本"的人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故事实在太适合写成课文了——英雄末路、虞姬自刎、乌江自刎，每一个情节都自带课本感，每一个结局都像是命题组精心设计的"启发式思考"。
司马迁写项羽写得好。好在哪里？好在他不客气。后世写人物传记，多少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司马迁不。他写项羽"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三句话就把一个帝国继承人的全部失败写完了。然后他又写"彼可取而代也"，一句话又把这个失败者的全部野心写完了。
这种本事现在的高中作文里见不到了。现在的高中作文讲究什么？"总分总"结构，"凤头豹尾"起承转合，开头要引用名人名言，中间要举三个例子——最好是正反对比——结尾要升华主题回归现实。我试过按这个格式写，写了八百字，老周给我四十二分。满分五十分，四十二分，算中等偏上。然后我下次不按格式写，还是八百字，老周给我四十五分。
他给四十五分的那篇，开头是"我讨厌考试"。教务处看到之后找老周谈了一次话。老周说"这次阅卷存在一定偏差，下次注意"，然后该怎样还是怎样。
老周是整所育才中学里我唯一觉得还算像个正常人的人。不是说他不荒谬——他教语文教了二十多年，讲《离骚》能讲到一半停下来感叹"屈原来来回回就那么点事，被我们讲了这么多年，屈原泉下有知大概会后悔写这篇东西"——但他至少知道自己在荒谬什么。
知道自己在荒谬什么，这是很高的觉悟。大部分人连自己荒谬都不知道。
考场里开始有了各种声音。
翻试卷的声音，沙沙的，像秋天的落叶。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各有各的力度和频率。有人在叹气，声音很小，像自言自语。有人在咬笔帽，塑料被牙齿挤压发出细微的吱嘎声。
最后面那排传来极其轻微的窸窸窣窣。
有人在翻书。
刘老师抬起头，朝最后面看了一眼。窸窸窣窣声消失了。刘老师重新低下头，继续看他的报纸。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钟。
这就是育才中学监考的生态。监考老师和作弊学生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你不要太明显，我也不要太认真。你在后面翻书，我假装没听见；我站起来走一圈，你把手缩回去。大家都给对方留余地，都不把事情做绝。
这种默契让我觉得既可笑又心酸。可笑是因为它把一场"严肃的考试"变成了一场"严肃的表演"；心酸是因为它让人意识到，在这座围墙里面，规则从来不是用来遵守的，规则是用来绕过的。
我继续做题。阅读理解是一篇散文，写的是作者回乡时看到小时候门前的那棵老槐树被砍了，然后抒发了一通关于时间流逝和物是人非的感慨。文章写得不差，但也不怎么好——属于那种"你看完之后觉得说了点什么但又好像什么也没说"的类型。
题目问：作者在第三段写老槐树的年轮，有什么深层含义？
标准答案大概是：年轮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沧桑，表达了作者对故乡变迁的感慨和对童年记忆的怀念。
我的答案是标准答案的变体——稍微换了一些措辞，让它看起来不像是从参考答案上抄的，而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这是考场生存的基本技能：你得让阅卷老师觉得你在思考，但你思考的方向必须和他一致。就好比你去相亲，你可以聊聊理想和爱好，但你的理想和爱好必须让对方觉得"这个人和我合适"。如果你说你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流浪诗人，相亲基本就结束了。
选择填空阅读理解加起来占六十分，作文四十分。语文考试一百五十分满分，我预计能拿到一百二十分左右。这个分数在育才中学文科生里算中上，年级排名大概前三十。
我从来不担心语文。我担心的是明天。明天考数学。
数学是一场慢性病。
不是那种突然发作的——高烧、休克、送急诊——而是那种一点一点侵蚀的。成绩从一百一十分掉到一百分，从一百分掉到九十分，每一次都不多，但每一次都在掉，像台阶上一级一级往下走。你以为九十就到底了，下面还有八十。你以为八十是谷底了，八十下面还有人又挖了一层。
我的数学成绩目前稳定在七十分左右。满分一百五十分，七十分，不到一半。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道大题我只能做第一小问，后面的二、三小问完全看不懂。选择题能蒙对一半。填空题能做对两三道。剩下的部分，试卷上写着的东西和我的大脑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我看得见那些数字和符号，但它们进不来。
我妈对此有她的理论。她说："你语文那么好，数学怎么会差呢？脑子又不是分区的。"
这个说法当然不对。脑子确实是分区的。我的语文区和数学区之间大概隔着一道喜马拉雅山脉，信号完全不通。
我的补课老师也有他的理论。他说："程远同学不是学不会，是不够专心。上课的时候老走神，回去又不刷题，这样怎么行？"
这个说法也不对。我上课确实走神，但我走神不是因为不想听，是因为听了也听不懂。就好比你让一个色盲去辨别红绿灯，他不是不专心，他是真的分不清。你让他再专心一点，他还是分不清。
当然，这些话不能说出来。说出来我妈会说"你找借口"，补课老师会说"态度有问题"。在育才中学的世界里，"方法不对"是可以接受的，"态度不端正"是不可原谅的，而"天分不够"是绝对不能说的——因为承认天分不够，就等于否定了整个"努力就能成功"的叙事体系。
而育才中学的叙事体系是不能被否定的。它不是一栋楼、一面墙、一条校规，它是空气——你看不见它，但你每时每刻都在呼吸它。
距离考试结束还有四十分钟。我正在想这些有的没的，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
转头看了一眼。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瘦瘦的，脸上写满了焦虑。他的卷子翻到了作文页，但笔一直停在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嘴唇在微微动，大概是在心里打草稿。
这个画面让我觉得很难描述。不悲伤，不痛苦，甚至谈不上焦虑，更像是一种困顿——一种"我知道我应该写但我不知道写什么"的纯粹的无措。
我见过很多种考场上的表情。有人咬牙切齿地写字，像在跟试卷搏斗；有人趴在桌上睡觉，呼噜声被周围翻卷子的声音掩盖；有人面无表情地涂完最后一道选择题然后交卷走人，全程不超过三十分钟——这种人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彻底放弃了；还有人在考试结束前五分钟才开始疯狂写作文，笔尖飞快地划过纸面，字迹潦草到只有自己能认出来。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永远是那种"笔停在半空中"的人。
那种人不是不会写，是太想写好了。他在脑子里写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推翻上一遍，每推翻一次就更加不知道该写哪一遍。最后时间到了，他只写了两行字，或者一个字都没写。
我曾经是那种人。后来我想通了——不是想通了怎么写，而是想通了写不好也没关系。
当然，"写不好也没关系"这句话在考场上是不对的。在考场上，每写对一个字就多拿一分，每多拿一分排名就前进一名，每前进一名距离好大学就近一步。分数就是命运，排名就是人生。你写不好就考不好，考不好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这辈子就完了。
这条因果链从小听到大，听到耳朵起茧。它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在育才中学的逻辑里，它甚至是唯一的道理。但我始终觉得它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
……大概少了一个人。
这条因果链里没有"人"。它有分数、有排名、有大学、有工作，但它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会开心会难过会迷茫会害怕的人。它假设所有人都是同一种生物——一种只需要输入分数就能输出命运的机器。
但人不是机器。至少我不是。
我开始写作文。
题目是材料作文，给了一段话，大意是"有人说顺境出人才，有人说逆境出人才，你怎么看"。
这个题目让我想起一件事。
上个月，林一白在晚自习的时候突然问我："程远，你说咱俩算是顺境还是逆境？"
我说："你问这个干嘛？"
他说："作文课上老周让写'逆境出人才'的议论文，我写了一篇，被判了不及格。"
我问："你怎么写的？"
他说："我写的是'逆境不出人才，逆境出的是适应逆境的人'。"
我听完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我说："一白，你这话说得比老周讲一节课都值。"
林一白难得露出得意的表情："那是当然。"
然后他的作文被要求重写。这次他老老实实写了"逆境出人才"——举了司马迁受宫刑写《史记》、贝多芬耳聋写交响曲、爱迪生失败一千次发明电灯泡三个例子——拿了四十分。
满分五十分，四十分。老师还特意批了一句："进步很大，继续保持。"
林一白拿着重写后的作文给我看，脸上的表情介于骄傲和苦涩之间。他说："程远，你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说真话难，还是说假话难？"
我说："都难。但说假话有分数，说真话只有重写。"
他说："那你写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说："我能考四十五分你说呢？"
他没有回答，低下头继续在作文本上写字。教室里安静极了，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那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晚自习的教室里所有人都埋头在各自的题海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小声说话。
现在想起来，那个晚上大概是我高二下学期里最舒服的时刻。不是因为说了什么重要的话，而是因为那种感觉——你旁边坐着一个人，你不需要解释自己，他也不需要解释自己，你们就是坐着，偶尔说两句有的没的，然后继续各自做各自的事。
这种感觉在后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少了。
作文思路我很快就有了。
不打算写"顺境出人才"或者"逆境出人才"——太无聊了。我打算写"人才不需要'出'，人才是自己长出来的"。
大意是：司马迁不是因为受了宫刑才写《史记》的，他是因为本来就写得好，受了宫刑之后还能继续写。逆境没有"出"司马迁，逆境只是没有"杀死"司马迁。这两件事的区别很重要。如果你把逆境当成人才的必要条件，那你就得感谢苦难——但苦难不值得感谢，值得感谢的是那个在苦难里没有放弃的自己。
当然不能这样直白地写。得包装一下，用那种"看起来像在赞同题目其实是在反驳"的写法。老周管这叫"反弹琵琶"，说这种写法在高考里容易拿高分，前提是"你别弹太猛，弹断了弦就不好了"。
我的开篇是这样的：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句话说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无数人把它抄进作文里，以此为证据论证"逆境出人才"的伟大真理。但我一直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如果天真的要降大任给一个人，为什么不让他舒舒服服地干，非得先折腾他一顿呢？
这段话我比较满意。它有讽刺的意味，但不尖锐；有反问的语气，但不咄咄逼人。它让读者知道你要唱反调了，但不至于让阅卷老师一上来就想扣你的分。
后面用了三个例子。第一个是司马迁——这个老生常谈但不得不用的例子，我在用的时候试图加一点新的角度。第二个是一个不太出名的例子：张爱玲写《倾城之恋》的时候，上海的物价飞涨到一根油条要两万块，她照样写得出来。第三个是一个当代的例子——我说的是我爸。
我爸在市统计局上班，干了二十年，一直是个普通科员。他不是没有才华——我后来在他抽屉里发现了一沓旧稿纸，上面写满了他年轻时候写的小说片段。那些文字算不上天才，但至少说明他对文字是有感觉的。然而他没有成为作家。他成为了一个每天上下班、看报纸、看新闻联播、和儿子说不了三句话的中年人。
"逆境"没有打倒他。"顺境"也没有成全他。他只是活着，像大多数人一样活着。
我当然不能在考场作文里写这些。我写的是："并非所有才华都能被环境验证，也并非所有苦难都能催生伟大。在顺境和逆境之外，还有一种更普遍的命运——叫做'平淡'。大多数人才没有成为教科书上的例子，他们只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着自己的事，无声无息。这算不算是'出人才'？"
写到这里我突然有点难过。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写的这段话，放在作文里是四十五分的结尾，放在生活里是我爸的真实人生。
结尾我这样写：
顺境也罢，逆境也罢，人才这条鱼，能不能游过命运的河，归根到底不在于河水是清是浊，而在于这条鱼自己想不想游。
我搁下笔。
作文写完的时候，距离考试结束还剩十五分钟。
我把试卷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选择填空阅读理解没有要改的，作文也没有要改的。我对自己的语文有一种奇怪的自信——不是觉得写得好，而是觉得写得"对"。这种"对"不是标准答案意义上的对，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一种"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数学考试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考场里大多数人还在奋笔疾书。写作文的人大概占了一大半——四十分钟的作文时间，很多人要到最后一刻才能写完那八百字。八百字听起来不多，但如果你要让那八百字每一个都"恰当"，每一个都不出格，每一个都踩在得分点上——那八百字就不是八百字了，那是一座八百个台阶的山，你得一步一步爬，不能跳，不能停，不能走错路。
我看着窗外。操场上的那几个踢球的男生已经不在了，足球孤零零地躺在跑道旁边。天色更暗了一些，像是有人在天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灰色纱布。
考场很安静。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像下雨。
我在这种声音里坐着，忽然觉得考场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六十五个人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对同一张试卷，做着同一件事——但每个人的脑子里想的都不一样。有人在想答案，有人在想作弊，有人在想午饭吃什么，有人在想明天考完要不要去网吧——对了，还有人在想那个坐在隔壁班第三排靠窗位置的女生昨天为什么冲自己笑了一下。
这些想法在考场里是看不见的。监考老师看不见，同学看不见，只有自己知道。
考场是一个把所有人都压成同一种姿态的地方——低着头，握着笔，面对白纸。但在这同一种姿态下面，每个人都怀揣着各自的宇宙。
这个想法有点矫情，但我觉得它是对的。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叮叮叮叮叮"，五声，急促而刺耳，像是有人在用锤子敲打一个铁锅。它意味着交卷，意味着放下笔，意味着这场考试结束了你不用再想了。但我知道真正结束的不是考试，是时间——那两个小时被那张试卷一口一口地吞掉了，再也吐不出来了。
刘老师站起来收卷。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大概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收完卷子他就可以去吃午饭了。
我把笔放回笔袋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坐了两个小时的腰硬邦邦的，像一块刚出炉还没来得及回软的面包。
走出考场的时候，我在走廊上遇到了林一白。
他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考得还行，说："语文又是第一？"
我说："第一倒不一定，前三是稳的。你呢？"
他嘿嘿一笑："别提了。作文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综上所述，顺境逆境都能出人才，关键在于个人努力。'"
我说："这结尾……绝了。"
他说："反正能拿三十五分就行。数学怎么办？"
我沉默了一下。走廊上人来人往，有人的脸上写着"考完了如释重负"，有人的脸上写着"考砸了天塌了"，大多数人的脸上什么也没写——他们只是疲惫。林一白的话把我从考场作文的余韵里拉回了现实。
明天考数学。这个事实像一块石头一样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我说："走，去食堂。"
林一白说："你请我。"
我说："凭什么？"
他说："凭你语文考得比我好。"
这个逻辑当然不通。但在育才中学的逻辑体系里，语文考得好的人请语文考得差的人吃饭，就像有钱人请穷人吃饭一样，是一种天然的义务。我没有反驳。事实上我也需要一个借口让自己暂时不去想明天的事。
我们朝食堂走。走廊尽头是楼梯，下去是一楼大厅，外面是那条连接教学楼和食堂的灰砖路。灰砖路两边种着冬青树，剪得整整齐齐，像一排穿着绿色制服的卫兵。
我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些冬青树是育才中学里最守规矩的东西。它们被剪成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不会长高也不会长歪。它们是最完美的学生——整齐、服从、永远不出格。
然后我又想，这个比喻太刻薄了。冬青树至少不用考试。
林一白走在我旁边，大步流星，脚步声很重。他天生就是走路带声的人，好像每一步都要让全世界知道他来了。这跟他的性格倒是很配——他从来不掩饰什么，高兴就笑，生气就骂，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种性格在育才中学里是稀缺品。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都习惯了把真话藏在肚子里，只把"恰当"的话说出口。
食堂到了。我买了两份饭，红烧肉和土豆丝，外加一碗紫菜蛋花汤。林一白买了三碗饭——两碗米饭一碗面条——外加四根鸡腿。
我看着他端着那个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餐盘，问："你这是要干嘛？"
"考试消耗脑力，要补。"
"你考了多少脑力？作文最后一句话都编不出来了。"
"那也是脑力。编不出来比编出来更费脑子。"
这个逻辑竟然无懈可击。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食堂的窗户很大，但玻璃很脏，从里面看出去外面的世界像蒙了一层雾。
一边吃一边聊。聊的大多是废话——谁的作文写了什么，谁在考场上睡着了，谁被刘老师抓到翻书然后假装在找橡皮——但废话有时候比正经话更让人放松。因为废话不需要你思考，不需要你负责，你只需要张嘴然后让声音自动流出来就行。
吃到一半，林一白忽然放下筷子，很郑重地看着我。
他说："程远，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嗯。"
他说："我决定了。"
我说："决定什么？"
他说："我要去当兵。"
我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
我当然知道林一白一直说想当兵。他说了很多次，在教室里说，在操场上说，在食堂里说，在网吧里说，说了不下二十遍。但之前每一次说的时候，语气都是那种"要是能去就好了"的假设式——就好像有人说"要是我中了五百万就好了"，你知道他不会中，他自己也知道他不会中，大家说完笑笑就过去了。
这次不一样。
他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我是认真的。我妈那边我已经说过了。"
我说："你妈怎么说？"
他说："她哭了。哭了很久。然后她说'你去吧'。"
我沉默了。食堂里人声嘈杂，碗筷碰撞的声音、说话的声音、有人打翻了汤碗的惊呼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煮开的水。但这些声音忽然都离我很远。我看着对面的林一白，看着他那张国字脸上笨拙而坚定的表情，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他说了二十遍"我要去当兵"，我以为他只是在说。就像我说了二十遍"我讨厌考试"，也没有人当真。区别在于，林一白是真的会去做的那个人。而我只是会一直说下去的那个人。
我说："你什么时候走？"
他说："还没定。反正高三之前得走。"
我说："你不上高三了？"
他说："上不上有什么区别？我考不上大学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想反驳这句话，但发现反驳不了。林一白的成绩年级五百名开外，六百六十个人里排名五百以后，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所省重点高中里都意味着"与大学无缘"。他不是不努力，他确实在努力——我见过他晚自习做到十二点，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六点又被闹钟叫醒继续做——但有些东西不是努力就能改变的。就像你可以让一个色盲再怎么专心地盯着红绿灯看，他还是分不清红和绿。
我说："那你当完兵呢？"
他笑了。那种笑很奇怪，不像他平时的笑。平时的林一白笑起来很大声，整个走廊都听得见。这次他笑得很轻，像是怕吵到谁。
他说："当完兵再说呗。反正部队里不考数学。"
然后他又说了一遍："部队里不考数学。"
第二遍他说完之后笑了。这一次笑得比刚才大一点，但也没有大到平时的程度。
我不该追问的。那个"再说呗"里面藏着的东西，他自己不说我就不该去翻。每个人都有一个抽屉不想打开。林一白的抽屉里装的大概是：当完兵之后怎么办？当完兵之后他二十五岁，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只有一双手和两年军旅生涯。然后呢？然后他能干什么？这些问题他不是没想过，他只是不想在食堂里、在考试结束后的午饭时间、在四根鸡腿和两碗米饭面前说出来。
我也没有说出来。
我说："行。那你去了之后别给丢人。"
他说："我什么时候给丢过人？"
我说："你上次体育课跑一千米，跑到一半停下来系鞋带，系完鞋带发现鞋带没开。"
他说："那是鞋带松了！"
我说："你当时蹲在地上对着自己的鞋看了五秒钟，那五秒钟里全操场的人都在看你。"
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要笑？"
我说："因为你蹲在那里的样子像一只趴在路边的狗。"
他说："滚。"
然后我们继续吃饭。谁都没有再提起当兵这件事。就好像刚才那段对话只是一个插曲，一碗面里的一根花椒——咬到了，吐掉，继续吃。但我心里清楚，这根花椒不是普通的花椒。它会在后面的某个时刻，突然又辣你一下。
吃完饭走出食堂的时候，林一白说："不管明天考成什么样，下午考完去网吧不？"
我说："行。"
他说："那我请。"
我说："凭什么？"
他说："凭你中午请了我。"
我差点笑出声来。林一白的逻辑永远是这样的：简单、直接、粗糙，但就是让你挑不出毛病。就跟他的性格一样——从不绕弯子，从不藏着掖着，高兴了就笑，难过了也笑。他只有一种笑，但那种笑里面什么都有。
下午考的是英语。
英语我处于一种薛定谔的状态——不打开试卷你不知道我会考多少分，打开试卷之后你依然不知道我会考多少分。选择题靠语感，完形填空靠直觉，阅读理解靠运气，作文靠模板。整张卷子做完之后的感觉跟买完彩票差不多：你觉得自己可能中了，也可能没中，但你永远不会在开奖之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中。
考完英语出来，天已经彻底暗了。
冬天的下午四点半就黑天，育才中学的晚自习六点半才开始，中间有两个小时的空白。这两个小时在育才中学的日常里被称为"黄金时间"——因为在这两个小时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被老师抓到。
我们去了网吧。
网吧在育才中学东门外面三百米的一条巷子里，叫"飞宇网络"。门面很小，夹在一家打印店和一家五金店中间，招牌上的"宇"字坏了半个，变成了"飞宇网纟"，远看像是某种神秘符号。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永远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永远在看武侠小说，永远在客人进来的时候头也不抬地说"里面有空位"。
网吧里有二十台电脑，屏幕旧得发黄，键盘上的字母被磨得看不清了，鼠标滚轮里积了一层灰。椅子是那种老式的网吧椅，黑色的皮面开裂了，露出里面灰白色的海绵。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方便面、香烟和劣质空气清新剂的味道。
但林一白喜欢这里。我也喜欢这里。
不是因为网吧有多好——客观来说这里差得离谱，网速慢得像蜗牛，电脑经常死机，隔壁那台机器的音响坏了，一直在发出"滋滋滋"的电流声。喜欢这里是因为，在网吧里，你不需要是"年级前三十的程远"或者"年级五百名的林一白"。你只是一个坐在电脑前的人。你的分数、你的排名、你的未来——这些在这里统统不作数。这里没有分数，只有游戏里的等级和经验值。
林一白开了一台机子，登录了他的QQ。他的QQ头像是一只棕熊，签名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这句签名从我认识他起就没换过。
我说："你这个签名什么时候换？"
他说："等我当上兵再换。"
我说："那你打算换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说："人生苦短，但很开心。"
我说："格局小了。"
他说："那你给想一个。"
我说："'人生苦短，所以更要好好活着。'"
他说："你这跟我的有什么区别？"
我说："区别在于你的重点在'行乐'，我的重点在'活着'。行乐是结果，活着是前提。"
他说："你能不能不要什么事都搞得像写作文一样？"
我说："这是思维方式，不是作文。"
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说完这种话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我说："那你反思一下为什么。"
他看了我一眼，决定不再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转头去打他的游戏了。
我开了另一台机子，没有打游戏，打开了一个文档，开始写东西。不是日记，也不是作文，就是写。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管逻辑，不管结构，不管有没有人会看。写了一会儿，写的是今天考场上的那个"笔停在半空中"的男生。我写：
"他的笔悬在纸面上方两厘米的位置，像一架找不到跑道的飞机。那两厘米是他全部的犹豫。他想写，但他不知道写什么。他不是没有想法，他是想法太多了，多到互相打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下课铃响了，他只写了一个'我'字。那个'我'字孤零零地站在作文格的第一行，像一座没有建完的房子。"
写到这里我停了笔。不是写不下去，是觉得写下去就矫情了。
林一白从旁边探过头来，看了一眼屏幕，说："你写的什么？"
我说："瞎写。"
他说："给我看看。"
我挡住了屏幕。
他说："你每次都这样，写完了不给别人看。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说："我不怕。我只是觉得写了不一定非要给人看。"
他说："那你写它干嘛？"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
对啊，写它干嘛？
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发表。给谁看？谁会看？我想了很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不写我会更难受。有些东西憋在心里，像一颗种子，你不给它一个出口，它就在里面生根发芽，越长越大，最后把你整个人都撑满。写下来，就等于把那颗种子种到了纸上。它还在，但至少不在你心里了。
当然，我没有把这个答案告诉林一白。因为说了他一定会说"你怎么什么事都能讲出一堆道理"。
我说："写着玩的。"
他说："切。"
然后他又转头去打他的游戏了。
网吧里很吵。有人在左边那台机子上大声语音聊天，操着一口含糊不清的普通话；有人在右边打CS，键盘敲得像在打架；角落里有一个穿着育才中学校服的男生趴在桌上睡着了，口水流了一键盘。老板坐在前台翻他的武侠小说，翻了两页之后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七点四十。他说："要上晚自习的学生注意时间啊。"
林一白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
我们同时站起来，关了电脑，交了钱。一个人一小时三块，两个人六块。林一白抢着付了。
走出网吧的时候，巷子里很黑。路灯坏了一盏，只有另一盏还在亮，发出昏黄的光。冬天的夜晚很冷，呼出的气变成白雾。我缩着脖子，把校服拉链拉到最高。
林一白走在我旁边，脚步声依然很重。他忽然说了一句："程远。"
我说："嗯？"
他说："不管以后怎样，你得记得今天。"
我说："记得什么？"
他说："记得网吧。记得这碗面——不对，面是上次吃的——记得这顿饭。"
他顿了顿，又说："记得我们同桌。"
我愣了一下。然后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煽情了？"
他说："我什么时候煽情了？我就是让你记住。万一以后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了，你起码还记得我请你打过一次网。"
我说："你请的？刚才不都是AA吗？"
他说："那下次我请。"
我说："行。下次你请。"
他说："说好了啊。"
我说："说好了。"
我们走回育才中学的围墙外面。围墙两米多高，灰砖砌的，顶上插着碎玻璃——据说是十年前防小偷的，现在小偷早就不来了，碎玻璃还在。月光照在围墙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
校门还开着。门口的保安老张坐在门卫室里看电视，看到我们，抬头点了一下头，又低下头继续看。
我们走进校门，沿着灰砖路朝教学楼走。冬青树在夜色里变成了一个个黑黢黢的矮墩子，风一吹，叶子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走到教学楼下面，我忽然站住了。
林一白回过头来看我："怎么了？"
我看着面前的教学楼。四层楼，灰白色的外墙，一排排亮着灯的窗户。晚自习已经开始了，教室里传来翻书的声音和老师讲课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没什么。"我说。
我继续走。但走了几步之后又回头看了一眼。
教学楼在夜色里灰扑扑地立着，像一堵巨大的墙。
事实上，它本来就是墙的一部分。它和校门、围墙、灰砖路、冬青树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把六百六十个十七岁的人圈在里面、把所有"不应该有的想法"挡在外面的系统。你可以叫它学校，也可以叫它围墙，叫什么都行。
但我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它是我们的全部世界。至少现在是。
我收回目光，跟着林一白走进教学楼，上了楼梯，走进教室。教室里日光灯嗡嗡地响着，黑板上写着今天的作业，窗台上摆着几盆已经枯了一半的绿萝。一切和平时一模一样。
林一白坐回他的座位，从桌肚里掏出一包辣条，撕开，递给我一根。
我说："你在网吧没吃饱？"
他说："辣条是精神食粮。"
我说："那你精神挺丰富的。"
他没有理我，把辣条塞进嘴里，然后趴在桌上，脸朝向窗外。
窗外是育才中学的操场。操场上空无一人，跑道的白线在月光下发着微弱的光。再远一点，是围墙。围墙外面，是这个城市稀稀落落的灯火。
林一白趴在桌上，忽然说了一句。
他说："程远，围墙外面到底是什么？"
我看着窗外，没有回答。
因为我知道答案。
围墙外面还是围墙。
但他不需要我现在告诉他。
他以后会自己翻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