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沈砚的调研结束了。他最后一个星期六来网吧，是来告别的。
"我要回省城写论文了，"他说，"十二月答辩。以后来雁城的机会不多了。"
豆豆已经放暑假了，被他奶奶送回乡下老家待着。网吧的角落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那天小满早早就把十号十一号留了出来，可是没有课可上了，两台机子都没开，屏幕黑着，映出两个人并排的影子。
"考完的四门，成绩八月底出来。"沈砚说，"我留个电话给你，出了成绩告诉我。"他在纸条上写了一串数字，写完想了想，又在下面添了一行，"宿舍楼下有个传达室，信寄到这个地址，我能收到。"
小满接过纸条，折了两折，放进口袋里。
"明年我研究生毕业，如果能留在高校，第一件事就是招生成人教育班。"沈砚看着黑着的屏幕说，"到时候你来考，我在讲台上看着你。"
"那我好有压力哦。"小满笑，"我考我的。"
"对，你考你的。"他也笑，"路是你自己的，我就是个……路边鼓掌的。"
那天他们说了很多话，又好像什么都没说。走的时候，沈砚在门口站住，回头看她。网吧的灯在他身后亮着，玻璃门上的银河网络城缺了一半的霓虹灯，半年没修了。他说："小满，好好考。有什么难处，写信。"
"嗯。"
"我是说真的。"他说，"什么难处都可以。"
"嗯。"
他走后，小满在吧台后面坐到后半夜。她把那本《现代汉语词典》搬出来，翻到扉页，借条还夹在那里。她把借条抽出来，就着灯，在背面添了一行小字："已还三百，余三百，年底前还清。"写完又觉得不对——他没催过，她何必急着撇清。可她还是把借条放了回去。
八月底，成绩出来了，四门全过，最高的一门八十六。小满攥着成绩单想给他写信，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九月十日，教师节，雁城的雨下了一整天。下午，母亲打来电话，说弟弟开学要交的费用涨了，除了学费，学校还要统一订学习资料，一共是三百二十元，让她想办法。晚上，房东来敲门，说网吧这间屋子下个月不租给店里了，麻烦她转告网吧老板，要收回给自己儿子结婚用，让老板月底前搬走。
下班后，小满回到自己的房间，把所有的钱摊在床上数。数完，又数了一遍。母亲下个月还要复查，弟弟的钱不能少，成人自考十月的报名费还没交。
凌晨两点，她把那本词典和几本旧书用报纸包好，捆紧。她把三百块钱——攒了两个月、准备还给沈砚的三百块——夹进词典的扉页，跟那张借条压在一起。然后她铺开信纸，给沈砚写信。
信写了三遍。第一遍写了满纸的感谢，她觉得像讨饶，揉了。第二遍写了实情，写了母亲和弟弟，写到一半她停下来，想：他看见这些，一定又会把钱寄来。他就是这样的人，她比谁都清楚。她不能让他寄。他还没有毕业，他的钱是奖学金，也是他自己的路。第三遍，她只写了一页。"沈砚：成绩出来了，四门都过了，最高的八十六，是《现代汉语》。谢谢你。我要去南边了，去广州，同乡姐姐介绍的厂子，工资比这边高三倍。学先停一停，等我站稳了接着考——你说得对，路是我自己的，我自己走。借条在词典里，钱夹在扉页，你收好，两清了。别找我，等我找到自己的时候，我去找你。小满。"
写信写到"两清了"三个字的时候，她停了很久。词典和那几本书，是带不走的——不是重，是她不能带。带着，就等于带着一笔还不清的账；留下，反倒干净。她把词典翻开，又合上，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想了半天，从作业本里抽出一页纸——是沈砚批改她作业时留下的手稿，铅笔字，"再想想，你能想出来"——她把这页纸对折了两折，塞进了贴身的口袋。账要清，念想不清。账清了是体面，念想留着，是青春的痕迹。
写完这封信，第二天她把这封信和书给了豆豆奶奶，让她帮忙转交给沈砚。她又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给网吧老板打了招呼，结了当月的工钱。九月底的一个凌晨，天还没亮，她拎着一个帆布包和一床捆起来的铺盖卷，站在雁城站低矮的站台上。雨停了，南下广州的绿皮车进站，车身的绿漆剥落处锈成暗红的斑块，车窗里挤满和她一样南行的人。
火车开动的时候，天边刚泛起一点鱼肚白。她回头看了一眼雁城——铁路家属区的楼群黑黢黢的，斜街还睡着，银河网络城的霓虹灯亮着，缺了"一半"的招牌在晨光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小站越来越小，最后缩成白墙红瓦的一个点，被两条铁轨甩在了身后。
她在心里说：沈砚，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