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下午打来的。
那天是六月十七号，周四。办公室里的空调坏了，只吹风，不制冷。电扇在桌角嗡嗡地转着，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窗外的蝉叫得正凶，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都喊穿。
我正对着电脑改一份报价单。鼠标点了几下，数字跳了跳，又点了几下，数字又跳了跳。改了半个小时，还是觉得不对。索性关了文档，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水是温的，喝进去一股漂白粉味儿。
手机就是在那个时候响的。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那一栏写着我的老家——河南省，濮阳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接了。
“喂？”
“秋生。”电话那头喊了一声。声音很老，很沙哑，像是嗓子里卡着什么东西，“我是你陈老栓叔。”
陈老栓。我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这个名字，慢慢和一张脸对上了号。村里的人，住在村东头，和舅公年纪差不多。每年过年我给舅公打电话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他在旁边说话。
“老栓叔。”我说，“您找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陈老栓说：“秋生，你舅公走了。”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窗外的蝉还在叫。电扇嗡嗡地转着。桌上的报价单被风吹起一角，又落下去。
“秋生？”陈老栓喊了一声。
“我在。”我说，“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陈老栓说，“我今天早上去找他，发现他已经……已经没了。”
“怎么死的？”
陈老栓又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钟里，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他在换手，又像是他在犹豫要不要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他终于开口，“你……你还是回来一趟吧。”
我挂了电话，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关掉电脑，收拾好东西，跟主管请了假。主管问我请几天，我说不知道，家里有人去世了。主管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我回到出租屋，开始收拾行李。
说是收拾，其实就是往包里塞几件换洗的衣服。我在省城住了七年，东西不少，但真正用得上的不多。租房里的家具是房东的，电器是自己买的，但都不值几个钱。我站在屋子中间环顾了一圈，最后只拿了一件外套、一条裤子和一双鞋。
我坐在床边，点了根烟。
舅公姓陈，叫陈守义。我妈是他妹妹，嫁到了隔壁村。我五岁那年，我爸在黄河里淹死了。七岁那年，我妈改嫁，跟一个外地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以后，我就是舅公带大的。
舅公是个寡言的人。一辈子没结婚，一个人住在村西头的老房子里。他在黄河边种了几亩地，闲了就去河里打鱼，日子过得清贫但也安稳。他供我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又供我读了大学。我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一年到头也回不去几次。
上一次回去，是两年前的春节。我在家待了三天，舅公话不多，我也话不多。大部分时间，我们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抽旱烟，我抽卷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临走的时候，他送我到村口，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看着我上了车。
车子开出老远，我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
那是最后一面。
我掐灭烟头，站起来，把包拉好。然后我想起了一件事——大概半个月前，舅公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那通电话没什么特别的。他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还行。他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他嗯了几声，然后沉默了一会儿。我以为他要挂电话了，但他突然说了一句：“秋生，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
我当时没在意。以为他年纪大了，想跟我说些家长里短。我说：“什么事啊，舅公？”
他又沉默了几秒。然后说：“算了，等你回来再说吧。”
我说：“好，等我下次回去。”
他嗯了一声，然后挂了电话。
那是他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
我站在出租屋的门口，握着手机的边缘，指尖有些发凉。窗外是省城的午后，阳光白晃晃地照在对面的楼顶上，刺得人眼睛发酸。楼下有汽车在按喇叭，有人在吵架，有小贩在吆喝。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像是一锅煮开的水。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拉开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回县城的班车。
车是那种老式的大巴，绿色的车身，座位上的皮革已经开裂了，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车里的空调也是坏的，只有司机头顶那台小风扇在转。车窗开着，风灌进来，吹在脸上热烘烘的，带着一股柏油路的味道。
车上人不多。前排坐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孩子在哭，她怎么哄都哄不好。后排坐着两个中年人，在聊今年的收成。我一个人坐在中间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地往后退。
出了省城，高楼越来越少，田野越来越多。六月的庄稼长得正旺，玉米已经齐腰高了，绿油油的一片连着一片。路两边的白杨树笔直地站着，叶子在风中翻动着，露出背面灰白色的绒毛。
我靠着车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黄河边上。河水是黄的，浑浊的黄，像是一锅搅动的泥浆。河面很宽，对岸的树看起来只有火柴棍那么细。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水腥味和泥土味。
舅公站在河里。
他站在齐腰深的水中，面朝着我。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中山装，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他的头发也湿了，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他的脸色很白，白得像是泡了很久的水。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然后他抬起手，朝我招了招手。
那动作很慢，很僵硬，像是关节已经生锈了。他的手在半空中划了一下，又划了一下，像是在叫我过去。
我站在岸上，想动，但脚像是钉在了地上。我想喊他，但张不开嘴。河水在脚下哗哗地流着，声音很大，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底翻滚。
然后舅公开始往下沉。
河水漫过他的腰，漫过他的胸口，漫过他的脖子。他没有挣扎，就那么直直地站着，一点一点地被水吞没。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直到河水漫过他的头顶。
水面上冒了几个泡，然后恢复了平静。
我猛地醒了。
车还在开着。窗外的风景还在往后退。前排的孩子已经不哭了，窝在妈妈怀里睡着了。后排的两个中年人还在聊，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
我靠在座位上，心跳得很快。额头上全是汗。我抬手擦了擦，发现手在发抖。
我深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
窗外的田野还在向后掠去。远处的黄河大堤已经隐约可见了，像一条灰色的长龙，匍匐在大地上。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看着那条大堤一点一点地靠近。
车又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镇上。我在镇上下车，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一瓶水，咕咚咕咚灌了半瓶。然后我站在路边，等去村里的摩的。
等了大概十分钟，一辆摩的停在我面前。开车的是个中年人，黑瘦黑瘦的，戴着一顶草帽。他问我走不走，我说走。他报了个价，我没还价，上了车。
摩的在土路上颠簸着往前开。路况很差，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积着雨水。摩的绕来绕去地躲着那些水坑，但还是免不了颠几下。我扶着后座的铁架，身体随着车身上下起伏。
路两边的庄稼地和记忆中的样子差不多。玉米还是那么绿，向日葵还是那么黄。但也有一些变化——以前的一些土路修成了水泥路，以前的一些老房子拆了，盖起了新楼。
摩的开到村口，停了下来。
我下了车，付了钱。摩的调了个头，突突突地开走了。
我站在村口，看着眼前的村子。
村口那棵大槐树还在。树干粗得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树冠遮天蔽日的，洒下一大片阴凉。树下有几个老人在乘凉，摇着蒲扇，说着话。看到我，他们停了下来，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
我认出其中一个人，是三爷，住在村北头。小时候他经常来我家串门，和舅公下棋。我喊了一声：“三爷。”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嗯了一声。然后他低下头，继续摇蒲扇，不再看我。
其他人的目光也收了回去。没有人说话。
我站在村口，感觉有些不对劲。他们的眼神——不是欢迎，不是好奇，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躲避，又像是畏惧。
我没有多想，拎着包，往村里走去。
村道还是那条村道，两边的房子还是那些房子。但一切都显得很安静。安静得有些不正常。没有小孩在街上跑闹，没有狗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关着，只有少数几家开着半扇门，露出里面黑洞洞的堂屋。
我走了大概五分钟，到了舅公家门口。
门口围着一些人。有人在院子里进进出出，有人在墙根下蹲着抽烟，有人在低声说着什么。看到我走过来，那些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
我穿过人群，走进院子。
院子里搭着一个灵棚。蓝色的塑料布，用竹竿撑着。灵棚下面，停着一口棺材。棺材是薄木板的，刷着黑漆，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暗淡的光。棺材盖还没有合上，能看到里面躺着一个人，盖着白布。
陈老栓从屋里走出来。
他比我记忆中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眼睛红肿着，不知道是哭过还是没睡好。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短袖，裤腿卷到膝盖，脚上踩着一双拖鞋。
“秋生。”他喊了我一声，声音沙哑。
“老栓叔。”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侧过身，朝棺材努了努嘴：“去看看吧。最后一面。”
我走到棺材前，站住了。
棺材里躺着的，确实是舅公。
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的，熨得平平整整。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露出宽阔的额头。双手交叠放在胸前，手指微微蜷曲着，像是在握着什么东西。
他的脸色是灰白色的。嘴唇微微发紫，紧紧抿着。眼睛闭着，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
但我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脖子上。
他的脖子上，有一圈勒痕。
暗紫色的，深深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勒过。勒痕绕着他的脖子整整一圈，在喉结的位置交汇，形成一个狰狞的结。勒痕处的皮肤翻卷着，露出下面暗红色的肉。
我盯着那道勒痕，看了很久。
“老栓叔。”我直起身，转过头，“我舅公是怎么死的？”
陈老栓站在我身后，低着头，搓着手。他的目光躲闪着，不敢看我。
“法医来看过了。”他说，声音很低，“说是……窒息死亡。”
“窒息？”我说，“脖子上那道勒痕是怎么回事？”
陈老栓没有回答。
他转过身，往屋里走去。我跟在他身后，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