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余波
令和十年十一月五日。
东京地方法院对柏原茂的缓刑期间监督案进行了第一次定期审查。审查本身只是形式——柏原在过去十个月里没有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没有离开大阪，没有接触媒体，每两周向保护司报到一次。审查会只持续了十五分钟，裁判官在文件上盖了章，宣布“监督继续，下次审查一年后”。
三岛明夫没有出席审查会。但他收到了大阪保护司发来的例行通报。通报里夹着一张柏原茂的近况照片——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九条公寓的窗前，面前放着一本翻开的书，窗外是阪神高速的高架桥。照片背面有一行手写的备注：“受访者近期开始阅读。借阅书目：《日本近代史》《刑法各论》。保护司注：无明显异常。”
三岛把照片收进抽屉里。柏原茂六十六岁，惩役五年缓刑三年，这意味着他大概率会在缓刑期内老去，不会被实际收监。法律给了他一个宽大的结局，但他的余生已经被限制在九条那间六叠大小的和室里。他选择读《刑法各论》——三岛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许是悔悟，也许是试图理解自己当年所犯罪行的法律定义，也许只是一个老人在用读书打发时间。
但柏原在读书。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四十七年来，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喝啤酒看电视，从不读书。现在他开始读了。
三岛给大阪保护司回了一封简短的邮件：“通报收悉。无需特别干预。下次审查前如无异常，可建议简化监督程序。”
发送之后，他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霞关天空是十一月特有的铅灰色，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他想起去年十一月第一次接到绫乃电话的那个早晨，也是这样的天空。一年了。
一年里，野岛判了八年，柏原缓刑，K回了千叶，早纪在院子里晒柿饼，绫乃继续当律师。芳江的档案从“推定死亡”改成了“遇害”，大和田的遗书归档，K的磁带封存。岛崎刑警的手记副本被警察博物馆收藏。松树旁边立了一块很小的解说牌。
一切似乎都结束了。但三岛知道，有些事情还没有。
他打开保险柜，从最底层抽出一份文件。文件封面写着——“关于泽美芳江失踪事件的补充调查（令和十年九月）”。这是他在九月完成的报告，比四月的最终调查报告更进一步——他追查到了当年山胁隆一郎从新宿雇用的两个人的身份。两人分别叫沟口正雄和木村义则，昭和五十五年前后在新宿从事非法侦探业务，平成二十年在狱中死亡，死因分别是肝硬化和心衰竭。
但报告里有一个空白——沟口和木村是如何追踪到芳江的，他们是在哪里对芳江实施犯罪的，以及芳江的遗体最终被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芳江的遗体从未被发现，也许已经被多摩川冲到了东京湾，也许被埋在某个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三岛合上报告。他决定今天再做一件事——去一次新宿，找沟口和木村曾经活动过的地方。不是为了调查，调查已经结束了。只是去看看。他拿起外套和围巾，走出了办公室。
新宿在十一月的工作日下午依然人流如织。三岛从东口出来，穿过歌舞伎町的入口，走进一条窄巷。这条巷子在昭和五十年代是非法侦探和黑市金融从业者聚集的地方，现在变成了餐饮街，两侧开满了拉面店和居酒屋。沟口和木村曾经的“事务所”就在巷子深处一栋杂居大楼的三楼，现在那栋楼已经被拆除了，原址上建了一家连锁卡拉OK店。
三岛站在卡拉OK店门口，抬头看着灰色的外墙。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昭和时代的痕迹已经被完全抹去，只剩下一段在警视厅档案里能找到的地址门牌号。但他还是来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
也许是因为芳江。
芳江在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提着白菊从这条巷子前面走过。她当时追踪山胁到了新宿，在沟口和木村的事务所附近被人目击过——这是岛崎刑警在手记里记录的最后一条线索。目击者是当时巷口一家烟店的老板娘，平成十年已经去世了。岛崎在手记里写道：“目击者称，少女手持白菊，沿巷子向北行走。时间约为午后二时。此后再无目击记录。”
白菊。芳江在去多摩川之前买了白菊。她把白菊放在松树下，留给了K。她没有等到K，但她把花留下了。
三岛在巷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走到巷口时，他的目光被一家花店吸引了。花店很小，夹在拉面店和便利店之间，门口的桶里插着几束白菊。他走进去，买了一束。老板娘用旧报纸包好花束递给他。
“放在哪里？”老板娘问。
“多摩川。”
“今天不是彼岸，也不是盂兰盆节。是家里有人吗？”
“不是家里人。是一个等了很久的人。”
老板娘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把花束包扎得更仔细了一些。
三岛拿着白菊乘中央线去了武藏小金井。从车站到公寓后面的公园，穿过商业街、道口、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小巷。公园里没有人，沙坑被昨天的雨水浸得半干，秋千的铁链上挂着水珠。他把白菊放在沙坑旁边，和一年前第一次挖出铁盒时放的位置一样。
然后他坐在秋千上，一个人待了一会儿。风吹过公园，银杏叶从树上落下来，落在沙坑上，落在白菊的花瓣上。他想起了泽美奈子的日记第一页——“妈妈今天走了。医院的阿姨说她是睡着了。但我知道不是。她的脸是灰的，和平时的颜色不一样。我握了她的手，是凉的。”
他又想起了芳江日记的最后一页，被墨水涂掉又用红外线还原出来的那一行——“如果K看到了这本日记——请告诉他，我在松树下等他。不是要他自首，是要他活下去。早纪需要一个活下去的哥哥。”
两个十六岁的女孩，一个在死前写下了对朋友的宽恕，一个在死前写下了对目击者的嘱托。她们的文字在时间中沉默了几十年，然后被不同的人挖出来、传下去、念出声。现在她们的名字被刻在同一棵松树上，被写在同一个档案编号下，被放在同一个木盒子里。
“M-54721。”三岛轻声念了一遍这个编号。昭和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的缩写。那是泽美奈子死去的日子，也是芳江开始追查的日子，也是K开始沉默的日子，也是野岛、柏原、大和田、笠原开始背负秘密的日子。那天是多摩川分尸案的发生日，但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档案编号，一个包含所有人——受害者、加害者、目击者、调查者——的共同标记。
他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沙粒，离开了公园。走回武藏小金井站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绫乃。
“三岛先生。有一件事想拜托您。”
“什么事？”
“我母亲今天整理旧物的时候发现了一封信。是芳江寄给她的——不是寄给K，是寄给她的。日期是昭和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刚好比她去多摩川早了二十天左右。”
三岛握紧手机。
“信上写了什么？”
“我还没看。信封是封着的，收件人写的是‘早纪样’，寄件人是‘泽美芳江’。母亲把信交给了我。她说——‘这封信在你手里比在我手里更合适。’我打算在您在场的时候拆开。不是公事，但您是归档的人。”
三岛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武藏小金井站前的人潮。
“什么时候？”
“现在。我在霞关附近的咖啡店。”
“银叶咖啡？”
“对。”
三岛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霞关。银叶咖啡还是老样子——六个座位、一个吧台、墙上挂着昭和年代的电影海报。绫乃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个老式的茶色信封和两杯咖啡。一杯是她自己的，另一杯还冒着热气，显然是给三岛准备的。
他在她对面坐下。绫乃把信封推到他面前。
信封很小，茶色的纸质已经发脆，边缘有些磨损。正面用钢笔写着——“早纪样”。背面写着——“泽美芳江”。邮票是昭和时代的，没有被撕开过。这封信在早纪手里放了四十多年，没有拆封。
“你母亲为什么一直没有拆？”
“她说——‘芳江寄信给我的时候，我才十六岁。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奈子死了，芳江在追查凶手。我害怕这封信是芳江在责备我。我不敢看。后来芳江也死了，这封信就变成了遗物。遗物是不能随便拆的。’”
“现在为什么可以拆了？”
“她说——‘该归档的东西都归档了。这封信不应该再封着了。里面不管写的是什么，都是芳江最后的话之一。它应该被读到。’”
三岛拿起信封，小心地拆开封口。信封里只有一张信纸，折得很整齐。信纸也是茶色的，纸质很薄，背面透过来一些模糊的字迹。
绫乃接过信纸，展开。她扫了一遍，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然后把信纸递给三岛。
“您读。”
信很短。芳江的字迹和她的性格一样——笔直、锐利，没有多余的弧度。
“早纪。
我在小平市立图书馆给你写这封信。外面在下雨，和奈子去世的那天一样。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不是你自愿打那通电话的。奈子在日记里写了。我看到了她的日记——在你们学校后面的沙坑里。她写了你哥哥逼你打的，你声音在发抖。
所以我不怪你。从来都没有怪过。
我去多摩川不是为了找凶手。我是去找K。我想告诉他——奈子不怪早纪，没有人应该怪早纪。如果连奈子都原谅你了，你哥哥也应该原谅自己。
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你手里。但我还是写了。万一我出了什么事，至少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会知道——奈子不怪你。我也不怪你。
不要哭。
泽美芳江
昭和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三岛把信纸放下，抬头看向绫乃。绫乃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她用手指轻轻按在信纸最后一行——“不要哭”三个字上。
“她猜到了自己可能会出事。她在出发去多摩川之前写了这封信，寄给了我母亲。”绫乃的声音比平时更轻，“她不是去找凶手的。她是去找我舅舅的。她想告诉他——奈子不怪我母亲，他也不应该怪自己。她想在我舅舅还没开口之前，就先把答案给他。”
“但她没有等到你舅舅。”
“没有。那天下雨，和今天一样。她在松树下等了很久，然后去了轻井泽。”绫乃把信纸小心地折好，重新装进信封里，“大和田茂典在松树后面看着她刻名字。他下不了手，但他没有能力阻止山胁。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锁仓库的门。芳江进去了，留下了日记。然后她去了轻井泽，再也没有回来。”
三岛看着那个茶色的信封。四十五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在多摩川边的松树下等一个不会来的人。她等的时候没有怨恨，她在给另一个女孩的信里写——“不要哭。”
“这封信，你打算怎么处理？”三岛问。
“归档。M-54721-10。”绫乃用手指在信封上轻轻一点，“明天我送到档案库。但这之前，我要先让我母亲读一遍——真正读一遍。今天早上她把信交给我的时候只说了‘芳江写的’，没有停下手，马上就去厨房继续洗锅了。我知道她是在逃开那封信。晚上我念给她听。”
“你觉得她会怎么反应？”
“可能会哭很久。也可能会在佛龛前放一束白菊。或者两样都做。”绫乃的声音低了下去，“她说她不敢拆，是因为怕芳江责备她。芳江没有责备她。芳江从头到尾都没有责备任何人，只责备了山胁。她连大和田都没有责备——她根本不知道大和田在松树后面看着她。她只是等K，等了很久，然后独自去了轻井泽。”
三岛沉默了片刻，然后站起身来，在咖啡店的收银台借了一支笔，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用钢笔在便签上写了一行字。他把便签递给绫乃。
“归档的时候，把这个附在信后面。”
绫乃接过便签。上面写着——
“补充说明：此信由泽美芳江于昭和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寄出，收件人早纪。令和十年十一月五日由早纪之女泽美绫乃开封并提交归档。芳江在此信中明确表达了对早纪的原谅。此信的发现，标志着多摩川分尸案中所有受害者对加害者家属的宽恕均已记录在案。——三岛明夫”
“所有受害者对加害者家属的宽恕。”绫乃重复了这句话，“奈子原谅了我母亲。芳江也原谅了我母亲。她们都写了——‘不是你的错。’”
“四十八年。两个十六岁的女孩，在死去之前都写下了同样的话。不是你的错。”
“现在这句话被归档了。不再是日记里的自言自语，是正式档案里的一部分。”
三岛坐回椅子上，端起那杯已经冷掉的咖啡喝了一口。冷咖啡的酸苦在舌根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慢慢消散。
“绫乃律师。有一件事我想问你。”
“请问。”
“你母亲把那封信交给你的时候，她还说了什么？”
绫乃沉默了几秒钟。窗外的银杏叶在路灯下泛着淡金色的光。
“她说——‘这封信在我这里放了四十五年。我不拆，不是因为怕芳江责备我。是因为我知道芳江不会责备我。我怕的是——一旦拆开，芳江就真的死了。’”
三岛没有回答。
“我母亲一直在等芳江回来。她知道芳江不可能回来，但她还是等。档案上写着‘推定死亡’，对她来说那就是还有一点余地。直到今年四月您把芳江的档案从‘推定死亡’改成‘遇害’——她看到那份档案的副本时，在厨房里站了很久，手里拿着锅铲，没说话。然后她说——‘现在可以拆信了。’”
绫乃把信封举起来，对着咖啡店的灯光。茶色的纸在光线下隐约透出里面的字迹。
“芳江在信里写‘不要哭’。今天我念给我母亲听的时候，也许她会哭。但那种哭，是另一种东西。”
“是什么？”
“是听见芳江亲口说——‘我不怪你。’等了四十五年的回答。”
绫乃把信封收进手提包里，站起来。
“我要回去了。柿子树下还有很多落叶要扫。母亲说今年要晒更多的柿饼。”
“因为K回来了？”
“对。他回来之后每天做三件事——扫落叶、看佛龛前的照片、去多摩川钓鱼。钓竿还是那根，在柊町没钓上来过鱼，在多摩川也没钓上来过。但他说——‘不是因为要钓上来才钓的。’”
三岛微微点头，也跟着站起来。两人走到银叶咖啡门口时，老板娘从吧台后面喊了一句：“下回来了，咖啡趁热喝。”
三岛道了谢，推开玻璃门。外面的风比下午更冷了。绫乃向地铁站方向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
“您在新宿买了白菊。放在沙坑上了。”
“你怎么知道？”
“我去过沙坑。今天下午——比您早大概一个小时。我也带了一束白菊。我放的时候沙坑上还没有花。离开之后想起忘了东西在公园，折回去拿的时候就看到您的花放在我的花旁边。就知道您刚走不久。”
“所以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信要拆。”
“本来打算等几天再找您的，但看到花的时候，我想——这封信不能等。芳江等了太久，多一天都嫌长。”
“那就尽快归档。明天。”
绫乃点了点头，走向地铁站。三岛看着她走远，然后在银叶咖啡门口站了片刻。十一月的夜风从皇居方向吹过来，带着枯叶和远方电车的声音。他把外套的领子翻起来，朝霞关方向走去。
---
次日，令和十年十一月六日。
三岛明夫在特搜部办公室收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传真。发件人是东京拘留所——野岛晋安目前的关押地。传真上只有几行字，是拘留所的教育课职员代笔的，但内容由野岛本人提出。
“收件人：东京地检特搜部三岛明夫检察官。
野岛晋安（受刑人编号：令和-刑-二四七一）申请与检察官面谈。事由：供述补充。非上诉相关，系个人陈述。时间可由检察官指定。”
三岛看着传真，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野岛在去年十二月当庭撤回无罪主张、供认罪行之后，就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外界。他的律师团在判决后解散了，他本人被转移到东京拘留所的服刑区，等待最终确定服刑监狱。在此期间，他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没有提交任何申诉，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任何话。沉默了将近十一个月之后，他忽然要求面谈。
供述补充。个人陈述。
三岛拨通了拘留所教育课的电话，指定了面谈时间——十一月八日下午两点。
十一月八日。东京拘留所面谈室。
面谈室的墙壁是灰绿色的，没有任何窗户，只有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发出单调的白光。三岛坐在铁桌的一侧，面前放着一台录音机和一本笔记本。门打开了，两名看守把野岛晋安带进来。
野岛穿着灰色的囚服，头发已经完全白了，比去年在法庭上的样子更瘦。他的眼窝深陷，颧骨凸出，手腕上能看到明显的骨节。他戴着手铐，看守把他带到椅子前，解开了手铐的一侧，把另一侧铐在桌腿的金属环上。
野岛坐下来，向三岛微微点头。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水底移动。
“三岛检察官。谢谢你来。”
“野岛先生。你说有供述补充。”
“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供述。是我自己想说的话。”野岛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判决之后，我有十个月的时间想了很多事。在法庭上说的那些——承认分尸、承认弃尸——那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我没有说。不是因为我想隐瞒，是因为那时候我还说不出口。”
三岛按下录音机的按钮。
“令和十年十一月八日，东京拘留所面谈室。检察官三岛明夫在场。供述人野岛晋安。野岛先生，你可以开始了。”
野岛深吸一口气，双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
“我想说的，是关于泽美芳江。”
三岛的手指在笔记本上停住了。
“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山胁隆一郎从轻井泽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人追查到了多摩川的事，已经去了轻井泽。需要你帮个忙。’我问是什么忙。他说——‘不是什么大事。你认识的人多，帮我打个电话给新宿那边的两个人。告诉他们钱照付，事情做完之后不要联系我，直接联系你。’”
野岛的声音很平，但每一个字都像是有重量。
“我问他那两个人是谁。他说是从新宿找的‘专业人士’。我问他事情做完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不需要知道细节。你只需要打电话。’”
野岛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手铐在桌腿上轻轻碰撞，发出一声细小的金属响。
“我打了那个电话。”
面谈室里安静了很久。荧光灯发出细微的嗡鸣。
“我知道那通电话是什么意思。山胁没有直说，但我知道。泽美芳江——那个追查多摩川案的女孩。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她的失踪报道，那时候我对自己说——她只是失踪了，和我没有关系。但我心里清楚。从打那通电话的那一刻起，我就清楚。”
野岛低着头，看着自己交叉的手指。
“我没有动手。我没有参与追踪她，没有参与绑架她，没有参与——处决她。但我知道她在哪里，知道山胁找了人对付她。我没有报警，没有阻止，没有警告她。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打了那通电话，告诉那两个人——‘钱照付，以后联系我。’”
“这句话在法律上可能不构成共谋杀人。但我知道它是。它是的。”
他的手指在发抖。他用力按住自己的手指，试图让它们停下来。
“被判八年是因为分尸弃尸。但我知道，那不是我最重的罪。没有人起诉我芳江的案子——追诉时效过了，直接加害人死了，证据湮灭了。但我知道她在哪里。”
三岛放下笔，看着他。
“你是在告诉我，你知道芳江的遗体在哪里？”
“不是具体的。我不知道那两个人把她带到了哪里。但我知道一件事——她是从轻井泽被带走的。带走之后，那两个人给山胁打了电话，说‘事情办完了’。然后山胁给所有六个人都打了电话——不是直接说，是暗示。他说——‘多摩川的事情不会再有人提起了。那个人已经不在了。’那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二日的晚上。第二天报纸上登了芳江失踪的消息。”
野岛终于抬起头，看着三岛。
“六个人。山胁在平成三年死于肺癌，笠原在平成十四年死于交通事故，大和田在平成二十一年自杀。柏原现在在大阪缓刑，K我不知道在哪里。我是六个人里最后一个能开口的人。柏原也能开口，但他不知道芳江的事——山胁在打电话时没有通知所有人，他只告诉了我和大和田。大和田带着这个秘密自杀了，现在只剩下我。”
“你为什么现在说出来？”
“因为十个月前，我在法庭上供述的时候，说的全都是实话——关于多摩川分尸的实话。但我没有说芳江的事。我想我可以不说。反正追诉时效过了，反正没人知道我知道，反正说出来也不会改变什么。我在拘留所里每天数着日子过，等着被转送去服刑监狱。我想就这样熬过八年。”
野岛低下头。
“但八年的每一天，芳江都在那里。她不像奈子。奈子在我梦里是沉默的——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什么都不说。芳江不一样。芳江说话。她重复同一句话——‘你会死，其他人也会死，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做过什么。’她在山胁病房里说的那句话。山胁在电话里复述给我听的时候，语调是嘲弄的。但他说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挂断了电话。第二年他死了。”
野岛抬起头。
“我不想等死的时候还没说出来。芳江的档案已经被你改成了‘遇害’，K的磁带封在档案库里，大和田的遗书被归档，芳江给早纪的信昨天也被归档了。所有人都把最重的话说完了。只有我，我没有把我知道的全部说出来。那这八年就是假的。服刑是假的，供述也是假的。”
三岛关了录音机。
“野岛先生。你刚才说的内容，我会作为补充供述记录在案。关于芳江一案，虽然已过刑事追诉时效且直接加害人已死亡，无法追诉，但你的供述将作为证据补充归档——不是为了追诉你，而是为了填补芳江档案中的空白。”
“我知道。我不需要被追诉。我被判八年不是因为芳江，是因为奈子。芳江的案子，法律已经没办法给我任何惩罚了。但我可以被记录。就像你记录大和田的遗书一样——他不是罪犯，但他是知道实情的人。我也是。把这个写进去——野岛晋安知道，野岛晋安打了那通电话，野岛晋安没有报警。写进M-54721里。”
三岛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最后一笔，合上笔记本。他站起来，向野岛微微鞠躬。
“补充供述记录完毕。本次面谈结束。”
野岛站起来，手铐在桌腿上发出最后一声金属响。看守上前重新为他戴好手铐。在走出面谈室之前，野岛转过身。
“三岛检察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
“请说。”
“早纪——她现在怎么样了？”
三岛沉默了一会儿。
“她在千叶的老房子里晒柿饼。今年柿子树结了很多果子。”
野岛点了点头。他嘴角轻轻扬了一下——不是笑，是某种被压了一辈子终于松开的纹理。
“柿饼。甜的。好。”
他转身跟着看守走出了面谈室。门在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回响。
三岛站在原地，看着那扇关闭的门。铁门的灰色和面谈室的灰绿色融在一起，像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他想起野岛刚才说的一句话——“我不想等死的时候还没说出来。”
他拿起录音机和笔记本，推开面谈室的门，走到拘留所外面的走廊上。初冬的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在他的脚前投下一道明暗交界线。
站在明暗交界线上，他忽然意识到——野岛说的那通电话发生在昭和五十五年八月，而芳江在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写给早纪的信里最后一行是“不要哭”。她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去轻井泽。而那通电话打出去的那天，她可能还活在某个地方，正在被带离轻井泽的路上。
“你打了那通电话。”三岛低声说。然后他跨过那道明暗交界线，走进阳光里。
---
同日下午，三岛回到霞关办公室，将野岛的补充供述整理成正式记录，一共六页。附在芳江失踪档案的后面，作为M-54721-11号物证。他在归档备注里写道——
“野岛晋安补充供述（令和十年十一月八日）。供述内容：承认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中旬受山胁隆一郎指使，联系新宿非法从业者二人（沟口正雄、木村义则，均已死亡），协助了针对泽美芳江的犯罪行为。因追诉时效已过且直接加害人已全部死亡，不予追诉。本供述仅作档案补充之用，用于完善泽美芳江遇害案的关联事实。”
他放下笔，把文件放进档案袋，封口，贴上标签。
“归档。”
事务官接过档案袋，走出办公室。三岛坐在椅子上，揉了揉太阳穴。窗外的天色已近黄昏，银杏叶在夕阳下泛着金色。他想起今天早上在银叶咖啡和绫乃说的话——“芳江等得太久，多一天都嫌长。”现在又多了一份供述。不是追诉，不是判决，只是一个人终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说出了他做过的事。
三岛从口袋里拿出那卷录音带——今天面谈时录制的。他把录音带装进证物袋，贴上标签：“M-54721-11·音频”。然后他拿起了电话。不是打给绫乃——他打算明天再告诉她野岛供述的事。这通电话是打给千叶的早纪。铃响了几声，早纪接了起来。
“早纪女士。我是三岛明夫。”
“三岛检察官。绫乃不在家，她还在事务所。”
“我今天打电话不是找她。是想告诉您——野岛晋安今天在拘留所供述了关于芳江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岛把野岛的供述简要复述了一遍。他说完之后，早纪没有马上回答。三岛听到了背景里微弱的声音——是风穿过柿子树的声音。
“野岛打了那通电话。”早纪终于开口，“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山胁死后他都没说。他可以在法庭上说，但他没有。他等了将近一年才说。”
“他说——‘我不想等死的时候还没说出来。’”
“他知道芳江在等。”
“他可能不知道芳江在信里给您写了‘不要哭’。但他知道芳江在等着真相被说出来。”
早纪的声音变得很低，但三岛听到她深吸了一口气。
“芳江那封信，我昨天晚上才第一次读到。绫乃念给我听的——和她说的一样，我哭了很久。但不是伤心的那种。今天早上醒来，我想起芳江在信里说——‘不要哭。’她自己都知道可能会出事，但她还在说‘不要哭’。今天下午我坐在柿子树下，想起野岛。我想他在拘留所里十个月没开口，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芳江。也许芳江也到他梦里去了。”
三岛握着听筒，想起了自己在录音机里听到的野岛的最后一句话——“柿饼。甜的。好。”
“他说柿饼是甜的。”
早纪轻轻“嗯”了一声。
“他说‘好’。没说别的。”三岛说。
电话那头的风声大了一些，像是早纪把门推开了一点，走到院子里。然后她回来了，重新拿起听筒。
“刚才我去看了看柿饼。昨天晾的，还没晒透，再过两天就能吃了。”她顿了顿，换了更慢的语调，“下次您再来千叶，给野岛带两个。他现在不能吃外面的东西，那是规定。但柿饼可以等——放到他出来以后。”
三岛没有回答，但他记下了这句话。
“好。”他说。
他挂断电话，打开保险柜，把野岛的录音带放在K的磁带旁边。保险柜里现在装着——M-54721-01：泽美奈子日记（已转档案库），M-54721-02：泽美芳江日记（已转档案库），M-54721-03：K的供述录音带，M-54721-04：柏原茂供述书副本，M-54721-05：早纪的法庭证词副本，M-54721-06：大和田茂典遗书复印件，M-54721-07：芳江失踪档案最终调查报告，M-54721-08：芳江给早纪的信，M-54721-09：野岛晋安补充供述录音带。
九件物证。从一本在沙坑里埋了四十七年的日记开始，到一盘在拘留所面谈室里录制的磁带为止。跨越了四十五年的时间，所有该说的话终于都说完了。
三岛关上保险柜，站起来穿上外套。他走出办公室时，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他走到电梯前，按下下行键。在等电梯的时候他拿出手机给绫乃发了一条消息。
“野岛今天供述了芳江的事。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他受山胁指使打了一通电话给新宿的两个人。他没有报警。他把这个秘密守了四十五年，今天说出来了。录音带编号M-54721-11。明天归档。”
回信很快。
“知道了。明天我带母亲做的那盒柿饼去档案库。不是归档——只是放在档案架的旁边，做为纪念。柿饼不能入档，但可以陪芳江的信。”
三岛收起手机，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时他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他的眼角也有了细纹，鬓角比一年前多了几根白发。但镜子里的人站得很直。
电梯下降，楼层数字一格一格跳动。三岛想，过几天他该再去一次千叶，把野岛在拘留所里说的话当面告诉K——K在柊川边说过，芳江在松树下等他的那五十分钟，他一生都在还。现在野岛也开始了他的偿还。不是用钱，不是用刑期——是用等待。等待八年，等待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的可能，等待两个柿饼从铁窗外递进来的味道。
电梯门打开。三岛跨进一楼大厅，走向玻璃门。门外的夜空中，东京塔的灯光正在旋转。他没有停步，径直穿过永田町的十字路口。街灯像一群沉默的见证者，在他经过时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
（第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