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林墨背着那个用旧衣服改成的书包，走进了县一中的大门。
县一中比她想象中更大，也比她想象中更冷。不是温度上的冷，而是一种氛围上的冷——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县城或周边乡镇的殷实人家，穿着整齐，谈吐得体，彼此之间似乎早就认识。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走廊里、操场上、食堂中，形成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小圈子。林墨没有一个圈子可以加入。她也不打算加入。她找到自己的宿舍——八人间，上下铺，她的床位在靠门的上铺。她把自己的东西放好，铺好床单，挂好蚊帐，然后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那些陌生的建筑和陌生的面孔，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她拿起课本，开始预习第一课。
高中生活的节奏，比初中快了不止一倍。课程更多，难度更大，作业量也翻了几番。但林墨很快就适应了——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给自己不适应的时间。她给自己制定了一张作息时间表，精确到分钟：早上五点起床，洗漱十分钟，然后到操场边上背书，背到六点半去吃早饭；上午四节课，课间全部用来做作业；中午不午休，在教室做题；下午四节课加一节自习；晚饭后到晚自习前有大约四十分钟的空隙，她去画室画画；晚自习从七点到十点，结束后她去画室继续画，画到凌晨十二点或一点，然后回宿舍睡觉。
每天只睡四到五个小时。一开始，她的身体有些不适应——上课的时候会犯困，眼睛会酸涩，太阳穴会突突地跳。但她咬着牙撑过了最初的那段适应期，慢慢地，她的身体似乎也接受了这种高强度的运转模式，那些不适的症状逐渐减轻了。她像一个被拧紧了发条的钟，滴答滴答，一刻不停地走着。
画室在实验楼四层，走廊尽头。那是一间大约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靠着走廊一侧有一排窗户，采光不算好，但足够画画用。房间里摆着十几副画架，墙角堆着石膏像和静物台，空气中永远弥漫着铅笔灰、颜料和松节油混合的气味。对林墨来说，那是整个学校里最让她感到自在的地方。
画室的开放时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这对林墨来说远远不够——她需要更多的时间。她找到了画室的管理员，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赵，大家都叫他赵师傅。赵师傅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实验楼的设备，兼管画室，平时话不多，但也不难说话。林墨在赵师傅值班的门口转了好几天，才鼓起勇气敲了他的门。
“赵师傅，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
赵师傅正在用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听评书，听到有人敲门，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小了一些，抬起头看着她。“啥事？”
“画室晚上十点就关门了。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练习。您能不能把画室的钥匙给我一把？我保证不损坏里面的东西，走的时候一定会关灯关窗锁门。另外——我可以每周帮您打扫两次画室，擦画架，整理静物台，倒垃圾，什么都行。”
赵师傅看了她一会儿，似乎在权衡什么。他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一口茶，然后说：“你是哪个班的？”
“高一（三）班。林墨。”
“林墨……”赵师傅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似乎在记忆中搜索着什么，“哦，你就是那个入学成绩很高的学生？”
林墨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赵师傅又喝了一口茶，放下搪瓷缸，站起身，从墙上那串钥匙中取下一把，递给她。“画室的钥匙。丢了要赔。走的时候一定要关灯锁门。每周打扫两次，别忘了。”
林墨接过那把钥匙，握在手心里。钥匙是铁的，冰凉冰凉的，边缘有些生锈，但对她来说，那比任何东西都珍贵。“谢谢赵师傅。”她说。赵师傅已经重新坐回椅子上，拧大了收音机的音量，评书的声音再次响起来，淹没了她的道谢。
从那以后，每晚十点晚自习结束后，当其他学生陆续回宿舍洗漱睡觉时，林墨会独自一人走向实验楼四层，用那把钥匙打开画室的门，打开灯，支起画架，开始画画。整栋实验楼在晚上十点之后几乎是空的，只有她一个人。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她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中回响。她不怕黑，也不怕独处——她早就习惯了。她只怕时间不够用。
冬天的画室没有暖气。成都的冬天不像川西山区那样干冷，而是一种更阴冷的、渗入骨髓的湿冷。画室的窗户密封性不好，总有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在房间里打着旋儿。林墨穿着两件毛衣和一件棉袄，仍然觉得冷。她的手暴露在空气中，握画笔的手指冻得通红，指关节僵硬得几乎伸不直。她画几笔，就要停下来，把笔夹在腋下暖一暖，或者双手合拢搓一搓，对着手心哈几口热气，等手指稍微灵活一些了，再继续画。
有时候实在太冷了，她就在画室里原地跑步，跑几十下，让身体暖和一点，然后重新坐下来画。她的脚冻得发麻，她就跺跺脚；耳朵冻得发疼，她就用手捂住耳朵焐一会儿。她没有抱怨过——抱怨给谁听呢？整栋楼只有她一个人。她只是继续画，一笔一笔地，把那些从她心底涌出来的东西，倾注到画纸上。
她的素描进步很快。入学第一个月，她的素描作业就被美术老师拿去给高二年级做示范了。美术老师姓周，叫周明远，四十多岁，瘦高个，话极少，常年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衫，走路的时候微微驼背。他在点评作业时从不长篇大论，通常只说几个字——“这里不对。”“明暗交界线再强调一下。”“整体感还行。”但他的眼光极准，一眼就能看出一幅画的问题在哪里。他第一次看到林墨的素描时，拿着那张画看了很久，然后放下，说了两个字：“不错。”对周老师来说，“不错”已经是极高的评价了。林墨没有说什么，但她把那两个字记在了心里。
她的色彩感觉更是让同学们感到不可思议。有一次，周老师布置了一组静物写生——一个陶罐、一个苹果、一块蓝色衬布。大部分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中规中矩，陶罐是陶罐，苹果是苹果，衬布是衬布，颜色涂得均匀，造型也基本准确，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林墨交上来的那幅画，却让几个围观的同学忍不住发出了低低的惊呼。她画中的陶罐，不只是棕色的，在罐身的弧面上，她用了赭石、熟褐、群青和一点点玫瑰红，让那个普通的陶罐在光线的照射下呈现出丰富而微妙的色彩变化。那块蓝色衬布的褶皱，她用冷灰和钴蓝交替铺陈，让布料看起来既有体积感，又有柔软的质地。整幅画的色调偏冷，但苹果上那一点明亮的朱红，恰到好处地打破了沉寂，像是整个画面都在呼吸。
“这怎么画的啊……”有人小声嘀咕。
“她的色感也太变态了吧。”
林墨听到了那些议论，但没有抬头。她正在削一支铅笔，铅芯断了，她用小刀一点一点地重新削尖，然后把削好的铅笔放回笔盒里，开始画下一张画。
周老师走到她身边，看了一会儿她正在画的速写——一个正在打篮球的男生的动态，被她用几根简练的线条捕捉了下来，姿态生动，比例准确，甚至能看出那个男生跃起时衣服的褶皱走向。周老师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说了一句：“林墨，你等一下跟我来一下办公室。”
林墨放下笔，跟着周老师走出了画室。周老师的办公室在画室隔壁，是一间更小的房间，堆满了画材和作业本。他坐在椅子上，示意林墨也坐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画册，放在桌上，推到林墨面前。
“这本书你拿回去看看。”
林墨低头看了一眼那本画册的封面——是一本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集，封面上印着一幅色彩浓烈、线条粗犷的油画，她叫不出名字，但那股扑面而来的、近乎暴烈的情绪，让她心里猛地一震。
“你的画里有一股劲儿，”周老师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很难得。很多人画了一辈子，画里都是空的，没有那股劲儿。你有。”
林墨没有说话，等着那个“但是”。她知道一定有“但是”。
果然，周老师停了一下，继续说：“但是，这股劲儿现在还是野的。它在你心里乱撞，你把它直接搬到画布上，所以你的画有冲击力，但也容易失控。你要学会控制它。不是你把它压下去，而是你驯服它——让它为你所用，而不是让它控制你。”
他指了指那本画册：“这些人，每一个心里都有一团火。但他们学会了怎么让那团火烧得久一些，而不是一下子把自己烧光。你回去看看，慢慢看，不着急。”
林墨拿起那本画册，抱在怀里。她低着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周老师，如果我不想驯服它呢？”
周老师看着她，目光里没有惊讶，也没有责备。他只是说：“那你就会被它烧光。”
林墨没有再说什么。她拿着那本画册，走出了周老师的办公室。那天晚上，她在画室里翻开了那本画册。她看到了那些浓烈的、扭曲的、充满了痛苦和张力的画面——那些变形的人体，那些尖锐的线条，那些像伤口一样敞开的色彩。她看不懂每一幅画在表达什么，但她能感受到那些画家心里的那团火。有些人的火是炽热的、明亮的，像正在燃烧的干柴；有些人的火是暗沉的、闷烧的，像地底深处的煤层。她翻着那些画页，一页一页地看过去，心里有一种奇异的、被击中的感觉。好像那些画在替她说出那些她说不出口的东西。
她把那本画册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前翻几页。她没有完全理解周老师说的“控制”是什么意思。但她隐约感觉到，那团火，除了把她烧光之外，也许还有别的出路。
高一下学期，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县一中和另一所高中联合举办了一场美术比赛，每个学校选出十幅作品参赛。林墨的作品被选送了——一幅素描肖像，画的是爷爷坐在门槛上抽烟的背影。她画了整整一个星期，用了她所能做到的最大的细致和耐心，把爷爷背部的每一个褶皱、每一道阴影、每一根花白的头发都刻画了出来。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画这幅画的过程中，她心里那团横冲直撞的火，似乎安静了一些。它还在烧，但不再是乱撞了，而是集中在笔尖上，顺着每一根线条，缓缓地流到了画纸上。
比赛结果公布的那天，林墨正在画室画画。一个同学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林墨！你的画得了一等奖！”林墨手中的画笔停了一下。“哦。”她说，然后继续画。“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一等奖啊！奖金有三百块呢！”林墨手中的画笔又停了一下。“多少？”“三百块！”林墨放下画笔，站起身，走出了画室。她走到公告栏前，看到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后面跟着“一等奖”三个字，和那幅画的标题——《背影》。她站在公告栏前，看着那张红纸黑字的名单，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画室，继续画画。三百块，够她好几个月的伙食费了。但她心里想的不是钱。她想的是一一爷爷看到那张奖状的时候，会不会高兴。
高二那年，文理分科。林墨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了文科——不是因为她理科不好，恰恰相反，她的理科成绩也相当不错，但她知道，文科能给她更多的时间画画。高考要考数学，她不能丢；英语是她的弱项，她花了很多时间去补；语文和历史她几乎不用花太多精力就能拿到高分；剩下的时间，全部留给画室。她的文化课成绩始终稳定在年级前十，语文和历史更是经常拿到单科第一。班主任找她谈话，说以她的成绩，完全可以冲刺更好的综合性大学，问她要不要考虑把重心放在文化课上，美术就当爱好。林墨的回答很简短：“老师，我要考美院。”班主任看了她一眼，没有再劝。
高三那年，压力像一堵墙一样压下来。教室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每个人的桌上都堆满了试卷和参考资料，连课间的笑声都变少了。林墨反而比之前更平静了——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慌张，不停顿。
但她的身体开始发出一些信号。她的胃时不时会疼，有时候疼得她直不起腰来，她就用手按住腹部，趴在桌上缓一会儿，等疼痛过去，继续做题。她的视力下降了，坐在后排时看黑板上的字开始变得模糊，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默默地换到了靠窗的位置，借着更好的光线来弥补视力的不足。她的睡眠时间被压缩到了极致，有时候在画着画的时候，她会不自觉地趴在画架上睡着，醒来时脸上印着铅笔灰的痕迹，继续画。
她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她只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她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她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被落下。被谁落下？她也不知道。她只是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着她，她不能停。
高考前一个月，周老师把林墨叫到了办公室。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推到林墨面前。“成都美术学院的提前招生报名表。我帮你留意了一下，报名截止日期是下周五。你的专业课成绩没问题，文化课成绩也够了。如果你想考，就把表填了。”
林墨低头看着那张表格，看了很久。成都美术学院。那是她心里埋了很久的一个目标，但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她怕说出来，万一考不上，会让人觉得她不自量力。她拿起那张表格，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里。“谢谢周老师。”她说。周老师没有回答。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林墨，你是我这些年教过的最有天赋的学生。不要浪费了。”
林墨没有说话。她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报名表，攥了很久，然后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林墨没有去画室。她坐在宿舍的床上，室友们都已经睡了，窗外传来初夏的虫鸣声。她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本周老师送的表现主义画册，一页一页地翻着。她看到那些浓烈的色彩，那些扭曲的线条，那些像伤口一样敞开的、又像呐喊一样喷薄而出的画面。她想起周老师说的那句话——“你心里有一团火。你要学会控制它，不要让愤怒控制你。”她合上画册，放在枕边，躺了下来。她闭上眼睛，在黑暗中，看到了那团火。它还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从她有记忆开始就在那里。它烧过她的童年，烧过她的少年时代，烧过那些被嘲笑、被轻视、被抛弃的时刻。它让她在那些时刻没有倒下去。但它也让她无法真正地靠近任何人。她不知道明天走进考场的时候，那团火会帮她，还是会毁了她。她只知道，她必须试一试。
第二天清晨，林墨和其他考生一起走进了考场。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从窗户洒进来，落在她的试卷上。她拿起笔，低下头，开始答题。她的手很稳。那团火还在烧，但此刻，它没有乱撞，而是集中在她握笔的手指上，集中在她眼前的试卷上，集中在她要走的这条路上。她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她只知道，她必须走下去。
最后一科考完的那天下午，林墨走出考场，站在教学楼前的空地上。阳光很刺眼，她眯起眼睛，看着远处那些模糊的山影，站了很久。她没有对答案，没有和同学讨论，没有参加任何庆祝活动。她只是回到宿舍，收拾好行李，背起那个用旧衣服改成的书包，坐上了回镇的班车。
车窗外，那些她看了三年的风景——县城的街道，郊区的农田，远处的山峦——正在一幕一幕地向后退去。她靠着车窗，闭上眼睛，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疲惫，从骨头缝里渗出来。她睡着了。等她醒来时，班车已经快到站了。她揉了揉眼睛，看到窗外那些熟悉的山水——那些她走了无数遍的山路，那些她画了无数遍的树和石头。她忽然想起爷爷说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就像爬山。你不要总盯着山顶看，你要看好脚下的路。一步一步走，总会到的。”
她不知道她有没有爬到山顶。她只知道，她走完了这一段路。下一段路，还不知道在哪里。但她不怕。她从来都不怕走路。她只怕没有路可走。
半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寄到了石堰村。成都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专业课前五名，文化课过线。林墨拿着那封通知书，站在院子里，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爷爷坐在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根烟，没有站起来，只是看着她，问了一句：“够不够？”林墨知道爷爷问的不是分数够不够，而是钱够不够。“够了。”她说，“有奖学金。”爷爷点了点头，低下头，把那根烟抽完，摁灭在脚边的地上。然后他站起身，走进屋里，从柜子里翻出那个铁皮盒子，打开，把林墨的录取通知书放了进去，和那些奖状、成绩单放在一起。他盖上盒盖，把盒子放回柜子里，然后转过身，看着站在门口的林墨。
“去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