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高考后的夏天
2008年6月9日，高考结束的第二天。
刘小川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着楼下的空巷子。
巷子里很静。前几天还满巷子跑的小孩被家长关在家复习，不知道是复习什么——大人们紧张高考，紧张得像全家一起考。一根生锈的晾衣杆横在对面楼的窗下，挂着一床晒蔫了的红被子。夏天的太阳已经很高了，晒得水泥地发白，蝉在梧桐上叫，一阵一阵，像谁拉着一台旧电锯。
高考那两天他几乎没有睡。不是因为紧张。考试本身反而不重要了——语文卷的作文题他写到一半走了神，数学卷最后两道大题他看都没看，交卷铃响的时候，他甚至有一种奇怪的平静。他脑子里一直在想别的事。想周鸣如果活着，这会儿应该坐在哪个考场，作文肯定写跑题，出考场还要振振有词地说“我这是高级立意”。想沈静，此刻应该在广州某个教室里，做题，做题，做题，用做题把自己填满。
一屋子人在里面奋笔疾书，只有他知道，那些卷子上其实什么都没写。
他估了分。够不上顶尖的学校，但够去广州。班主任帮着参谋志愿，翻着那本厚得像砖头的报考指南，说：“小川，你这个分，稳一点，报省内师范，出来当老师，多好。”
“我报南方大学。”刘小川说，“中文系。”
“广州？”班主任从眼镜上方看他，“怎么想着跑那么远？”
“那边机会多。”
这是他准备好的答案。答案很体面，体面得像校服领口的风纪扣。他爸在旁边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他爸一辈子对儿子的要求就是“别惹事”，一个“广州”还够不上惹事的级别。他妈妈问：“广州那么远，你一个人行不行？”
“行。”
他妈妈看着他的脸看了几秒。这个当了一辈子纺织厂女工的女人，眼神有时候准得吓人。她什么也没问，只是转身去翻箱底，开始给他收拾行李，仿佛那个“行”字她已经验收过了，也仿佛她早就知道，儿子心里装着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那地方她进不去，她只能把秋衣多塞两件。
实际上他选广州的原因很简单——沈静在那里。
高考结束那天晚上，他从通讯录的最底下，翻出了沈静妈妈的电话。那是2007年冬天他记下的，记在一个本子上，本子后来搬家丢过一次，这个号码却被他背下来了。他站在学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里，投了两枚硬币，拨之前，他把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心里排练了三遍，怎么称呼，怎么开口，怎么不显得唐突，怎么不让对方以为他是来找麻烦的。
电话响了四声，接了。
“喂？”那边的声音带着湖南口音，警惕。
“阿姨，我是刘小川。周鸣的同学。沈静的……同学。”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他听得见那两秒里的东西，一千公里外的一个母亲，在一秒钟之内回忆起了所有她想忘记的事。
“小川啊。”声音软下来了，“沈静挺好的。她跟我来的广州，在职业学校学会计。状态比之前好了一些。”她顿了顿，“好了一些”四个字，她说得特别慢，特别用力，像在往一个漏气的轮胎里打气，“开始吃药了。睡得着觉了。上个月她们学校演讲比赛，她还上台了。”
“那就好。”刘小川说。
“你要不要……我跟她提一嘴你？”
“不用了，阿姨。”他听见自己说，“我就想知道她好不好。”
挂了电话，他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硬币退出来，叮当两声落在退币口，他没拿。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要电话。也许是觉得不该打扰，她的好一些，是靠躲开过去的每一个活人换来的，他是那个过去的一部分。也许是怕打过去不知道说什么。也许只是因为他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所有的话都攥在手心里，攥出汗来，再慢慢松开。
他只跟周鸣妈妈要了一样东西：一张照片。三个人的。高一秋游时在柳树下拍的，周鸣非要自拍，胳膊伸得老长，镜头歪着，刘小川在照片边上只剩半张脸，沈静在最中间，没看镜头，看的是河面。周鸣妈妈从相册里抽出来给他，说：“拿去吧。我家还有。”
他后来把这张照片夹在钱包的夹层里，一夹很多年。
2008年8月底，刘小川拖着行李箱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硬座，十二个小时。行李箱是他爸单位发的奖品，拉链有一边卡，走几步就崩开一条缝。他妈妈凌晨五点送他上火车，隔着车窗喊：“到了打电话！”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在站台上跟着走了几步，被广播催回去了。他看着她缩成站台上一个小点，忽然想起沈静走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句话没说。他妈妈说了一火车的话，其实是一样的。
对面坐着一个去深圳打工的湖南老乡，四十来岁，黑瘦，脚边一个蛇皮袋，一直在吃泡面和卤蛋。卤蛋的味道在车厢里弥漫。老乡很健谈，问他去哪，去干什么。
“广州。读书。”
“读书好啊。”老乡剥了一个卤蛋，塞过来一半，“吃。读书人，苦，要吃。”
刘小川推辞不过，接了。卤蛋是咸的，咸得发苦。老乡开始讲深圳，讲他姐夫在那边开小作坊，讲一个月三千八百块的活儿，讲“那边遍地是钱，就看你弯不弯腰去捡”。刘小川嗯嗯地应着。车厢里的绿皮风扇在头顶转，转得摇摇晃晃，像随时要掉下来。过道对面的铺位上，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睡，孩子的脚一蹬一蹬的。
他耳朵里塞着耳机，放的是朴树的《那些花儿》。
“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
他想起沈静。想起周鸣。想起高三的那些日子，高三一整年，他和周鸣的座位隔着过道，两个人共用一副耳机中的一只，周鸣说他左耳听力好。晚自习停电的时候，全班点蜡烛，周鸣用蜡烛油捏了一个小人，捏得四不像，说是沈静。沈静拿书拍他，烛火晃了晃，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晃悠悠的，连成一片。
影子连成一片的时候，看起来就像长在一起。
火车过了韶关，天亮了。窗外的山矮下去，平了，绿色变得更深、更湿，甘蔗地和香蕉林一片一片地铺开，早起的白鹭从水田里起飞。空气变了，隔着车窗的缝灌进来，是那种黏黏的、带着植物腥气的南方空气，和湖南的干冷是两个世界。
广州越来越近。老乡开始收拾蛇皮袋，拉链又崩了，刘小川帮他按着，老乡用一根尼龙绳把袋口扎死，扎了三道。
“广州站快到了。”老乡站起来，拍拍他肩膀，“后生仔，好好读书。”
他不知道在这座城市里会遇到什么。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是一个名字、一个号码背后的坐标、一个“状态好了一些”的城市。他只知道他离开了那个小城。火车减速，站台的立柱一根一根地滑过去，广播里响起温柔的女声：“前方到站，广州站。”
但那个小城还在他身体里。周鸣还在他身体里，穿着那件蓝色的羽绒服，在柳树上晃腿。沈静还在他身体里，指尖的凉意停在他的食指上，一碰就走。
他逃不掉的。
火车停了。车门打开，八月的广州像一盆温热的水，整个泼过来。刘小川拖着崩拉链的箱子走出车门，人流把他往出口推。他站在出站口，抬头看了一眼天——广州的天很高，云很低，太阳白得晃眼。
他把耳机音量调大一点，跟着人流往前走。
歌里唱：幸运的是我，曾陪她们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