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周鸣
回忆切入2007年深秋，湖南某小城。
那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从城南走到城北只要四十分钟，唯一的电影院在文化馆二楼，周末放的都是三个月前的片子，胶片经常卡，画面一抖一抖的，底下的人就哄笑。湘江从城西流过，江面很宽，宽得像海。刘小川在这里长大，周鸣也是。他们从初中开始就是同学，但真正成为朋友，是在高一。
那年秋天，学校组织篮球赛。刘小川这类人是不参加这种活动的——他个子不高，体育课跑八百米都喘，班里组队缺人，班长按着名单把他拉去凑数。他站在篮下，像一根误插进操场的电线杆，不知道手往哪儿放。
周鸣是主力后卫，运球像风一样，人球分过，过掉两个人上篮，场边的女生尖叫。比赛最后十秒，他们队落后一分，周鸣持球突破，对方的防守全扑向他，他几乎是闭着眼睛把球分了出来，球传到刘小川手里。
刘小川完全懵了。投篮还是传球？传给谁？篮筐在哪儿？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愣了两秒。
“投啊！”周鸣在人群里冲他喊，声音大得整个球场都听见了。
刘小川闭着眼睛把球扔出去。他听见球砸在篮筐上的声音，弹了一下，又弹了一下，然后是刷网的声音。
球进了。
全场都炸了。掌声、跺脚声、口哨声，全都是给周鸣那记传球的，没有人朝刘小川跑过来。但周鸣跑过来了，满头是汗，一把抱住他，勒得他喘不上气：“你行啊！我就知道你行！”
刘小川被抱在那一身汗味里，脑子还是空的。他打了三年酱油，第一次有人说“我就知道你行”。
从那以后，他们就是朋友了。周鸣这个人交朋友不讲道理，他认定你了，就再也不问你同不同意。
沈静是高二转学来的。她妈妈工作调动，从更南边的一个县城搬过来。她第一天来的时候穿一件米色的外套，站在讲台上做自我介绍，声音很小，小到最后一排的人只看见她的嘴在动。老师安排她坐在周鸣后面。
第一天上课，周鸣回过头问她借橡皮。
沈静说：“没有。”
周鸣说：“那你桌上那块是什么。”
沈静说：“那是我的。”
周鸣愣了一下，笑了，笑得肩膀直抖：“你这个人有意思。”
沈静没有笑。她低下头继续做题，耳朵红了。
一周后，周鸣把刘小川拽到小卖部门口，很郑重地塞给他一瓶汽水，说：“我喜欢沈静。”
刘小川拧开汽水，喝了一口，说：“哦。”
“就‘哦’？”
“那你要我说什么？”
周鸣挠了挠头，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说到这件事反而有点结巴：“你帮我。”
“怎么帮？”
“你就站我旁边，什么都不用说。”
“为什么？”
“不知道。”周鸣很老实地说，“就是觉得你站在旁边，我心里踏实。”
星期五放学，周鸣去跟沈静表白了。地点是操场边的看台，人很少。刘小川真的就站在旁边，离他们三米远，手里还拿着没喝完的汽水，进退不得，像个人形立牌。周鸣说完之后，沈静沉默了很久，久到周鸣的耳朵从红变白。然后她看着他们俩，看着周鸣，又看看刘小川，忽然笑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病。”
但她答应了。
从那以后，他们三个人就总在一起。放学后去河边坐着——不是湘江，是城东一条很小的河，水很浅，浅到能看见底下的石头，石头缝里有小鱼，一惊一乍的。河边有一棵很大的老柳树，树干斜斜地探到水面上。周鸣喜欢爬上去，坐在树干上晃腿。沈静在下面喊：“你下来！摔死你！”
“摔不死。”周鸣说，“我属猴的。”
“属猴的更该有个猴样，别像个猴不猴的。”
周鸣在树上笑得差点真掉下去。刘小川靠着树干坐着，听歌。他当时听的是周杰伦的《七里香》， Walkman里的磁带已经绞过一次，用铅笔卷好接着听。耳机分一只给沈静，两个人一人一只。沈静从不主动要，但每次他把另一只耳机递过去，她都会接。
那是2006年到2007年。刘小川后来回想那段日子，能记起来的都是一些很小的画面：周鸣在柳树上晃腿，鞋跟一下一下磕着树皮；沈静坐在树下的石头上写作业，笔尖沙沙地响，写完了就看水面；河面上的光斑在移动，从这块石头爬到那块石头。耳机里周杰伦在唱“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他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但刘小川觉得，那是他最接近幸福的时候。后来他读过一个说法，说人一生里真正的幸福总量是很少的，像零花钱，一次花完就没了。他觉得自己那两年的份额，花得太早，也太满了。
2007年12月8日，星期五。
那天很冷，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风从江面上刮过来，刮得人脸疼。他们三个人去吃了火锅，就在城南桥头的胖子火锅店，三鲜锅底，最便宜的那种。玻璃窗上全是雾气，周鸣用手指在雾气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乌龟，说是刘小川的肖像。
周鸣那天一直在笑。他讲了一个很冷的笑话，冷到讲完之后火锅都好像不冒热气了，大意是企鹅和北极熊的故事。没有人笑。
沈静说：“你好无聊。”
刘小川说：“确实无聊。”
周鸣说：“你们两个没有幽默感。”他一边往锅里下毛肚一边嘟囔，“七上八下，七上八下，你们看好了，这是技术。”
那是他们三个人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吃饭。
后来刘小川无数遍地回忆那顿火锅的每一个细节：周鸣涮毛肚时认真的表情，他喝掉半瓶冰镇可乐时被呛到的样子，他跟他讲期末要买一双新球鞋，鞋帮要高的那种。每一个细节都正常得可怕。没有反常，没有告别，没有电影里演的那种“其实他早就在暗示了”。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顿火锅。
那天晚上散伙的时候，快十点了。路口要分开，周鸣往东，沈静往西，刘小川往南。周鸣站在路灯底下，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他忽然对刘小川说：“明天有空吗？来找我。”
“干什么？”
“来了就知道。”
“神神叨叨的。”
“来不来？”
“有。”刘小川说，“有空。”
周鸣咧嘴笑了，摆摆手：“那行。走了啊。”
他先走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晃晃悠悠的，他还哼着歌，跑调跑得很远。沈静在旁边看着他的背影，小声说：“他今天话好多。”
刘小川说：“他一直话多。”
这是他们关于周鸣的最后一段对话。
那天夜里，刘小川躲在被子里看电影。MP4的小屏幕，一部枪战片，什么名字他已经忘了。十二点半的时候，手机震了。是周鸣。
他接了，压着嗓子：“喂？干嘛，这么晚。”
电话那头很安静。安静得反常。江风的声音，呜呜的。有几秒钟，周鸣什么都没说。
“喂？”刘小川又催了一句，“你睡着了？”
“……没事。”周鸣的声音很远，有点飘，“就是，明天的事，你还记得吧。”
“记得，来找你。几点？”
“随便。”周鸣顿了顿，“小川。”
“嗯？”
又是不说话。刘小川的电视剧演到打斗最激烈的地方，音效震得耳机嗡嗡响。他把MP4的音量调小了一点，不耐烦地翻了个身。
“算了。”周鸣说，“没什么。睡吧。”
“你搞什么，半夜打电话就为这个？”
“嗯。”周鸣轻轻笑了一下，那个笑声很短，“明天见。”
电话挂了。刘小川看了眼手机，凌晨一点十七分。他把手机扔到枕头边，继续看电影。电影演完了，他还琢磨了五分钟结尾是不是有第二层意思，没琢磨出来，就睡了。
第二天，12月9日，他睡到中午，给周鸣发短信，没有回。他又睡了个回笼觉。第三天还是没有回。电话打过去，先是不接，后来关机。
刘小川后来一直在想：如果那天晚上他多问一句呢？如果他听出那个笑声不对呢？如果他翻身下床，穿着棉鞋跑四十分钟到江边去呢？桥那么长，他可以一段一段地找。凌晨两点，探照灯还没亮，人还没落水，一切还来得及。
如果他去了呢？
这个问题他问了自己很多年。没有答案。有些问题生来就没有答案，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一直问下去，像一根扎在肉里取不出来的刺，不致命，但每动一下都在。
多年以后，在广州，在麓湖边，沈静问他：“你怪自己吗？”
他当时没有回答。现在，隔着回忆的水面，他终于可以对自己说了：
怪。但他更怕的是另一件事，周鸣说“算了”的那一秒，他心里其实是松了口气的。因为他困，因为他想看完那部电影，因为十六岁的刘小川不知道，有些电话接了就只是一通电话，有些电话没接住，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