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海南一个叫不上线的小县城，出城往东走二十里，椰子树一眼望不到头。县城就一条主街，从东头走到西头用不了半个钟头。街上有两家老爸茶店，一家卖清补凉的，一家邮局，一个菜市场，再就是些杂七杂八的小铺子。我们家的房子在街尾巴上，两层小楼，外墙贴的白瓷砖还是我爹年轻时贴的，有些地方已经翘了边，下雨天渗水，墙上留下一道道黄印子。
高考出分那天，我爹蹲在院子里抽了一下午烟。他平时不抽烟，只有遇上大事才来一根，抽的还是那种十块钱一包的椰树。我妈把录取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八遍，她不识几个字，但上面印着的“XX大学”那四个字她认得，用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点着念，念完一遍又念一遍，最后用保鲜膜裹了三层，锁进了衣柜最底层。那衣柜是我爹结婚时打的，木头都发黑了，锁头锈得发黄，我妈费了好大劲才拧开。
我们家条件不好。我爹在镇上开摩的，一天挣个七八十，碰上城管抓得紧的时候就歇着。我妈在菜市场摆摊卖菜，每天凌晨四点钟起来去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摆到中午，下午再去菜地里摘点自家种的青菜，第二天接着卖。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上初三，成绩一般，我爹说等他初中毕业就让他去学个手艺，别念了，念也念不出啥名堂。
我没让他们操过心。从小我就知道，想从这小县城出去，只有一条路：考。所以我从小学开始就闷头念书，不跟同学出去玩，不买零食，不攀比。初中考上了县一中，高中考上了重点班，一路都是自己管自己。我妈有时候看着我说：“你这孩子，心咋这么大呢。”我说我心不大，我就是想出去看看。
开学是我一个人去的。我爹要跑摩的，我妈要看摊，弟弟要补课。我说不用送，我自己能行。我妈嘴上答应着，转头煮了十个粽子，包的咸蛋黄猪肉馅，拿柊叶裹着，用塑料袋扎紧了塞进我那个拉链都拉不利索的书包里。那书包是我高一时学校发的，背了三年，底角磨出了毛边，拉链头断了一半，得斜着拽才能拉上。
从海口坐绿皮火车到广州，再转车到武汉，前后折腾了二十多个钟头。海口站小，候车室里挤得跟罐头似的，风扇在头顶吱呀吱呀转，吹的全是热风。我坐的那趟车没空调，窗户能打开，对面大叔把胳膊搭在窗沿上，被太阳晒得黑红黑红的。他啃周黑鸭，我啃粽子，啃完了靠在椅背上眯了一觉。醒了就翻翻新生手册，上面印着“欢迎来到XX大学”，铜版纸，滑溜溜的，我看了好几遍，心里热乎乎的。
到武汉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多，天刚蒙蒙亮。出站口全是人，举牌的、拉客的、卖早点的。我一眼看见学校接站的横幅，红底黄字，旁边站了俩学长学姐。学姐扎马尾，举着牌子冲我挥手：“是XX大学的新生吗？这边这边！”学长二话不说把我编织袋接过去扛肩上，我说我自己来，他说别客气，你跟着走就行。
从火车站到学校有大巴，学长在车上给我们讲武汉的天气，说你们海南来的得有个心理准备，这边夏天热死人冬天冻死人，春秋俩月直接省略。学姐在旁边补充，说食堂热干面便宜又好吃，就是芝麻酱容易糊嘴，你们吃着吃着就习惯了。我听得一愣一愣的，心里又紧张又兴奋，觉得这就是大学了，跟县城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九月的武汉还热得跟蒸笼似的，一下车就感觉空气黏在皮肤上，汗出不来，闷着。我穿着从家带来的短袖，扛着编织袋爬六楼，中间歇了三次。推开门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
A在床上铺床单，回头冲我笑了一下：“来啦？”她头发刚洗过，湿漉漉披在肩上，穿着一条碎花睡裙，脚上一双粉色拖鞋，干干净净的，一看就是城里姑娘。B在下面拆快递，抬头扫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继续拿小刀划胶带。C在阳台打电话，声音挺大，好像在跟家里汇报宿舍条件：“对，四人间，上床下桌，有空调有阳台，还行吧，就是没电梯，六楼爬得腿酸……”
我把编织袋往空床板上一放，掏出一块抹布开始擦灰。床板上一层薄薄的浮灰，桌子也是，柜子也是。我擦完自己的，顺手把公共区域也擦了。我妈说了，出门在外，嘴甜手勤，别招人烦。A从上铺探下头来说了句“谢谢”，B没吭声，C打完电话进来看了一圈，说了句“你挺勤快的啊”，然后从自己柜子里掏出一包湿巾递给我。
那天晚上我睡在新铺的床单上，床单是从家带来的，我妈在镇上扯的布，找裁缝做的，蓝底白花，又土又舒服。躺下之后，空调嗡嗡响，隔壁宿舍有人拖凳子，楼下有人大声喊“外卖到了”。我翻了个身，心里想：这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