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还残留着香槟的凉意。
闭上眼，那些被我刻意尘封的过往，终究还是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
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高健对我的人生带来的影响。
说实在的，我应该恨他，是因为他残忍地撕碎了我最珍视的东西。
可是，如果没有他的出现，我的生命也许就会沿着爸爸妈妈为我铺就的道路平平淡淡走下去。
眼下我五亿的身价，也许就会与我失之交臂。
还是说回我八岁那年吧！
1998年8月19号，我八岁生日第二天，也是我命运开始偏航的日子。
凌晨五点，北京首都机场T2航站楼，天刚蒙蒙亮。
我爸使劲儿抱着我，眼里全是不放心。
可我那时候满心只有兴奋，对国外又好奇又有点怕，就这么懵懵懂懂地跟着我妈，上了乌克兰航空VV182航班。
图-154飞机轰隆隆离开地面，在北京上空绕了一大圈，头也不回往西飞。
我妈就坐我旁边。
她是1996年去的乌克兰，那年她三十岁，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在基辅读了一年预科，她顺利考上了基辅的乌克兰国立美院，从此开始了留学生活。
我妈其实是江城师范大学两年制大专毕业，出国前在江城四中教美术。
外婆是省人民医院妇科主任、正教授。
外公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土木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
俩老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心里一直觉得我妈学历不够，是个疙瘩。
我妈性子要强，总觉得女人得靠自己——
后来我才知道，她这份要强，不止是为了争口气，只是那时候的我，还什么都不懂。
三十岁那年，她心一横，自己一个人跑乌克兰去了，在国立美院攻本硕博连读。
她出国两年后，我也从江城转学到基辅，陪她在国外读书。
那时候我才小学三年级，就成了个小留学生。
我爸留在江城做生意。
虽然乌克兰消费不算太高，但我们娘俩在国外，吃喝用度总得花钱，我享受乌克兰国民待遇，上学免费，妈妈上学可是要交学费的。
我爸没法跟我们一起走，他得留在国内拼命挣钱，供我们在国外的一切开销。
基辅，你应该知道，乌克兰首都。
我关于基辅所有的记忆，是从八岁那年秋天，乌克兰国立美院门口那棵百年栗子树下开始的。
老树枝干弯弯曲曲，叶子密得发黑。
树上的刺球裂开口，栗子藏在里头，只待秋风一吹，把那股清甜味儿飘满整条街。
我从江城转学到基辅第157中学。
你别觉得奇怪，乌克兰的基础教育是十二年一贯制，中小学连着上的。
不得不说，我学语言确实有点天分。
刚到基辅时，我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
可只用了八个月，我就能跟同学用俄语轻松聊天了。
不少当地人还以为我是在基辅长大的。
你不信？
把你扔进一个连找厕所都得说俄语的地儿，被生活硬逼着学，不出几个月，你说不定比我还强。
这份语言天赋，后来成了我在江城混圈层、打交道的底气，也是高健后来在江城银行大客户部当总经理时着力提拔我的原因之一。
但我也老实说，小时候我长得不算丑，可放在157中学那些女孩堆里，真挺普通的。
乌克兰到处是金发碧眼、鼻子挺、眼睛深的姑娘，我这张典型的中国脸，在人群里一点儿不出挑。
可你也别觉得我没人喜欢。
三八妇女节，在乌克兰是个非常正式且有仪式感的节日。
1999年3月，我到基辅刚满七个月，三八妇女节那天，我收到的男生礼物多得书包都塞不下，背起来沉甸甸的。
心里那种高兴，是小孩才有的开心。
老师们笑着摸我头发，说我是个招人喜欢的中国小姑娘，特别受男孩子欢迎。
你可能理解不了老师为什么能说这种话！
呵呵，其实就是两国文化不一样呗。
在乌克兰学校，女生被男生喜欢，是件值得骄傲的事，说明你有魅力、人缘好。
这儿老师不会像国内老师那样，把男生女生那点懵懵懂懂的好感看得像洪水猛兽。
在这儿，男孩女孩相处起来很自然，没那么多顾忌。
当然了，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事，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
它们只是我平淡童年里的小小点缀。
八岁的春天好像还在昨天，一晃就放暑假了。
我跟着我妈回了趟江城，再回基辅的时候，秋风已经刮满了格鲁舍夫斯基大街。
也就在这一年，乌克兰正式把加入欧盟定成国家战略。
可偏偏这时候，受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两个月里硬生生贬值了一半。
虽然格里夫纳贬值对留学生而言是好事，可那段时间，在基辅的留学生，没谁敢把美元存银行，都提心吊胆怕银行突然倒闭，自己的生活费打了水漂。
我和我妈在基辅的日子，过得像上了发条的钟，每天路线都差不多，忙，但也平淡。
那时候我以为，这份平淡就是最好的安稳，却不知道，越是平静的日子，越容易藏着猝不及防的惊雷。
每周一放学，我妈都会准时等在美院那棵大栗子树下。
我们沿着美院门前的沃兹涅先斯基斜坡往上走，拐进格鲁舍夫斯基大街，妈妈总在街角那家佩切尔西面包坊，给我买个松软香甜的面包垫肚子，然后再花1格里夫纳买一只黑面包。
走到第一个路口，格鲁舍夫斯基大街和克洛夫斯基斜坡交汇的那个小广场，总能看见一位乞讨的盲人老太太，我就会把那只黑面包送给她。
老太太旁边，总会有一位穿旧西装的老先生，坐在长椅上慢悠悠拉手风琴。
琴声飘在风里，混着远处教堂的钟声，听着让人心里静下来。
每次看到我来，他都会给我拉一小段《红莓花儿开》。
那时候我不懂，这悠扬的琴声里，藏着多少乌克兰的动荡与无奈。就像我不懂，我和我妈眼下的安稳日子，都只是暂时的。
第二个路口右转，走进伊万弗兰科街，空气里就飘满烤栗子那股又甜又暖的焦香，深深吸一口，心里都踏实了。
我钢琴学校的琴房在什洛夫科维奇娜街一栋黄墙老楼的半地下室里，地方又小又窄。
窗户正对着一棵大杨树，风一吹，叶子哗啦哗啦响，像在给我那枯燥的琴声打拍子。
我在屋里一遍遍练枯燥的音阶，我妈就安静地坐在靠墙那张旧丝绒沙发上，一句话不说地陪着我，一次都没缺席过。
她总说，多学一门本事，将来就多一条生路。
那时候我只当是唠叨，后来才明白，她是想教我，如何在社会上，靠自己站稳脚跟——
只是当时她不知道的是，我后来在江城，靠自己的本事，攒下亿万身家，与这时她想让我学的这些才艺，没有一点联系！
从周二到周六，每天下午我都得去芭蕾舞学校上课。
这下你该明白，我舞蹈老师为什么是加林娜·库拉金娜了吧。
不过那时候我太小，她是功勋演员，很少亲自给我们这些低年级小孩上课。
基辅的芭蕾舞学校，水平在世界都排得上号，教小孩跳芭蕾更是全球公认的金标准。
从这儿出去的学生，好多都在国际比赛上拿过奖。
去芭蕾学校，得在克洛夫斯基斜坡站坐12路无轨电车。
绿皮车厢晃晃悠悠往前开，车里总飘着一股受不了的味道——
像动物园兽笼里的腥臊气，又冲又难闻，那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呵呵，你懂的！
电车慢吞吞开过乌克兰大酒店那栋气派的米黄色大楼，穿过赫雷夏蒂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坐两站，在马林斯基公园对面下车。
我和妈妈踩着夕阳影子，一步步往舞蹈学校走。
对了，我到现在还惦记芭蕾舞学校自制的格瓦斯，喝起来清清爽爽还有点回甘，是我那段枯燥日子里最喜欢的饮料。
只是后来回了江城，我再也没喝过那样的格瓦斯，就像我再也回不到那段短暂的，不用算计、不用防备的童年。
等舞蹈课下课，天早就黑透了。
我和妈妈就站在路边，借着昏暗的路灯招手拦车。
不是正规出租车，都是路上跑的私家车。
只要车里有空位，司机大多愿意捎我们一段。
很多是破旧的拉达车，偶尔也能碰上奔驰。
坐车当然不是白坐，两块格里夫纳——换成人民币也就三块多，就能把我和我妈一路送到家。
就连星期天，我也闲不下来——得去圣索菲亚大教堂，跟一位美国牧师学英语。
那位牧师很温和，教得也很认真，我的英语一直是美式发音，就是从那时候练出来的，这么多年，都没变过。
这份流利的英语，后来成了我在官场与商界周旋、远赴南非投资的底气之一。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又忙又规律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
我以为这样平淡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以为我会在基辅读完小学、中学，陪着我妈读完书，然后一起回江城，回到我爸身边，过着普通又安稳的生活。
可我没想到，命运的齿轮，早已在不经意间开始转动。
那些我以为的安稳，那些我无视的平淡，都在等待一个人，亲手将它们撕碎——
而那个人，就是高健。
直到那一天，在格鲁舍夫斯基大街上，我和我妈租住的那栋赫鲁晓夫楼的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高健。
现在想来，第一次的相见，他就拨转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场被刻意安排的初见，会牵出往后紧紧缠绕着我青春岁月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