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友的惊呼声刺破清晨的雾时，救护车的鸣笛声已经堵在了宿舍楼下。
她被抬上担架的时候，手指还死死攥着那片银杏叶，指节白得像雪。校医翻她的手机，拨出去的第一个是妈妈的电话，妈妈正在麻将桌上摸牌，看见手机上的陌生来电，皱着眉接起来，语气里全是不耐烦：“谁啊？不知道我忙着呢？”听筒里的人说了什么，她没听清，只听见旁边的爸爸“哐当”一声，手里的搪瓷缸砸在水泥地上，茶渍淌了一地。
他们是第三天赶到学校的。
宿舍楼下的银杏叶落了厚厚一层，爸爸踩在叶子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全程没说一句话，眉头皱得比当年看见她对着保温杯笑时还要紧。妈妈一进宿管办公室，第一句话不是问孩子走的时候疼不疼，是拍着桌子喊：“好好的大学说不上就不上了？她是不是故意的？就为了跟我们赌气？”
校办的老师站在旁边，把整理好的病历、心理科的诊断书递过去，说孩子早就确诊了双向情感障碍，一直在做干预，家里人从来没陪过一次复诊。
妈妈翻都没翻，直接把纸摔在桌上：“什么障碍不障碍的，就是惯的！我们供她吃供她穿，让她考个大学怎么就这么难？现在好了，一了百了，让我们以后怎么跟亲戚交代？”
他们没去看她最后一眼。
收拾遗物的时候，爸爸把那只温过无数次糖水的砂锅，直接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说“晦气的东西，留着干什么”。那本翻在《项脊轩志》的语文课本，被他随手塞进了垃圾袋，连带着那片攥在她手里的银杏叶，一起扔进了清运车。
只有铅笔盒夹层里，那半张没烧干净的便利贴，被妈妈翻了出来，她盯着上面歪歪扭扭的“记得吃早饭”，看了半天，啐了一句：“整天就想着这些没用的，难怪成不了事。”
他们在学校待了不到两天，就拿着保险公司赔的钱、学校出于人道主义给的抚恤金，买了当天的火车票回了老家。
亲戚问起来，他们只说“孩子命薄，大学刚上就没了”，绝口不提那些凌晨三点的电话、那些“必须考前三”的要求、那些从来没被放在心上的胃疼和糖水。
半年之后，妈妈在家族群里发了新的照片，是亲戚家的孩子考了年级第一，她配文“还是别人家的孩子省心”，下面一堆人跟着附和。
爸爸还是会在饭后，靠在老槐树下抽烟，风一吹，树桠晃了晃，再也没有那个挂了很多年的灯泡，晃出暖黄的光。
他们从来没觉得自己错了。在他们的认知里，他们给了她吃穿、供她读了大学，已经是尽了父母最大的责任。至于那个叫珦秦的少年、那些没说出口的“我好累”、那些在黑夜里亮起来的小灯，从来都不重要。
他们甚至会在酒桌上，跟别人说“我家那个姑娘，就是心理太脆弱，一点压力就扛不住”，语气里全是理所当然的惋惜，半分愧疚都没有。
老槐树的叶子又落了一地，风卷着叶子飘向南方，飘向那座满是银杏的校园。只是再也没有人，会蹲在树底下，捡一片完整的叶子，笑着抬头说一句：“我等你好久了。”
而那半锅甜得发腻的银耳莲子羹，早就在宿舍的窗台上，凉透了，结了膜，最后被保洁阿姨，当成没用的垃圾，倒进了垃圾桶。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真的懂过她。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