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自己还是不应该在这里，安颂想。
她还是接不住别人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安颂坐在落地窗前，望着窗外星星点点的灯光，从口袋里摸出一盒Marlboro，取出一根，叼在嘴里，点燃，微弱的火光映在她琥珀色的瞳孔中，烟雾袅袅，像是她身边一直挥之不去的落寞。
第二天她和老师打了申请，说自己想找一个地方去采风，老师想了很久，最后说：“去西藏吧。”
Z21，北京到拉萨的火车，39小时58分。
老师说：“我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给你订机票，等几天再走，好吗。”
安颂说：“我还是今天就走吧，说不定过两天我就不想走了。”
老师没有再坚持。
北京到意大利的直飞，11小时40分。
当年的安颂也是拉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就孤身一人前往异国他乡。
安颂无论去哪里都是孑然一身，好像她既不带去什么也不带走什么。
不同的是，那年，安颂回国的时候，行李箱上多了一个人的錾刻签名。
D.L.
德利亚尼，她曾经的爱人。
19:48分，火车开动了。
安颂躺在卧铺上，把手臂交叠盖在眼睛上，忍受着那些脱鞋光脚男人身上散发出的烟味和臭味，忍受着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廉价泡面散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油腻味道，忍受着一整个车厢的人争夺稀薄的氧气带来的沉闷窒息感。
她顿时觉得自己不应该挤在绿皮火车上自讨苦吃。
11年前，8000多公里外，19岁的安颂孤身一人来到意大利求学。
佛罗伦萨的秋天来得很早。
美院的石墙被阳光晒得发白，走廊里总有一股颜料、石膏和潮湿木头混合的气味。学生们抱着画板穿过庭院，她听不太懂的意语在高高的拱顶下回荡。安颂听不懂大部分谈话，只能从他们的笑声里辨认出一些简单的情绪。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看远处教堂的穹顶，一个人发呆。
后来，她会给一些艺术家当模特，好让自己的日子过的不那么拮据。
她第一次见到德利亚尼，是在一间光线很好的画室里。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有一头略显凌乱的深色头发，鼻梁很高，眼窝很深，眼神却并不锐利，甚至有些忧郁。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沾着碳素铅笔的黑灰色，脚边放着半杯和袖口的颜色差不多的咖啡。
安颂走进画室时，他正在低头削铅笔。刀锋划过木头，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美杜莎在耳边絮语。
安颂站在窗户旁，她的头发有些长，垂下来时遮住半边脸。她一件件的脱掉自己的衣服，阳光仿佛给她完美的**镀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辉。
德利亚尼没有立刻动笔。他看着她，她站在那里。
她并不美得具有侵略性，她的美更像一间久无人居的房子，门窗都关着，屋子里却仍然保存着某年夏天的阳光的气息，眼睛里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安静，散发着圣母的悲悯。
那天下午的写生结束后，安颂穿好衣服，准备离开。她走到门口时，听见身后有人蹩脚的叫她。
“安颂。”
她回过头。
德利亚尼站在画架旁，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一个下午的时间足够他画出她的蝴蝶骨、锁骨和堪称巧夺天工的脸庞，却不足以让他找到一句自然的话来和她交谈。
最后，他问她：“下次，你还会来吗？”
下一次她按时到场。
后来也是。
他们开始在写生结束后说话。起初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关于天气，关于美院附近那家总是把面包烤得太硬的甜品店，和关于中国的故事。
安颂开始期待画室里午后的光，期待德利亚尼削铅笔时微微皱起的眉头，期待他把咖啡杯推到她面前，期待他告诉她一些画家们的风流轶事。
她从前以为，一见钟情是一个被小说和电影过度使用的词。它应该伴随着戏剧性的相遇，和某种足够鲜明的征兆，好让人确信命运真的在那一刻发生了偏移。
可她和德利亚尼之间没有任何征兆。
厚重的木百叶把亚诺河的光切成一条条细缝，画室的门紧锁着。德利亚尼把画笔搁在画架上，大步走过去，一把将还坐在高脚凳上的安颂拉进怀里。
德利亚尼的吻又急又深，带着烟草和红酒的味道，几乎要把她整个人吞吃入腹完全占为己有。
安颂被他吻的窒息。
她原本想推他，手指却在他后背慢慢收紧。德利亚尼把她抱起来，几步走到那张堆满画布和亚麻布的旧沙发上，两个人一起倒了下去。
德利亚尼喉结滚动了一下，俯身下去。
“Look at me……”
安颂被迫睁开眼睛。他的眼睛里全是疯狂和某种近乎占有的认真。他伸手抓过旁边的画笔，轻轻刮过，又用沾着颜料的手指按在她嘴唇上。
“Da ora in poi non puoi più fare da modello per altri, solo io posso dipingerti, solo io posso affrontare un tale te, tu appartieni solo a me, capisci?”
安颂声音发颤，点头答应，伸出手勾住他的脖子。
两人的声音混在一起，在空旷的画室里回荡。外面圣十字教堂的钟声隐约传来，却完全盖不住两人的暧昧。
安颂整个人发抖起来，手指抓紧他汗湿的后背。
窗外，佛罗伦萨的黄昏正慢慢染红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