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红与烟灰
第十八章憎恶是烫在皮肤上的烟疤
文/邱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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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恶是什么。
十六岁之前，我以为憎恶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和喜欢相反，和愤怒同类，是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强烈反感，像镜子的两面，爱在那头，恨在这头，泾渭分明。字典上也是这么定义的：憎恶，动词，表示厌恶、憎恨。例句：他憎恶一切虚伪的事物。干净利落，像一个被贴上了标签的密封罐子，里面装着一种叫做“憎恶”的化学试剂，和别的试剂互不干扰。
十六岁这一年，我拆开了那个密封罐子。我发现憎恶不是一种单纯的、独立的、可以用一个例句概括的情绪。它是混合物，是化合物，是多种互不相容的情感在被强行压缩进同一个胸腔之后产生的化学反应。它的成分表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有愤怒，但不是纯粹的愤怒，愤怒是向外喷发的，像火山熔岩，烧毁一切拦路的东西，然后冷却成黑色的玄武岩；有厌恶，但不是纯粹的厌恶，厌恶是避之不及的，像闻到馊掉的食物会本能地别开头；有失望，但不是纯粹的失望，失望是向下坠落的，像手里握了很久的气球突然松开绳子，看着它越飞越远最后变成天空中一个看不见的点；还有爱——是的，憎恶里还有爱。这是最难被理解也最难被承认的成分。对一个人的憎恶里，往往还夹杂着对这个人的爱，或者至少是曾经的爱，或者至少是对“应该爱这个人”的期待。当爱和愤怒和厌恶和失望全部搅在一起，当它们无法被分开、无法被提纯、无法被各自安放在不同的情感分区里，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独立的情感——憎恶。不是爱和恨的混合，是爱和恨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第三种东西。就像钠和氯——钠是遇水即炸的银白色碱金属，氯是黄绿色的剧毒气体，两者各自都是危险的、不稳定的、无法单独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物质。但把钠和氯放在一起，它们会剧烈反应，释放出大量的热和光，然后生成氯化钠——食盐。食盐是稳定的，安全的，可以被储存在罐子里，可以被撒在食物上，可以被所有人当作日常调味品而不会感到任何不适。化学反应前后完全不像同一种东西，但它确确实实是由那两种危险的原料组成的。
十六岁这一年，我学会了憎恶。不是那种针对抽象概念的憎恶——憎恶虚伪、憎恶不公、憎恶世界上所有的恶——那种憎恶太遥远了，太宏大了，太像语文考试作文题里会出现的主题。我学会的是具体的憎恶，是对身边的人的憎恶，是对那些本该爱、本该亲近、本该信任的人的憎恶。这是最折磨人的一种憎恶，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每一次憎恶涌上喉头的时候，爱也在旁边站着，用那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你，问你为什么要恨这个人。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你只能把憎恶咽回去，但咽回去的憎恶并没有消失——它从喉咙滑进食道，进入胃里，被胃酸分解成更细小的分子，穿过胃壁进入血液循环，被输送到全身。它变成了一种持续的低烧，不致命，不剧烈，不会被体温计测量到，不会在验血报告单上显示为任何一个指标异常。但它一直都在。在每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在每一次听到她的声音从隔壁房间传来的时候，在每一次闻到她身上那股混合了酒精和香水和某种我说不出名字的苦涩气味的时候。
憎恶的第一个对象，是母亲。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不是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这句话太重了，重到需要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打算把它写下来。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憎恶她的母亲，这大概是所有青春伤痛文学里最陈词滥调的桥段之一——叛逆期和更年期撞在一起，母女之间产生激烈冲突，经过一系列的争吵和和解，最终在某个深夜里抱头痛哭，互相谅解，影片在温情脉脉的音乐中结束。但真实的憎恶不是那样的。它没有**，没有和解，没有那个抱头痛哭的经典场景。它是一种更沉闷、更持久、更无法被戏剧化的东西，像梅雨季节墙壁上慢慢渗出的霉斑，不是一天长出来的，也不能一天清除。
什么时候开始憎恶母亲。也许是从她第一次深夜晚归开始，也许是更早。从她开始用酒精来应对父亲离开之后的生活——她应对不了，酒精是她的拐杖，但那根拐杖拄得太用力了，把地面戳出一个一个坑洞。那些坑洞里灌满了没洗的碗碟、忘记交的电费、冰箱里过期的食物以及她偶尔清醒时投向我的充满愧疚的眼神。那种愧疚比她的醉态更让我难以忍受。她喝醉的时候我还可以把她当作一个病人——一个无法控制自己的、需要被照顾的病人，我可以扶她去卫生间，可以给她倒水，可以把她的高跟鞋从玄关踢到一边以免绊倒她，可以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处理现场然后回到房间关上门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但愧疚不行。她的愧疚是一面镜子，逼迫我看见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扮演的角色——受害者。我不想当受害者。受害者是需要被同情的，而我不想被同情。我更愿意当加害者——那个“不懂事”的、“叛逆”的、“青春期综合征”的女儿。加害者有力量，受害者只有眼泪。所以我用憎恶来武装自己，把受害者的软弱藏起来，给自己穿上加害者的盔甲。
我憎恶她身上的酒气。那种从她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的、由内而外散发着的东西，不是香水的挥发，不是汗液分泌，是酒精被肝脏代谢之后产生的那股带着甜腻酸腐味的化学气息。我憎恶她喝醉之后说话的腔调——和平时的她完全不一样。平时的她是紧绷的、克制的、连笑容都精确控制到露出了几颗牙齿。喝醉之后她是松弛的，说话变得黏黏糊糊，音节和音节连在一起无法清晰断开，像一个被放了慢速的旧磁带，还会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词——“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反复说无数遍，像是在念某种可以驱逐痛苦的咒语。我憎恶她第二天早上什么都不记得的样子。穿着整洁的套装，妆容精致，涂着那管Dior 999，遮住了黑眼圈和浮肿的眼皮，对着玄关镜子抿一下嘴唇，然后转过头用正常的、清醒的、没有任何昨晚痕迹的声音对我说“我去上班了”。她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她不记得自己怎么回的家，不记得自己吐在马桶边缘没有清理干净的污渍，不记得自己拉着我的手腕说了什么含糊不清的话。她什么都不记得。她把夜晚的一切连同酒精一起代谢掉，排泄出去，第二天以一个全新的人的身份站在我面前。而我不能。我记得每一个细节。那些她遗忘的东西没有消失，只是从我这里没有人接，全部堆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我憎恶她的遗忘。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她可以喝酒、发泄、昏睡、忘记，然后第二天重新开始；我却必须清醒地见证一切，保存一切，然后把它们塞进心里那个叫“憎恶”的文件夹里。她醉了是痛苦，她醒了是遗忘，而我既不能痛苦到失去意识，也不能遗忘到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是那个负责记住的人——记住所有她不想记得的东西。
我也憎恶自己对她的憎恶。这是憎恶最深的一层，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剥开最外面一层憎恶她，里面是憎恶自己。我憎恶自己为什么不能更宽容——她是我的母亲，她经历了父亲离开，她很痛苦，她需要时间，需要帮助，需要一个能理解她的女儿而不是一个在深夜冷眼旁观的陌生人。这些道理我都知道，我可以说得比任何心理医生都头头是道。但知道和做到之间的距离，比天台到地面的距离还要远。每次在心里告诉自己“今晚如果她再喝醉我要对她温柔一点”，但当她真的跌跌撞撞推开门、带着那股让我反胃的酒气从我身边走过时，所有的预案全部作废，涌上来的只有厌恶，和她靠近时本能地往后退的那一步。那一步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问题——我嫌弃她，我嫌弃自己的母亲。然后我开始憎恶自己——我憎恶那个后退的自己，憎恶那个在她呕吐时站在卫生间门口没有进去递一杯温水而是转身回了自己房间关上门的自己，憎恶那个在日记本上写下“我恨她”之后又用涂改液把那三个字涂掉因为不敢面对它的自己。这是一种循环憎恶——我憎恶她，然后憎恶自己憎恶她，然后用更深的憎恶来惩罚那个憎恶她的自己，然后在深夜里发现，所有这些憎恶最终指向的对象，都是我自己。
憎恶的第二个对象，是父亲。对父亲的憎恶比对母亲的憎恶来得更晚，也更隐蔽。母亲就在眼前，她的酒气、她的遗忘、她深夜呕吐的声音，都是我每日每夜必须面对的真实存在。憎恶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作用对象，像一个靶子，所有的箭都可以射向那里。但父亲不在了。他走了，离开了这个家，搬到城东，坐地铁四号线到底站再左转走五百米的那个新家。我连见他的机会都很少，连和他说话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我该如何憎恶一个不在这里的人。
后来发现，不在这里，恰恰是憎恶他最充分的理由。我憎恶他的不在这里。憎恶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不是某个具体场景中他真的没有回头，而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不回头”——他做决定的时候没有考虑过我，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接受这种生活安排，没有想过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半夜守着醉酒的母亲是什么感觉。他当然没有想。他在新家有一个“给我准备的房间”，但那间房间是空的，它存在的意义只是让他在偶尔想起我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给女儿准备了房间，我是个合格的父亲。然后他就可以安心地在城东开始他的新生活。
我憎恶他偶尔打来的电话。那些电话通常在周末打来，频率大约是两周一次，有时候三周，从来没有规律，像一台老旧的信号发射器在太空中漫无目的地旋转，偶尔朝地球方向发射一阵短暂的电波。电话内容每次一样——“最近怎么样”、“学习还跟得上吗”、“吃得好不好”、“有什么需要的跟爸爸说”。这四句话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不需要我回答任何实质性内容的对话程序。我只需要说“还好”、“还行”、“可以”、“没有”，四句话就能结束整通电话。他大概也松了一口气——完成了“这周和女儿联系了”的任务，可以在父亲考核表上打一个勾。我憎恶他用这四个问题来应付我，更憎恶自己每次接电话时都会心跳加速。明明已经知道他不会说什么别的，明明已经对他的缺席有了充分的预期，明明已经在心里筑起了足够厚的防御工事，但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刻，那些工事还是会松动——万一呢，万一他这次会多说一些呢，万一他会说“莹莹，爸爸想接你过来住一段时间”呢。万一。这个“万一”是所有憎恶里最甜也最毒的成分。它让我对父亲始终无法像对母亲那样彻底地、纯粹地、毫无保留地憎恶。我只能在恨和期待之间反复摇摆，像一个永远无法停靠在任何一端的摆锤。而憎恶就诞生在这种摇摆的摩擦中——不是恨父亲，是恨自己为什么还在期待。
如果对母亲和父亲的憎恶都有明确的对象，那么还有一种憎恶是弥漫性的、没有具体对象的、像雾一样笼罩在整个十六岁生活上空的。这种憎恶针对一切——又不针对任何东西。憎恶这所学校。不是憎恶某一个老师或者某一门课程，是憎恶它的一切——憎恶每天早上七点必须响起的闹钟，憎恶周一升旗仪式上永远对不准音乐的国旗手，憎恶那些把“为你好”挂在嘴边的班主任，憎恶食堂里无论什么菜都有一股洗碗水味道的午餐，憎恶月考之后贴在走廊里那张按分数排名、用红色记号笔标出进步和退步的学生名单，憎恶所有让人变成一串数字的制度。
憎恶这座城市。憎恶它的灰——天空是灰的，楼房的瓷砖外墙是灰的，高架桥的桥墩是灰的，连行道树的叶片上都覆盖着一层洗不掉的灰色粉尘。憎恶它的吵——凌晨三点窗外还有醉酒的人在街上大声唱歌跑调到不知道原曲是什么，清晨五点洒水车的电子音乐准时响起把任何残余的睡眠彻底碾碎，白天任何时候都有装修的电钻声从楼上或者隔壁或者对面那栋楼传来像一只永远不知道疲倦的金属啄木鸟。憎恶它的冷漠——在这里生活了十六年，却连隔壁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在电梯里遇到只能互相低头看手机假装在回一个重要消息。
憎恶这个年纪。憎恶“十六岁”这个词本身。它卡在“孩子”和“成人”之间，两边都不沾。太小了，做什么都需要监护人同意；太大了，被期待要“懂事”要“成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憎恶没有出口。不能对老师说，说了会被叫家长，然后被语重心长地谈话谈一个下午。不能对父母说——一个忙着喝酒遗忘，一个忙着在城东开始新生活，他们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完。不能对同学说，同学表面上会点头会表示理解，但转头这件事就会变成课间八卦的素材在班里流传——“你知道吗那个邱莹莹说她恨她妈”。所以只能写。写在日记本上——不是那种会被老师批改的周记，是那种带密码锁的私人日记。写在草稿纸上——在数学课上假装演算，其实在纸的边角用极小极密的字写下那些永远不会说出口的话，下课之后把草稿纸叠成一个极小的方块塞进口袋里，带回家撕碎冲进马桶。写在便利店的收据背面——凌晨三点最安静的时刻，用从收银台借来的笔在皱巴巴的收据纸上飞快地写，写完把纸揉成团扔进垃圾桶。写给一个不会收到的人，写给一堵不会回音的墙，写给一个永远敞开的、绝不审判任何秘密的午夜。
但憎恶燃烧之后也有余烬。憎恶是火焰——它烧起来的时候猛烈、灼热、带着破坏一切的温度。但这种火焰不会永远燃烧，它烧到最后，把可以烧的东西都烧完了——期待烧完了，幻想烧完了，那些“万一”和“如果”全部烧完了，就只剩下余烬。余烬不是恨，恨太烈了，恨还在燃烧。余烬是一种淡淡的、持久的、像背景音乐一样永远在低声播放的东西。它不再灼伤任何人，但它的温度还在——把手掌放在胸口，还能感觉到那里有一小片比别处更凉的皮肤。那片皮肤上有一个极小的圆形疤痕，是烟头烫的。不是别人烫的——是自己烫的。十六岁这年，用憎恶在心里烫了无数个这样的疤痕。它们是恨的遗迹，也是爱的遗迹。因为恨从来不是爱的对立面，恨是爱受了伤之后的样子。爱之深，恨之切——这句话太老套了，老套到说出来自己都觉得脸红。但老套不代表错误。很多时候，最陈词滥调的句子恰恰是最准确的。
憎恶母亲是因为爱她。如果不在乎，就不会在意她回不回家、喝了多少酒、记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那些憎恶的燃料全部来自曾经爱她的温暖——她给我讲故事的声音，亲我额头时嘴唇的柔软触感，笑成月牙的眼睛和鼻翼两侧的笑纹。这些记忆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酒精的苦味覆盖了，被遗忘所带来的一次次失望磨损了，但它们还在底层，像被烧焦了的森林土壤里埋藏着的、还没有被高温杀死的种子，等待着一场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雨。
憎恶父亲也是因为爱他。如果不是因为爱他，就不会每次他打来电话时心跳加速，就不会在他说“爸爸很想你”的时候喉咙发紧，就不会这么多年了还保留着对他所有承诺的期待。那些憎恶是他的缺席造成的，而缺席之所以伤人，恰恰是因为他曾经在场——他曾坐在沙发上抽烟看体育新闻，曾把我举过头顶让我碰天花板，曾在我考了第一名时用那只干燥粗糙的手掌用力揉我的头发。恨一个人是因为他曾经值得被爱，而你无法接受他不值得了。
憎恶自己是爱自己最扭曲的形式。每一次自我憎恶的背后，都是“我本该可以做得更好”的期待——我本该可以更宽容，我本该可以更勇敢，我本该可以直接面对她而不是转身关上房门。那个“本可以”就是爱的残余。如果我完全不在乎自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对待自己，就不会有憎恶。我对自己的憎恶恰恰证明了我还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能原谅母亲的女儿，一个能坦然接父亲电话的女儿，一个能不把一切都怪罪在自己十六岁身上的女儿。
这就是憎恶的真相。它从来不是纯粹的恨，它是爱被反复伤害之后结成的痂。那个痂很丑，很硬，很粗糙，用手指按压时还会隐隐作痛。但它下面是正在愈合的伤口——愈合得很慢，非常慢，也许还会化脓，也许还会反复感染，也许还会被某次突如其来的暴力撕开重新流血。但它确实在愈合。在这本书将近尾声的时候写下这些关于憎恶的文字，不是为了宣泄，也不是为了控诉。只是想在十六岁结束之前，把那些烫在自己身上的烟疤一一清点——这个是因为母亲，这个是因为父亲，这个是因为这个世界，这个是因为自己。然后对它们说——我认识你们，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来的，我不再害怕你们了。烟疤不会消失，它们会留在皮肤上，伴随很久。但它们不再是需要隐藏的东西。它们只是烫在青春尾椎上的冷寂烙印——和口红一样，和烟灰一样，是十六岁这枚荆棘胸针上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憎恶是爱的另一种发音。只是它的音调更哑、更涩、更像从被烟熏了太久的喉咙里勉强挤出来的、一个含糊不清却用尽全力的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