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陆砚洲在片场拍了十四个小时。不是导演要求的，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跟李鸿山导演说，想多拍几场。李导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只是说“那就拍”。他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孩需要用工作把时间填满，不给自己留空隙。空隙里全是她。
收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他坐在片场的折叠椅上，看着工作人员收拾设备。化妆师来给他卸妆，他闭着眼睛，感觉到棉片在脸上擦过。化妆师是个小姑娘，平时话很多，今天一句话都没说。卸完妆，轻轻说了一句“陆老师，早点休息”，就走了。他睁开眼睛，看到折叠椅旁边放着一杯热咖啡。不知道是谁放的。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苦的。他以前喝冰美式，不加糖不加奶。她说过他好多次——“你胃不好，别喝冰的。”他后来改喝热的了。现在没人说了，他又喝回了冰的。但这杯是热的。他不知道是谁放的，但他喝完了。
回到酒店，他洗了澡，躺在床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屏幕是黑的。她今天没有发消息。他说过每天发一条，一个字也行。今天没有。他拿起手机，打开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是她昨天发的，一张巴塞罗那的天空，粉红色的晚霞。他回了“好看”。然后就没有了。他打了几个字，删了。又打，又删。最后他发了一条。“今天的戏拍完了。你那边应该是下午。你在干什么？”
没有回。他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凌晨三点，手机亮了。“在片场。苏晚的戏。今天拍得很顺。”他看着她发来的消息，笑了。不是“早安”，不是“晚安”，是一句普通的话。但她在。她还在。
“那就好。早点回去休息。”
“你也是。别熬夜。”
“好。”
他没有告诉她，他已经连续一周没睡好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她。想她在巴塞罗那的海边看落日的样子，想她一个人走在兰布拉大道上的样子，想她坐在台阶上被摄影师拍的样子。他看到了那张照片。不是摄影师拍的，是她发在朋友圈的。她坐在台阶上，背对着镜头，看着海。落日把她的头发染成金色，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落在台阶上。配文是“巴塞罗那的落日”。他看了很久。他把照片存了下来，放在手机相册里那个叫“沈姐”的文件夹。文件夹里已经有很多东西了——她在公司工位上低头看文件的样子，她在高铁上靠着窗睡觉的样子，她在怀仁路上走的时候回头笑的样子。三年了，他存了四百多张。每一张都记得是什么时候拍的，在哪里拍的，她当时在说什么。
分手后的第二周，陆砚洲在片场拍了一场哭戏。角色在黄河边收到家书，父亲病重，他不能回去。他站在堤坝上，手里攥着那封信，攥了很久。然后他把信撕了，扔进风里。李导说这条过了。收工之后，他在片场的角落里坐了很久。没有哭，只是坐着。化妆师来给他卸妆，看到他的眼睛红了。她问“陆老师，你没事吧”，他说没事。他没事。他只是想起了她。想起她说“砚洲，你替他哭了，就让他走吧。不要背着。”他背了很多。角色的苦、自己的苦、她的苦。他背得动。他只是有点累了。
分手后的第三周，陆砚洲在片场见到了小何。小何是他的新经纪人，从公司派来的。小何很年轻，做事很认真，每天把通告单发给他，提醒他吃饭，帮他处理杂事。什么都好，就是不是她。小何跟他说：“砚洲，沈姐让我告诉你，新剧本筛了三个，发你邮箱了。你抽空看看。”他点了点头。回到酒店，打开邮箱。三个剧本，她都做了标注。红色的字是她写的，每一个角色都分析了优缺点，每一个项目都评估了风险和收益。最后一页，她写了一段话：“砚洲，这几个角色都不错，但我最推荐第二个。那个人跟你很像，也是从工科转行的。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不知道怎么能到。你可以演他。”他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她了解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她知道他想要什么，知道他能到什么，知道他适合演什么样的人。她不在他旁边了，但她还在。
分手后的第四周，陆砚洲在片场拍了一场大夜戏。收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了。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泛着鱼肚白。他站在片场的门口，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他想起了她。她说“京南的日出很好看”。他从来没有看过京南的日出。他每天起得很晚，到片场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但他看过京南的日落。在怀仁路上，在长江大桥上，在她家楼下。他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东边的天空，鱼肚白，有几颗星星还没灭。他发给了她。“收工了。天亮了。”
她那边应该是傍晚。她很快回了。“好看。巴塞罗那的日落也是这个颜色。”她发了一张照片。地中海的落日，金黄色的，融在海里。他看着这张照片，想起她说过的话——“巴塞罗那的落日跟京南的不一样。京南的是橘红色，沉在长江的尽头。巴塞罗那的是金黄色，融在海里。”他没见过巴塞罗那的落日，但他见过京南的。她站在他旁边，长江大桥的灯串成金色的线，倒映在江水里，一晃一晃的。她说“好看”，他说“嗯”。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在一起，她还是他的经纪人，他只是她的艺人。但他已经在等她了。
分手后的第五周，陆砚洲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京南理工的咖啡馆门口，阳光很好，梧桐叶绿得发亮。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本结构力学。他推门进去，风铃响了一下。她抬起头，看到他，笑了。“你来了。”“来了。”“坐。我请你喝咖啡。”他坐在她对面。她还是那个样子——圆眼睛，短头发，白色衬衫。跟三年前一模一样。
“砚洲，你考虑好了吗？”
“考虑什么？”
“当演员。”
他看着她，笑了。“考虑好了。”
“那签吗？”
“签。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等我。”
他醒了。窗外的京南天亮了，东边的天空泛着鱼肚白。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梦里的她问他“考虑好了吗”，他说“考虑好了”。三年前他没有说“等我”，他说“好”。三年后他知道了，他应该说“等我”。等她从巴塞罗那回来，等她从经纪总监变成他的女朋友，等她说“我回来了”。他应该等的。不管多久。
分手后的第六周，陆砚洲在片场杀青了。最后一场戏是角色站在黄河边，看着治理后的河道。水清了，船多了，两岸的庄稼绿了。他站在堤坝上，看着这一切，表情很平静。李导说这条过了。全组鼓掌。他站在人群中间，手里捧着花，有人拍照，有人录像。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很轻，但所有人都看到了。不是高兴，是一种“终于完成了”的释然。
杀青宴上，李导端着一杯酒走过来。“砚洲，你最近状态不太好。但你演得很好。比任何时候都好。”
“谢谢李导。”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有事。那些事压在下面，演戏的时候浮上来了。你的角色有了厚度。”
陆砚洲没有说话。李导说得对。他心里有事。那些事压着，压得很深。演戏的时候，它们浮上来，变成了角色的苦。他不需要演了。他只需要把自己打开，让那些苦流出来。这是他的新方法。不是理解，是释放。
杀青宴结束后，他回到酒店。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她今天发了一张照片。巴塞罗那的夜空，星星很多，很亮。配文是“今天的星星”。他看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发了一条消息。“杀青了。”
她秒回。“恭喜。累不累？”
“累。”
“那好好休息。”
“沈姐。”
“嗯？”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下周五。”
“我去接你。”
“不用。公司有人接。”
“我想去。”
她过了很久才回。“好。那你来。”
陆砚洲看着这行字，笑了。他等了三周，等到了这句话。不是“我想你”，不是“我回来了”，是“好。那你来”。够了。他在心里说。
分手后的第七周，陆砚洲去机场接她。他提前两个小时到的，坐在到达大厅的椅子上，看着航班信息屏。她的航班是从巴塞罗那经法兰克福转机到京南的，全程十四个小时。他查过。他坐在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人在接亲人，有人在接朋友，有人在接爱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牌子，上面写着名字。他没有拿牌子。他知道她不需要牌子。她出来的时候，他一眼就能看到她。
航班准时到了。他站在到达口，看着里面的人一个一个走出来。有人推着行李车，有人背着包，有人牵着孩子。然后他看到了她。她瘦了很多，脸小了，下巴尖了，眼睛显得更大了。推着行李车，上面放着一个大箱子。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不是他送的那件，是一件新的。头发长了一点，快到肩膀了。她走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在人群里。她在找公司的车，眼睛往停车场的方向看。他走到她面前。
“沈姐。”
她转过头，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短，但陆砚洲看到了。不是客气，是一种“你来了”的安心。
“你来了。”
“来了。”
“等多久了？”
“两个小时。”
“怎么不坐着等？”
“怕你看不到我。”
她低下头，笑了。他接过她的行李车，两个人并肩走出机场。没有牵手，没有拥抱，只是并肩走。但那个距离很近。近到不是经纪人和艺人的距离，近到是两个人的距离。
“砚洲，你瘦了。”
“你也是。”
“我瘦了是因为西班牙的饭不好吃。你呢？”
“因为想你。”
她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安静地走着，只有行李车的轮子在地上滚过的声音。走到停车场，他把行李放到后备箱，她坐在副驾驶。他发动车子，开出停车场。
“砚洲，我们去哪儿？”
“回家。”
“哪个家？”
“你家。你妈做了排骨，等你回去吃。”
沈昭意笑了。“你怎么知道？”
“她给我发微信了。”
“她给你发微信？”
“嗯。她说你瘦了，让我告诉你回家吃饭。”
沈昭意低下头。“我妈都不知道我们——”
“她不知道。她只是觉得你瘦了。”
车子开上机场高速。京南的四月，天很蓝，很高，路两边的杨树绿了，风一吹，叶子翻过来，露出银白色的背面。
“砚洲。”
“嗯？”
“你在片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
“每天都在想。”
“我也是。”
他转过头看她。她看着窗外，侧脸被阳光照得很亮。她的头发长了一点，快到肩膀了。她的下巴很尖，眼睛很大。她瘦了很多。他心疼了。
“沈姐。”
“嗯？”
“你以后不要再走了。”
“我没有走。我只是去工作。”
“那工作完了，还走吗？”
她转过头看他。“不走了。”
“真的？”
“真的。”
他笑了。那种“我高兴”的笑。她也笑了。车子开下高速，驶入京南的街道。怀仁路的梧桐叶绿了，嫩绿嫩绿的，在风里沙沙地响。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来，光斑落在地上，一晃一晃的。他开得很慢，让她看。
“砚洲，你记得吗？你说过，等怀仁路的梧桐发芽了，我们就说。”
“记得。”
“现在发芽了。”
“嗯。”
“那我们说吗？”
“说什么？”
“说我们在一起了。”
他把车停在路边，转过头看她。阳光透过梧桐叶洒进来，光斑落在她的脸上，一晃一晃的。她的眼睛很亮，像巴塞罗那的星星，像京南长江大桥上的灯。
“沈姐，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
她笑了。“那你还等什么？”
“等你。”
“我不是回来了吗？”
“那就不等了。”
他俯过身去，吻了她。不是轻轻的，是重重的。是两个月的想念、三年的等待、一辈子的话。她回应了。她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能感觉到他在发抖。不是紧张，是克制不住了。
“砚洲，回家吧。我妈还等着呢。”
“好。回家。”
他发动车子，继续开。怀仁路的梧桐叶在风里沙沙地响，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来，光斑落在地上，像碎掉的金子。她看着窗外，他看着她。
“砚洲。”
“嗯？”
“你的新戏什么时候上？”
“下个月。”
“那我陪你看首映。”
“好。”
“砚洲。”
“嗯？”
“你的新剧本，我帮你选了第二个。你看了吗？”
“看了。”
“喜欢吗？”
“喜欢。”
“那你演吗？”
“演。”
“砚洲。”
“嗯？”
“你以后不要再叫我沈姐了。”
“那叫什么？”
“叫我的名字。”
“昭意。”
沈昭意笑了。他叫她的名字的时候，声音很低，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她在心里把这个声音存了下来，跟那些照片放在一起。
“砚洲。”
“嗯？”
“再叫一次。”
“昭意。”
她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窗外的京南四月，梧桐叶绿了，风暖了，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