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知道那张圣诞卡上的字不是她丈夫写的。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她怀孕六个月，医生让她躺在床上。平安夜那天傍晚，她丈夫说要去下城看一看那孩子，大衣穿上了，围巾也围上了，医院打来一个电话，他接完了，把大衣脱下来，挂回衣架上。
卡片是他的秘书寄的。秘书问他写什么，他说你看着写。
艾琳躺在床上，什么也没有说。
两年以后的除夕，那孩子来了。
是她丈夫打的电话，打了三回，前两回那孩子说有事，第三回才同意了。他来的时候是下午五点，穿着一件洗旧了的灰外套，手里拎着一盒街角面包店的饼干，盒子上的丝带系得很整齐。
他在门口跟她握手，用英文说晚上好。他的头发还是白的，长了，在后颈那里卷起来。
她说：“谢谢你来。”
孩子在里屋睡觉，下午发了一点烧，她丈夫说是出牙，不要紧。那孩子往里屋那扇门看了一眼，没有往那边走。
他在玄关换鞋，换完了，把鞋摆好，鞋尖朝外。她丈夫说坐，他才坐下，坐在沙发的边上，背挺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吃饭前，他在洗手间里洗手，洗了很久。出来的时候，他的手是红的。
晚饭吃得很安静。
她问他学校怎么样，他说在上一门宪法的课。她问他住在哪里，他说宿舍，在二十五街，上课要坐车去六十八街。
她丈夫说，那离家里不远，可以常回来吃饭。
那孩子拿着叉子，停了一下。
“礼拜六我在坚尼街做事，” 他说，“礼拜天要写作业。”
她丈夫没有再说什么。
九点多，里屋的孩子醒了，哭起来，额头烫手，三十九度一。她丈夫拿出一瓶退烧的糖浆，又拉开厨房的抽屉，翻出一只小勺子。
勺子是银的，柄上刻着一个字母，有一点发黑。
艾琳没有见过这只勺子。她丈夫把它冲了冲，擦干，量好了糖浆，一只手托着孩子的后脑勺，一点一点喂进去。孩子扭着头不肯喝，他也不急，等一会儿，再喂一点，嘴里拿德语轻轻哼着什么。
艾琳抬头，看见那孩子站在厨房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他在看那只勺子。
他看了很久。她丈夫没有看见他，喂完了，拿手背贴了贴孩子的额头。
那孩子转身走了。艾琳听见阳台门拉开，又关上了。
她拿了他的外套，推开阳台门出去。
那孩子站在栏杆跟前，看着东边。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到一边，露出后颈，瘦得看得见骨头。
东边是河，河那边是皇后区，一片灯，一直铺到看不见的地方。
“外面冷。” 她说着，把外套递给他。
他接过去，说谢谢，没有穿。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部灰色的诺基亚，看了一眼屏幕，没有电话，没有短信，又放回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拿出来看了一眼。
他看着东边，说：“那边有一座天桥。”
她等着他往下说。他没有再说。
从阳台上回来，那孩子看见水池里还泡着碗，说我来。
她说不用。他已经把袖子挽起来了。他洗得很仔细，盘子的背面也洗，洗完一只，擦干，摞得很齐。
“你在中心做什么？”她问。
“填表，帮人家填表。”
“什么样的人？”
他想了一下。“没有名字的人。”他说，“有的人有名字，可那名字不是他自己的。我帮他们把自己的真名字填上去。”
他洗完了最后一只碗，把抹布拧干，搭在水龙头上，搭得很平。
十点半，她把孩子哄睡了，出来的时候，书房的门关着，里面有人说话。
她没有进去，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孩子换下来的一件睡衣。
先说话的是她丈夫。
他说那几年情况很复杂，他母亲在慕尼黑，他自己在这里刚开始，医院的事，签证的事，样样都要他一个人来。他说你那时候已经十六岁了，很懂事，他以为你可以。
那孩子说话了，声音不高，一句一句，中间停很久。
他说：“我十六岁那年，你给了我一个地址、一把钥匙，还有一张表。那张表要监护人签字，是我自己签的。我照着你支票上的签名，签了你的名字。”
书房里没有声音。
“那年冬天锅炉坏了。有一天夜里，我把灶上四个炉头全打开，窗户也开着，在厨房里坐到天亮。我不敢睡，怕煤气中毒。”
艾琳攥着那件睡衣。
他说：“那年圣诞节，我收到一张卡片，不知道上面的字是谁写的。我收起来了，到现在还留着。”
她丈夫说了一句什么，说得很低，她没有听清。
“我不是要你跟我道歉。”
很长一段没有声音。
然后她丈夫换成了德语。
她丈夫跟她从来不说德语，跟孩子哼歌才说。
他说得很慢，她听懂了几个词。新的。生活。容易。我。
过了很久，那孩子说了一句德语，很短。她丈夫应了一声。
门把手转了一下。艾琳往后退进了卧室门口的阴影里。
那孩子从书房里出来，眼睛是干的，脸很白，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了，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她丈夫没有出来。
过了一阵，她丈夫又把那孩子叫进了书房。她切了一盘橙子端过去，在门外站住了。
里面她丈夫说：“哥伦比亚法学院管招生的人我认识。你别再去那个中心了。”
“中心里还有人等着我。”
“那么多人，你帮得过来吗？”
“我知道帮不过来。能帮一个是一个。”
她丈夫很久没有说话。
然后他说，你母亲那边也是这么想的，说你再这样下去，护照会出麻烦，还说你上回替人作证，作的是伪证。
“他们要我认的那句话，本来就是假的。”
“我说的是你自己，是你的前程。”
那孩子停了一下。
他说：“爸，那时候我要是不开口，他就得去坐牢。他要是坐了牢，我要前程还有什么用？”
她把那盘橙子放在门口的小柜子上，走开了。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她丈夫从书房里出来了，眼睛有一点红。
他开了一瓶香槟，倒了三杯。
谁也没有说话。
电视里，时代广场上那只大球一点一点往下落。她丈夫把孩子从里屋抱出来了，孩子睡得迷迷糊糊，头靠在他肩膀上。
十，九，八。
那孩子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三，二，一。
窗户外面放起了烟花，把客厅的墙照得一下亮一下暗。楼下街上有人在喊，有人按喇叭。
那孩子转了一下头。
他转得很快，往他左手边转过去，嘴唇已经张开了，要说一句什么。他左手边是她，抱着酒杯，站在沙发扶手旁边。
他看见是她，嘴唇停了一下，合上了。
他转回去，接着看窗外的烟花。
过了一会儿，他又去摸口袋里的手机，按出一串号码，看着它，拇指停在那个绿色的键上。
她看着他的拇指。
他没有按下去。他把那一串号码一个一个删掉了，把手机放回口袋。
她丈夫抱着孩子，站在窗户跟前。烟花把孩子吵醒了，看着窗外笑起来，伸手去抓玻璃。
一点钟那孩子要走。她丈夫说太晚了，住下来，客房收拾好了。
“我明天一早要去中心。”
他在门口穿外套。她丈夫递过去一个很厚的信封。
“这是今年的学费和房租。”
那孩子看着那个信封，没有接。
“我自己付得起。你留着，给他用吧。”
他朝里屋那扇门抬了一下下巴。
她丈夫的手举着信封，举了一会儿，放下了。
那孩子扣好外套，跟她握手，说新年好，又跟他父亲握手。握完了，他父亲的手伸过来，在他后颈上托了一下，托得很轻，马上就拿开了。
那孩子站住了。
他没有回头，站了一下，说：“新年好。”
门关上了。艾琳听见他下楼的脚步声，一层一层，走得很稳。
艾琳走过去，把她丈夫那只手拿起来，握在自己手里。手很凉。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
她去玄关关灯，看见地上他的鞋印，湿的，鞋尖朝外，停在门口，停了很久的样子。
玄关的柜子上，那盒饼干还没有打开，丝带系得整整齐齐的。
那年春天，那孩子又来过一回，来给他父亲送一份文件。
外面在下雨。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把文件交给她，文件袋淋湿了一个角，他拿袖子替她擦了擦。她请他进来喝杯茶，他说不了，有一个人下午要上庭，他得去陪着。
“什么人？”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一个人从福建过来的。他不会说英文，法官问什么，他都点头说是。”
她看着他。
“我去坐在他后头。他一回头，就知道有人陪着他。”
说完，他跟她点了一下头，走了。
电梯门关上以前，她看见他又从口袋里拿出那部手机，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