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议了三天。
第三天下午四点，法警来敲楼下那间小屋的门，说陪审团出来了。陪审团长是个戴眼镜的男人，站着念，一条念一句，有罪，或者无罪。起诉书上每一条都写着一个名字，念罪名的时候，书记员连名字一起念。
第七条，勒索，陈惠英。有罪。
第十四条，强迫□□，林美英。有罪。
第十五条，强迫□□，何丽娟。有罪。
第二十二条，伪造证件，一共四十一本，名字附在后面，没有念。有罪。
第二十九条，二级谋杀，林秀珍。有罪。
第三十条，二级谋杀，黄德源。无罪。第三十一条，过失杀人，黄德源。有罪。
三十一条里定了二十八条。念到后来，旁听席上有人在哭，声音压着，听不出是哪一个。
梁叔坐着，一条一条听完。念到何丽娟，他抬了一下眼睛。这个名字他记得，簿上她的名字画过一道红杠。
他的律师在本子上算了一个年数，推过来给他看。梁叔没有看。
宣判定在三个礼拜以后，也是一个礼拜一。
那天早上五点多，看守就来开门。梁叔已经起来了，坐在床沿上，那套深灰色的西装叠好了放在膝盖上。
律师在楼下等他，说今天没有什么要准备的，说话越少越好。开庭那天律师就是这么说的，祥哥作证那天也是这么说的。梁叔点了点头。
押送的车拐进包厘街，在披露街口等红灯。
街口那家饭馆的卷闸拉到底，上面贴着两张白纸。招牌换了，原来的红招牌拆下来了，新的还没有挂，门楣上空着一块，颜色比旁边浅。
梁叔看着那一块，一直看到绿灯亮了。
法庭里的人少了。
第三排还是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按着。
最后一排坐着赵六的老婆，手里攥着一条手帕。
证人席空着。
先判了赵六。
赵六站着，背弯着，听到年数的时候，回过头往最后一排看。他老婆把手帕捂在嘴上，没有出声。法警带他从侧门出去，他走过梁叔面前，没有看梁叔。
检察官请了两个受害人上来说话。
头一个是衣厂的女工，那天晚上从三楼的窗户爬出去，摔断了一条腿。她拄着拐杖站着说，说她一天只能站四个钟头，工厂不要她了。说完拄着拐杖走回去，拐杖头上的橡皮套磨穿了，在地上一下一下地响。
第二个是阿珍的妹妹，二十来岁，来了才一年。她手里拿着一张塑料壳的工卡，上面是阿珍的照片。她用福州话说了几句，说阿珍的女儿在长乐，今年八岁，还在等阿珍寄钱。
她说完了，把工卡举起来，转过来对着被告席，举了一会儿。法官叫她可以下去了，她才放下来。
律师站起来求情。说被告六十三岁，有高血压，年三十请过街上没有地方去的人吃饭，替同乡写信、找工、垫过医药费。他拿出一叠信，是街坊写来的，十一封。
法官把那叠信一封一封翻了。翻到最后一封，信纸是公所的，抬头印着红字，底下签了名。法官看了一眼，放在一边。
梁叔隔着一张桌子，认得那个签名。
三十年了，饭馆的房契、执照、税单，签的都是这三个字，关兆棠。
他把目光收回来，落在自己的手上。
“被告有没有话要说？”
律师按了一下他的胳膊。梁叔站起来，把西装的扣子扣上。
他说港普，说得很慢，翻译一句一句跟着翻。
“我一九六零年来的，坐船，船钱欠了七年。老板讲一句，我做一句。也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
法庭里很静。
“这条街上的人，来的时候没有床，没有名。我给他们一张床，给他们一个名字。他们欠我的，我记在簿上，一笔一笔，你们去对，一个字没有错。”
他转过头，看着那圈空着的木栏杆。
“那个孩子后来跑去住的那家人，白人仔的阿爸只给了白人仔一间空房子。我给了他一个名字。你们去问问他，到底是谁对他好？！”
翻译翻完了，看了法官一眼。
梁叔又往旁听席看了一遍，从第一排看到最后一排。签名的那个人没有来。
“你们叫我梁耀祖。” 他说，“这三个字，街上没有人记得。街上只记得梁叔。”
他坐下了，把扣子解开。
法官念的时候，翻译在他身边用广东话一句一句跟着说。
谋杀那一条判二十五年到终身，其余各条合并执行。
梁叔撑着桌面的手没有动。
法警走过来。梁叔自己把两只手伸出去，伸得很平，手腕并在一起。西装的袖子长了一截，法警把袖口往上推了推，扣上了。
他往侧门走，要从第一排的木栏杆跟前过。走到第三排跟前，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站起来了。
“阿顺。”她说的是福州话，声音不高，“你记不记得阿顺？”
梁叔站住了。法警推了他一下，他没有动，看着她。她两只手抓着那只布包，指头发白。
他点了一下头。
法警又推了他一下，他往前走了。侧门开了，又在他背后关上。
过了一个礼拜，律师来看他，隔着一层玻璃，拿电话说话。
律师说可以上诉，可以拿窃听令做文章，说它批得不合规矩。
梁叔听他说完。
“你的钱，是谁付的？”
律师拿着电话，没有马上答。
“我的委托人是你。”
“我没有问你替谁做事。” 梁叔说，“我问的是钱。”
律师把电话换到另一只手上。过了一会儿，他说，钱是关先生那边付的，
——关先生希望这件事就到这里为止。
梁叔像是懂了什么，点了一下头。
“行。不上诉了。” 他说。
他把电话挂回墙上，敲了敲玻璃，叫看守带他回去。
他分在洗衣房，叠床单，一天叠四百张，边对边，角对角。带班的看了两天，叫他去教新来的。
饭堂里礼拜三发水果，有时候是苹果，有时候是橙子。发橙子那天，他坐在靠墙那张桌子，把橙子剥开，把白筋一根一根撕下来，撕得干干净净，放在盘子边上，没有吃。坐在他对面的人看了他一眼，伸手拿过去吃了。
开春以后，里面来了一个唐人街的后生，认得他，叫他梁叔，跟他说外面的事。
说披露街那家饭馆重新开了，换了名字，现在是关老板的侄子在管。说那孩子去了皇后区一家修车铺，现在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梁叔没有问是什么名字。他把手里那张床单抖开，对齐了边，叠起来，放在推车上。
那年一月一号，他跟看守要了一张信纸，一支短铅笔。
晚上关了灯，他借着走廊里透进来的光，在信纸最上面写了两个字，阿华。
底下空着。
他拿着铅笔坐了很久，后来把信纸叠成四折，塞进枕头套里，又压在了枕头底下。
墓园在皇后区，阿顺葬在靠铁丝网的那一排，墓碑是小块的，平放在草地里。
阿顺的母亲春天从外州搬过来，住在法拉盛一个同乡家里，替人带孩子，礼拜天放一天假。每个礼拜天她都来，坐两趟车，带一把扫帚，把碑上的落叶扫干净。
十一月里的一个礼拜天，她扫完了叶子，直起腰来，看见那孩子站在两排以外，穿着一件灰毛衣，手里什么也没有拿。
她认得他。三月里认阿顺那天，是他站在那个窗口跟前，把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的话一句一句说成福州话给她听。
他走过来，在三步以外站住了。
“阿姨。”
她没有应。
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卷钱，用橡皮筋扎着，扎得很紧。他把钱放在阿顺的碑旁边，又往后退了一步。
“这是阿顺的钱，他没有花完。给小梅和孩子。”
她蹲下来，拿起那卷钱。橡皮筋勒进了纸里，她拿指甲抠了一下，没有抠开，就那样攥在手里。
“你什么时候回福州去？” 她问。
“不回去了。” 他说，“以后我就在这里了。”
她看了他一会儿。
“你走吧。”
他点点头，转过身，往墓园门口走，一直走到铁门那里，没有回头。
她把那卷钱放进外衣的口袋里，按了按，又拿起扫帚，把碑上刚落下来的一片叶子扫掉了。
过了一个礼拜，她又来扫碑，在墓园门口碰见一个男孩。
高个子，白头发，穿着一件旧的蓝外套，手里拿着一束白菊花，站在铁门外面。她认得他。法庭外面那条走廊上，他在长椅上坐了一整天，等到那孩子作完证从门里出来，他站起来，那孩子没有往他那边看，他又坐下了。
他看着铁门里面一排一排平放在草地里的碑，一块一块地看过去，看不出哪一块是。
年轻人跟她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句英文。
她听不懂，只听出里面有一个名字，阿顺。
她带他进去，走到靠铁丝网那一排，指给他看。
年轻人蹲下来，把花放在碑上，蹲了一会儿，站起来，跟她又点了一下头，走了。
她蹲下来，拿扫帚把碑边上的落叶扫开，没有碰那束花。
花扎得很仔细，底下用一根红线绑着，红线打了一个结，打得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