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一上午九点差五分，燕伯到了霍根广场一号。
他没有预约。门口安检的警察问他找谁，他把罗森给的那张名片翻过来，念了背面那个助理检察官的名字，又念了那个警探的名字和警号。警察看了看他，打了一个电话，叫他在大厅里等。
他在大厅的长椅上坐了四十分钟。来来往往的人都是夹着公文包的，皮鞋底踩在石头地上，嗒嗒地响。他把那个本子拿在手里，没有翻开。本子上那一页，他昨天夜里在桌边抄了一份，一个字也不差。原来那一页还留在本子里，抄的那一份折好了，夹在封皮底下。
下来的是那个警探，还是那件灰夹克，手里端着一只纸杯。他在燕伯旁边坐下来，也不客套，问他什么事。
燕伯把抄的那一份递给他。
警探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看到车牌那一行，停住了，抬起头。“这些都是你写的？”
“对，现场写的，看着表。”燕伯说，“那个人讲的是中文，我听不懂。旁边有个律师听见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写在最底下。”
“你一个人上去的？”
“两个人。”
警探看着那张纸，拿纸杯嘬了一口咖啡，又放下了。
“这个人我们认得。” 他说，“给梁跑腿的。”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揣进了夹克里面的口袋。站起来的时候，他又低头看了燕伯一眼。这一回他看的是燕伯手里那个本子。
“下回别往上走。” 他说，“下楼，找电话，打911。”
“陈姨一个人在屋里。” 燕伯说。
警探没有接这句话，端着纸杯走了。
那天下午，燕伯开始找老林。
他坐在电话旁边，面前摊着那份纸。纸上是黄律师写的两个名字：头一个是林德水，后面跟着拼音和生日；再往后是陈姨老公的名字。他拨了头一个号码，按一，按二，按三，听那支翻来覆去的曲子，等到有人接起来，就把名字和生日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过去，念完了，再请对方念一遍给他听。
对面说不在这里，他就问那应该打哪里，对面给他一个号码，他记下来，挂了，再拨下一个。有一个女人嫌他问得多，问他是那个人的什么人，他说是证人的朋友，又说案子在曼哈顿检察官那里，报了助理检察官的名字。
女人在那头停了一下，叫他等一等。
等到燕伯打到第九个电话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很困，问清楚了名字，在那头翻了一阵纸，翻得哗哗地响。林德水，关在瓦里克街，遣返的命令已经下了，礼拜五早上会送去机场。至于陈姨的老公，被关在皇后区的另一个地方，下个月开庭。
燕伯握着听筒，手一下子就攥紧了。
“礼拜五早上。” 他说，“几点？”
“这个我不能讲。”
“管他的人叫什么？传真号码多少？”
男人又停了一下，好像没有想到他会这么问，后来还是讲了。
燕伯一样一样记在纸上，记完了，又念了一遍，对面说对。说了句谢谢，便挂了电话。才发现自己的耳朵让听筒压得生疼，左边那只耳朵里嗡嗡地响。
他看着纸上那一行，礼拜五早上。
今天是礼拜一。黄律师讲过，她礼拜四上午才能空出来。礼拜四上午去，礼拜五早上老林就上飞机了，中间只隔着一个晚上，检察官那边要找人，要发传真，要等人回话，一个晚上是不够的。
他把电话又拿起来，拨了黄律师名片背面那个号码，是她白天上班的律师行，总机转了两回，才找到她。他把事情讲了，讲得很短，讲完了，那边半天没有出声，后来她说，礼拜四太晚了。她去跟老板请假，礼拜三上午去，她先往检察官那边打电话约。
“我把传真号码念给你。” 燕伯说。
挂了电话，他又拨了一个号码，是坚尼街那个华人中心，请值夜班的人转告陈姨，她老公关在皇后区，下个月开庭，人还在。值班的人问他是谁，他说是放米的那个人。
礼拜二晚上，他跪在床边，把手伸到床底下靠墙那头，摸到了那只枕套。
枕套口子上拧着两圈，还是华龄儿那天拧的，一点也没有松。他把它拖出来，没有解开，又拉开壁橱，从纸箱里找出那只折了两折的塑料袋，袋口也没有打开，连同枕套一起装进一只大的牛皮纸信封里，信封口用胶带封了，在封口上写了日期，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在一张纸上一样一样写下来：这只枕套是什么时候放到床底下的，是谁放的，复印以后原件放回了哪里，中间有谁碰过。写到碰过，他写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华龄儿，一个是他自己，写完了，又看了一遍，没有改。
礼拜三上午十点，他和黄律师坐在了霍根广场一号那张长桌边上。
还是那间屋子，还是那张长桌，桌子一头坐着那个打领带的助理检察官，另一头坐着那个警探。燕伯坐的那把椅子，就是上礼拜四华龄儿坐过的那一把，背对着门。这一回门关严了。
那只牛皮纸信封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助理检察官先讲了一段，讲得很客气，说他来是自愿的，随时可以走，讲的话会记下来，以后可能会用在法庭上。黄律师在旁边听着，讲到一处，插了一句，助理检察官点点头，把那句话又讲了一遍，讲得更清楚了。
然后助理检察官问：“你今天来，想讲什么？”
“华龄儿在笔录里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燕伯说，“那句是假的。”
屋子里静了一下。记录员的手指搁在机器上，没有动。
燕伯就从头开始讲起。
讲那天夜里他趴在床边，把枕套从床底下拖出来，先把样子看清楚，记住了，才伸手进去；讲他走到两条街外那家通宵开门的复印店，在最里面那台机器跟前，每样印了两份；讲他十点多赶回来，把原件照着原来的样子放了回去；讲他第二天下午去了分局，把一份复印件交给了桌子那头的那个人，要了一张收据，要他写上名字，写上警号，另一份锁在学校的柜子里，到今天还在。
讲到这里，他把收据从钱包里抽出来，摊在桌上，又把那只牛皮纸信封往前推了推。
“原件在这里。” 他说，“我没有打开过。封口上有日期。”
助理检察官看着那只信封，没有马上去拿。他看了警探一眼，警探把身子往后一靠，两只手抱在胸前，脸上好像有一点笑，又没有笑出来。
“你今天讲的这些，” 助理检察官说，“对你自己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知道。” 燕伯说，“妨碍起诉罪，明知道知道他犯了罪，还存心帮他躲开抓捕。但是我没帮他躲。簿子是我自己送来的。”
助理检察官的眉毛抬了一下，看了黄律师一眼。黄律师没有说话，只是把面前那几页纸往他那边推了推，最上面一页，是燕伯在图书馆抄的那一条。
“那他为什么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为了护着我。”
“他还说，他是在利用你。” 助理检察官说，“是这样吗？”
“不是。”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
燕伯坐在那把椅子上，两只手放在桌上，手底下就是那张收据。
他想起上礼拜四，华龄儿就坐在这里，检察官问到这一句，门里面静了一下，然后说，没有关系。
“他住我那里，是我叫他住的。” 燕伯说，
“我们一起过日子。他做饭，我也做饭。他受了伤，药是我给他上的。”
他停了一下，
“床，饭，暖气，他说的那些都有。可是不只那些。”
记录员的手指动起来了，咔嗒咔嗒地响了一阵。
助理检察官没有再往下问。他把那只信封拿过去，看了看封口上的字，交给了警探。警探接过来，掂了掂，搁在自己手边。
“我那天就跟你讲过了，” 警探对助理检察官说，“收据上是他的名字。”
“那一句我们本来就没信。” 助理检察官说，转过来看着燕伯，“可是你自己来讲，跟我们查出来，不一样。”
燕伯点了一下头。
“还有一件事。” 他说。
他把那份纸拿出来，摊开，指着中间那一行。
“林德水。” 他说，
“船上的事，只有他亲眼见过。人关在瓦里克街，遣返令已经下了，礼拜五早上就送去机场。管他的人叫什么，传真号码多少，我都写在这里。”
助理检察官一下子坐直了。
他把那张纸拉过去，看了一眼，抬起头来看着燕伯，又低下头去看了一眼，然后站起来，打开门，朝外面喊了一个名字。一个年轻女人跑进来，他把那张纸交给她，讲得很快，燕伯听清了几个词：重要证人，扣下，今天下午以前。
女人拿着纸跑出去了。助理检察官站在门口，过了一会儿，才走回来坐下。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打电话。” 燕伯说。
“打了几个？”
燕伯想了一下。“九个。”
助理检察官看着他，没有再说什么。警探在桌子那头站起来，走到燕伯跟前，从夹克口袋里摸出那张折起来的纸，就是礼拜一燕伯交给他的那一份，在他眼前晃了一下。
“这个人，” 他说，“昨天已经带进来了。在坚尼街一家茶楼里，正吃早茶。叫梁盼，是梁耀祖的外甥。”
他把那张纸又揣了回去，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回过头来。
“你那个本子，” 他说，“别丢了。”
出来的时候是中午。
霍根广场的风很大，黄律师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站在台阶上，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你以前跟检察官打过交道？” 她问。
“没有。”
黄律师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下了台阶，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礼拜五早上她打电话去瓦里克街问一声，问到了，就告诉他。
那天下午他没有马上回去，从霍根广场一路往东走，走到了东百老汇。鱼铺还开着，门口那块湿木板上的冰碴子化了一半，有一条鱼滑到了板子边上，没有人去捡。一个男孩拎着一只白色的塑料桶出来，往街边的水沟里倒冰水，倒完了，直起腰来咳了两声。那个男孩不是长乐仔，比长乐仔还小，十三四岁的样子，也穿着一条拖到小腿的黑胶皮围裙，袖子挽得高高的，两只手冻得通红。
燕伯在街对面站住了，看着那个男孩。男孩没有看见他，拎着空桶，低着头走回了鱼铺最里面。
他站了一会儿，才接着往前走。
礼拜五早上九点，黄律师打电话来了。林德水没有上飞机。
礼拜一，探视批下来了。罗森在电话里把时间和地方念给他听，叫他带上身份证件，不要带包，不要带吃的，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带了也送不进去。燕伯一样一样记在电话旁边那张纸上，记在母亲抄的那几行底下。
礼拜二下午三点，他到了白街。
看守所是一栋很高的楼，灰扑扑的，窗户又窄又小，一格一格地排上去，从街上看，看不出哪一格里有人。
罗森已经在大厅里等他了。她坐在靠墙的长椅上，看见他，偷偷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笔录，递给他。
燕伯看了几行，就翻到最后一页。这些话他那天隔着门已经听过一遍了，现在印成了字，底下签着华龄儿的名字，他看着，心里还是一紧。他把笔录合上，还给了罗森。
门口排着一队人，大多是女人，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拎着一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叠好的衣服。
燕伯排在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后面。孩子趴在她肩上，嘴里含着自己的手指。女人回头打量他，眼睛在他头上停了一会儿，又转了回去。
进去要过好几道门。登记，看证件，口袋里的东西都锁进一只小柜子里，柜子的钥匙交给窗口里的人。然后是一道铁门，开了，进去，在身后关上了，前面又是一道。燕伯跟着那队人往里走，每过一道门，就听见身后咣的一声，咣的一声，那声音一直响到他胸口里去。
探视室是一间长长的屋子，中间从头到尾隔着一道墙，墙的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玻璃，玻璃很厚，一格一格地用铁框子隔开，每一格前面摆着一张圆凳，墙上挂着一只黑色的电话听筒。燕伯坐在第七格前面。玻璃那一边也是一张圆凳，也挂着一只听筒，凳子后面是一扇门，门上有一个小窗。
他等了快二十分钟。
门开了，华龄儿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身灰蓝色的衣服，上衣和裤子是连在一起的，太大了，裤脚堆在脚面上，袖子长出了一截，跟去年冬天穿燕伯那件毛衣的时候一样。他的头发比上回见的时候又长了一点，刘海垂下来，快挡住眼睛了。他走到玻璃跟前，看见燕伯，脚步停了一下，然后才在圆凳上坐下来。
两个人隔着那块玻璃看着。
燕伯先把听筒拿了起来。华龄儿看了他一会儿，也拿了起来。听筒里沙沙地响，好像隔着很远的路，然后是华龄儿的呼吸声，很轻，一下，又一下。
“你来做什么？”
燕伯握着听筒，手心里一下子就出了汗。他在路上想过好多句话，排过好多遍，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来看你。” 他说。
华龄儿没有说话。
燕伯看着他，从额头看到下巴，一样一样地看。脸瘦了，颧骨那里更尖了，嘴唇有点干，起了一点皮。左边的肩膀往下塌着一点，比右边低，那件灰蓝色的衣服在那里绷出了一道褶子。
“药膏有没有？”燕伯问。
“有。”
“谁给你擦？”
华龄儿停了一下。“医务室。一天一回。”
“一回不够。” 燕伯说，“那块新皮要擦两回，早上一回，晚上一回，不擦就会裂。”
“我知道。”
“疼不疼？”
“不疼。”
燕伯看着他。华龄儿也看着他，没有躲开，过了一会儿，嘴角动了一下，好像要笑，可是没有笑出来。
“你每回问，我每回都讲不疼。” 他说，“你还问。”
“你每回都骗我。” 燕伯说。
华龄儿低下头去了。
燕伯看着玻璃后面的他，忽然想起，以前他是在窗户外面的。
前年冬天，华龄儿在他窗户外面躲过一回。
这件事他是那天坐在检察官门外的长椅上，隔着门才听见的，就那么一句，别的华龄儿没有讲。他想，那时候屋里亮，外面黑，他大概坐在桌边吃饭，一回也没有抬头，看见的只有玻璃上自己的影子。那时候是华龄儿在外面看着他，现在是他坐在外面，看着华龄儿。中间都隔着一块玻璃。
玻璃上有一层旧的指印，一圈一圈的，是以前坐在这里的人留下的，有大的，有小的，有的很低，是小孩子的。燕伯看着那些指印，看着玻璃后面那个低着的头，那截露在领口外面的后颈。进来以前，他每天夜里都把手放在那里。现在隔着这块玻璃，一个巴掌那么厚的玻璃，他伸手也够不着了。
“罗森来过了。” 华龄儿说，没有抬头，“她讲，你去了检察官那里。”
“去了。”
“你讲了什么？”
“讲实话。”
华龄儿一下子抬起头来，看着他，眼睛里那一点东西闪了一下，又硬了下去。
“我叫你什么都不要讲。”
“我听见了。” 燕伯说，“我没有答应。”
华龄儿握着听筒的手攥得很紧，指节都攥白了。他张了张嘴，好像要讲什么很重的话，讲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咽了很久，才换了一句。
“你知不知道，他们可以告你？”
“知道。” 燕伯说，“我去图书馆查过了，那一条告不了我。簿子是我送去的，我也没帮你逃跑。”
华龄儿看着他，半天没有出声。
“老林没有上飞机。” 燕伯说，“礼拜五早上本来要送走的，检察官把他扣下来了，扣到开庭以后。陈姨的老公在皇后区，人还在，下个月开庭。我叫人告诉陈姨了。”
华龄儿还是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才问：“你怎么找到的？”
“打电话。”
“打了多少个？”
“很多个。”
华龄儿低下头去，把听筒换到了左手，右手放在膝盖上，指头一下一下地抠着那件灰蓝色衣服的布，抠了很久。燕伯看着那只手，猜他是在算，算那些电话，算那些按一按二的录音，算瓦里克街，算礼拜五早上。他算不清楚，就一直抠着那块布。
“下礼拜三，” 华龄儿终于说，“大陪审团。罗森讲的。”
“我知道。她跟我讲了。”
“讲完了，还要等。等多久不知道。” 华龄儿说，“你不要再来了。”
燕伯握着听筒，没有出声。
“这里每一回有人来看，都有记录。” 华龄儿说，“谁来的，坐了多久，都会写下来的。” 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不要来了。你讲你的，我讲过的话，还是那样。”
“让他们记。” 燕伯说，“我礼拜二来，就记礼拜二。”
燕伯才反应过来，停了一下，又问：“还是哪样？”
华龄儿看着他。
“我讲过了。” 华龄儿说，“我利用你。你那里有床，有饭，警察不会去查。你一个人，没有人管，我对你好一点，你就让我住。我跟检察官讲的，就是这样。我跟你讲，也是这样。”
他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跟那天在那扇门后面讲的一模一样，连停顿的地方都一样。燕伯坐在那里，听着听筒里那个声音，又听了一遍。这一回不隔着门了，那个人就坐在他对面，眼睛看着他，嘴唇一张一合，讲的是这些。
燕伯把听筒从耳朵上拿开了一点。
他想起那个礼拜六在父亲的书房里，他撑着写字台，跟父亲讲他怕的是什么。
他怕的不是华龄儿撒谎，是华龄儿真的以为只有这一个办法。现在那个人就坐在玻璃后面，还在用这一个办法，一遍一遍地用，用到他自己都快信了。
燕伯又看了一眼那块玻璃。
这块玻璃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心里清楚得很。
是三月二号那天夜里过了十点，他坐在电话旁边，看着墙上的钟，在心里加了六个钟头，拿起听筒拨了慕尼黑的号码。他打了那个电话，母亲就来了，母亲来了，罗森就来了，罗森来了后，华龄儿就坐进了那间屋子，讲了那么多，讲完了，就坐到了这块玻璃后面。
那个电话他不后悔，到现在也不后悔。不打那个电话，华龄儿这时候也许还睡在靠墙那一半，可是梁叔的人迟早会找上门来，那就不是一块玻璃的事了。可是那个电话也是有账的，前面那一张是律师的钱，他在练习本上每一笔都记了账，以后自己还；这一张是这块玻璃，也是他自己的。
他把听筒重新贴回耳朵上。
“好。” 他说。
华龄儿愣了一下。
“你利用我。” 燕伯说，“好。你讲你的，我不跟着你讲。我在检察官那里讲的是真的，到哪里我都这么讲。”
他把左手抬了起来，平平地按在了玻璃上。玻璃是凉的，凉得像冬天的窗户。他的手很大，五根手指张开，按在那一格玻璃的正中间，按在那些旧的指印上面。
“那这一回，你就当是利用。”
华龄儿看着那只手，没有动。
“好好活着，直到下一次见面。好吗？” 燕伯说，
“你就利用我这个。我礼拜二来，你就为了礼拜二，把药擦了，饭吃了，夜里好好睡觉。你不是会算账吗？你就算我欠你的。我来一回，你就多活一个礼拜。你就这样利用我。”
听筒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连那个沙沙的声音也没有了，好像线断了一样。
华龄儿坐在玻璃那一边，看着那只手，看了很久。燕伯也不催他，就那样按着，胳膊抬酸了也不放下来。
后来华龄儿把那只抠着膝盖的右手抬了起来，抬到一半，停住了。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门上那个小窗里有一个狱警的半张脸，正往别处看。
他转过来，那只手又停了一下，才慢慢地按在了玻璃上，按在燕伯那只手的对面。
他的手小一圈，指头细，指甲剪得很短，指节上有一道一道的旧印子，是以前收账的时候磕出来的。两只手隔着玻璃对着，没有对齐，华龄儿的手往下偏了一点，五根手指正好按在燕伯手心的位置。
燕伯觉出玻璃那一边的温度，一点一点地透了过来，很慢，透过来的时候已经不怎么热了。
“你这个人，” 华龄儿说，声音哑了，“算账都算不清楚。”
“我是算不清楚。” 燕伯说，“你算。”
华龄儿没有再说话。
他按着那块玻璃，低着头，刘海垂下来，把眼睛遮住了。燕伯看不见他的眼睛，只看见他的下巴绷得很紧，绷了很久，才松开一点，喉结在那件灰蓝色衣服的领口里动了一下。
“时间到了。”
是狱警的声音，从华龄儿背后传过来的，听筒里也听得见。
华龄儿把手从玻璃上拿了下来。拿下来的时候很快，好像怕慢了就拿不下来。他站起来，把听筒挂回墙上，挂歪了，也没有扶。
“我下周还来。”燕伯说。听筒那头已经没有人了，华龄儿听不见。
燕伯还拿着听筒，手还按在玻璃上。
华龄儿走到门口，回过头来，隔着那块玻璃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听筒已经挂上了，燕伯听不见他讲的是什么。只有两个字，很短。
门开了，又关上了。
燕伯把手从玻璃上拿下来。玻璃上留下了一个手印子，雾蒙蒙的，旁边还有一个小一点的，靠下一点，两个印子挨在一起，挨了一会儿，从边上开始一点一点地淡了，后来就看不见了。
他从那几道铁门里一道一道地走出来，咣的一声，咣的一声。走到最后一道门外面，从小柜子里拿回了钥匙和钱包。罗森在大厅里等他，叫了他一声。他跟着她走了出去，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站了很久。
那两个字是什么，他一路上想了很多遍。可能是礼拜二，也可能是回去，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他想不出来，后来也就不想了。不管是哪两个字，他礼拜二都会来。
出了白街，罗森从包里拿出手机，拨了黄律师的号码，递给他。
燕伯问黄律师，下礼拜三大陪审团那天，他能不能进楼里去等。黄律师说不能，又说她去问问罗森，那天押人的车从哪个门进出。罗森就站在他旁边，把手机接过去，讲了几句，告诉他是哪个门。
燕伯说好，把那个门记在本子上。
那天夜里，他把罗森那几页纸摊在桌上，一行一行地看，看到华龄儿拿笔画过道道的那几个字，就停下来，把那个字念一遍。
念完了，他去卫生间拿了那管药膏，拧开盖子闻了闻，又拧上，放回镜子底下原来的地方。
睡觉以前，他把厨房的灯开着，进了卧室，躺在外面那一半。
他把左手抬起来，看了一会儿，那只手刚才按过玻璃，现在还觉得是凉的。他把那只手放在靠墙那一半的床单上，跟礼拜六一样，手心朝下。
这一回他没有等它焐热，就睡着了。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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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第 81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