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礼拜六夜里到的，下了飞机，就住进了中城的一家旅馆。她在电话里说，礼拜天上午十点过来。到了礼拜天，十点整，楼下的门铃就响了。
燕伯下楼去开门。母亲站在台阶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手里拎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她的头发染成了深褐色，剪得很短，比他记得的还要短，两只耳朵都露在外面。她一看见他，就先把公文包换到左手，伸出右手抱了他一下。抱得很快，一抱就松开了，又仰起脸来，把他的脸看了一遍。
“你长高了。” 她说的是德语，“上去吧，外面冷。”
上了楼，母亲一进门就站住了，把屋里看了一圈。沙发扶手上叠着毯子，厨房的灯大白天也还开着，卧室门口站着一个人，黑头发，衬衫扣子一直扣到了最上面那一颗，两只手垂在身子两边。母亲看着他，他也看着母亲。
“你是华龄儿？” 母亲换成了英语，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是扬的母亲。”
华龄儿点了一下头，叫了一声太太。
母亲也没有跟他寒暄。她在桌边坐下来，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文件夹、一本黄色的横格本和一支钢笔，把笔帽拔下来套在笔尾上，这才抬起头看着华龄儿，拿笔尖朝对面那把椅子点了点。华龄儿走过去坐下了。燕伯没有坐，就站在桌子旁边。
“全名。” 母亲说。
华龄儿说了。母亲照着他念的音写下来，又把本子转过去给他看，问他拼得对不对。他看了一眼，说对。
“出生日期。”
华龄儿停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燕伯却看见了，看见他的眼睛往桌面上落了一落，才又抬起来。
“一九八〇年，一月一号。”他说。
母亲低着头写，没有抬眼。“入境的时间，从哪里入境，怎么入境的。”
华龄儿就一样一样地答，每一样都答得很短。母亲也一样一样地写，写满了一页，翻过去，又接着往下写。
“有没有证件？” 她问，“护照，出生证明，什么都行，只要上面有你的名字。”
华龄儿把手伸进外套里，摸出那只塑料皮夹，从里面抽出那张叠成四折的纸，打开了，推到她面前。母亲拿起来，先翻过去看了看背面，又翻回来，看了很久，才把它放下。
“就这个？”
华龄儿的手在胸口那里按了一下，又放了下来。
“就这个。” 他说。
母亲点了一下头，把那张纸照着原来的折痕叠好，推回给他。接着她把本子翻到新的一页，从上往下写了几行，一行一个日期。
礼拜四上午十点，律师事务所，地址她写在旁边了；律师姓什么，她也写上了；要带去的东西，有那张纸，有那个警探的名字和警号，还有燕伯手里那张收据；律师会问很多事情，什么都要讲，做过的事也要讲，不能只讲别人对你做了什么。
“在这里，我不是律师。” 她对华龄儿说，“我管不到纽约的事。我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把东西理清楚，理清楚后，再把这些交给能办这些的人。”
华龄儿看着那一页纸上的字。那些字他大概认不全，可是他看得很仔细，一行一行地往下看。
母亲这才转过身来看着燕伯，又换回了德语。
她先问他学校怎么样，功课跟得上跟不上，他说跟得上。她又问大学那边有没有消息，燕伯说有，信来了。
“怎么样？”
“录取了。” 燕伯说，“我不去了。”
母亲手里的笔停住了。她看着他，看了很久，才开口。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这件事，” 母亲说，“我们以后再说。”
燕伯没有答话，往旁边看了一眼。
华龄儿还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睛从母亲的脸上移到他的脸上，又从他的脸上移回母亲的脸上，好像想从他们的嘴上认出一两个字来。他们刚才说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懂。
燕伯看着他那个样子，忽然就想起了东百老汇那栋楼的门口。那天阿婆冲他说了一串话，他站在台阶底下，也是这样看着人家的嘴，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能等着人家拿手比划给他看。
那时候站在外面的是他，现在换成了华龄儿。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燕伯说。
这句话他本来没有打算问，可是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了。
母亲把钢笔从右手换到左手，又换了回来。
“因为这一回，你开口了。” 她说，
“你打电话给我，你说，你要一个律师。我跟你讲过的，你需要什么，要说出来，你不说，我是不会知道的。这一回你说了，所以我来了。”
燕伯站在那里，觉得她说得一点也没有错。
去年秋天她打电话来，问他好不好，他说很好；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什么都不需要。他没有开口，她就没有来，这个道理他是想得通的。
可是想得通又怎么样呢？心里那一块还是空着。从慕尼黑寄来的卡片，圣诞节一张，生日一张，最底下一行都写着照顾好自己，他也就自己照顾自己。
前年冬天他刚一个人搬进这屋里的时候，才十六岁，连自己要什么都还说不清楚，又叫他怎么开这个口呢？
他又看了一眼母亲手底下那本黄本子，一页一页，写满了日期和地址。他想起分局那天下午，自己站在柜台前面，跟那个人要一张收据，要他写上名字，写上警号。那张收据现在还夹在他的钱包里。
原来他也是这样的，事情一来，先把东西一样一样理清楚，心里怎么想，都放到后面去。
“扬？”母亲说。
“我听见了。” 他说。
母亲也没有再说什么。她把本子上那一页撕下来，递给燕伯，又照着那几行重新抄了一页，撕下来给了华龄儿，本子她自己收着。快到中午的时候，她把东西一样一样收进公文包，站起来，穿上了大衣。
走到门口，她对华龄儿说：“礼拜四，十点。东西都带上。”
华龄儿点了点头。
她又转过来看着燕伯，伸手替他把衣领翻好，用德语说了一句照顾好自己，跟卡片上写的一模一样。燕伯说他知道。她就开了门，下楼去了。
门一关上，屋里一下子就静了。燕伯站在门口，听着她的脚步声一层一层地下去，一直下到底，楼门砰地响了一声。
“你们讲了那么久，” 华龄儿说，“讲的是什么？”
燕伯转过身来看着他。抽屉里那封信还压在最底下，他想了一下。
“就只讲了你的事。” 他说。
华龄儿看了他一会儿，也没有再问，低下头，把那张抄着日期的纸叠成四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了塑料皮夹里，跟那张旧的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