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镜之后，沈溪画又做了病理和影像检查。
结果出来那天，我们坐在消化内科外面。她没带平时工作的手机，手里只拿着那本冰岛旧杂志。杂志是我们出门前从书架上取下来的，她说等号的时候翻一翻，总比盯着叫号屏好。
可她却一页也没翻。
医生把我们叫进办公室，说了病名和分期。胃癌，中晚期。后面的内容我听得不清，手术、药物、进一步评估，每个词都认识，连在一起却需要反复确认，我想我那时一定是不可置信的。
沈溪画比我先开口：“如果治疗，能有多大概率治好？”
医生没有给她一个轻巧的保证，只解释了目前可能争取的方案，以及每种方案要承担的代价。
她认真听完，又问：“如果不治呢？”
我在旁边叫她：“溪画。”
她转过头：“我只是想问清楚。”
那天我们拿了更多检查单，也拿了另一家医院的地址。医生应该是早已看惯人间生死，没有催我们当场决定，让我们回去考虑，尽快再来。
走出医院，她还惦记着之前说好的火锅。
我说：“你现在还吃什么火锅？”
她想了想：“那喝粥吧。”
我们去了医院附近的一家粥店。她点了青菜粥，吃到一半便放下勺子，说饱了。我没有劝她再吃，只把剩下的半碗挪到自己面前。
她看着我：“你刚才是不是没听懂医生说什么？”
“听懂了。”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在想哪家医院更好。”
她点点头：“好，你慢慢想。”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替她挂了三家医院的号。每次她都去，医生问什么，她就答什么，检查也一项项做完。我查资料，记下不同方案的名称和副作用，夜里睡在客厅，怕翻来覆去影响她。
有一次她半夜出来倒水，看见我还坐在电脑前，便站在桌边问：“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找的医院够多，总会有一家说出你想听的答案？”
我合上电脑：“早点睡。”
她没有走：“江湿砚。”
“明天再说。”
“你现在不愿意听我说，明天也不会愿意。”
我不想在医院之外的地方跟她讨论这些。仿佛只要不说出口，事情便还能停在检查结果以前，停在我们计划吃火锅、交房租和往铁盒里放钱的日子，可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回。
她拉开椅子，在我对面坐下。
“我不想做抗肿瘤治疗。”她说。
我盯着她：“你再说一遍。”
“我不想把剩下的时间都放在医院里。手术、化疗，这些我都问清楚了。可能多争取一些时间，也可能一直在应付副作用。我不想那样过。”
“可也可能有效。”
“是。”
“有效就能多活几个月。”
“也可能没有。”
我站起来，椅子在地上擦出很响的一声：“你拿一个‘可能’，就要把另一个可能放弃？你同意我都不会同意的。”
沈溪画抬头看我，脸色比前几天更差，语气倒很平静：“所以这是我的身体，我得选一个自己愿意承担的。”
“那我呢？”
她没有说话。
“你问我愿不愿意了吗？你想过我怎么选吗？”
“我想过。”她说，“就是因为想过，才一直陪你去医院。我知道你不会轻易接受，可你不能替我算，哪种日子更值得。”
我觉得她残忍。明明是她要离开，却还能坐在那里，一条一条告诉我她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那天我们没有谈出结果。
我睡到沙发上，半夜听见她起来吃药。她没有开灯，吃完便回了卧室。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最后还是走进去，躺在她身边。
她背对着我，说：“我以为你今晚不来了。”
“这是我家。”
“也是我家啊…”
“知道就好。”
她往旁边挪了一点，给我腾出位置。我从后面抱住她，手臂收得很紧。她从不喊疼，只是过了很久，轻轻拍了拍我的手。
在深夜里，颤抖的气息，彼此可知；跳动的心脏，彼此可闻。
“我不是想少陪你。”她说。
“嗯。”
“我只是想在还能出门的时候，多出去几次。想在人生的最后时光过点好日子，也想把该去的地方去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哪里。
“冰岛？”我问。
“嗯。”
“那本杂志都被你翻烂了。”
“所以得去看看真的。”
第二天，我们又去见了一次医生。这次我没有只顾着问怎样把她留下来，也问了如果她选择舒缓治疗，接下来的疼痛、进食和日常用药该怎样处理。
医生给了我们很具体的建议，也提醒旅行必须根据她的身体状况决定，不能把行程安排得太满。
沈溪画听得很认真，出诊室后对我说：“谢谢。”
我说：“我还没同意。”
“那你慢慢同意去吧，我可不等。"
“你别总把这句话还给我。”
她笑了：“有用就行。”
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同意，我至今也想不明白。
我只是替她准备了药，向公司请了长假，又把冰岛的行程重修了好几遍，原来我们想做环岛旅行，最后只留下几座城市和几片海岸。每天走的路不能太多，住宿附近要有吃饭的地方，车程长的日子之后必须空出一天休息。去网上找了很多行程，想了想，最终还是算了。
沈溪画看完行程，说：“这样也挺好，我们本来就不该去太多地方。”
“为什么？”
“去多了，下次就没有借口再来。”
我没有接话。
出发前一晚，她把看鸟基金的铁盒倒空，纸币和硬币铺了一桌。我们数了两遍，数额离原定的旅行预算还差一些。她把硬币一枚枚收回去，说剩下的以后再攒。
我说：“不用以后。”
她抬头看我。
“这次先去。”我把钱收好，“回来再说。”
飞机落地时，沈溪画睡得不是很安稳。她靠着我，醒过几次，每次都先问到了没有。等真正看见窗外的地面，她反而安静下来，额头贴着舷窗，很久没有动。
冰岛的夏天比我想象中冷。我们带的衣服不算厚，下飞机后又去买了两副手套。沈溪画挑了一双深蓝色的，说我戴上像要去搬行李，自己笑得直不起腰。
我没有跟她计较。她那天笑了很多次，已经值回手套的钱。
我们照行程慢慢走。她状态好时，便下车去附近散步；不舒服的时候，就留在旅馆睡觉。我不再因为她少看了一个景点而着急。因为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旅行。
有一天下午，我们哪儿也没去。旅馆窗外能看到海，她睡了一觉，醒来时天还亮着。我给她倒了温水，她捧着杯子，忽然说：“这里跟杂志上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照片里的海看着很静，真的海一直在动。”
“照片又不会动。”
“所以我才要来。”
她说得理所当然。我替她拉好被角，没有反驳。
去看海鸟那天，风很大。
我们裹紧外套，沿着铺好的路走了很短一段。沈溪画走几步便要停，我陪她站着。远处有鸟从海面上升起来，越过我们头顶，又落回另一边的礁岸。它们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有几只刚飞起来便退了回去。
沈溪画仰头看了很久。
“你看那只。”她指给我看，“它飞走了。”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只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白点：“哪只？”
“最圆的那只。”
“这么远你也看得出来？”
“我画的，当然看得出来。”
我知道她在胡说，没有拆穿。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又飞回来了。”
那只鸟确实落回附近，也许不是同一只。沈溪画却很高兴，守信用的人赴约了。
“江湿砚，”她说，“飞得远和回来，原来不冲突。”
“你以前总说，去了远的地方就留不住。”
“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心里说过。”
我无法否认。
她把手伸过来，我隔着蓝色手套握住。风从我们之间穿过去，吹得衣服一直响。她看着那些鸟，忽然问我：“你带戒指了吗？”
我愣了一下：“什么戒指？”
“我放在你外套左边口袋里的。”
我摸出两个很小的盒子。里面是一对素圈，没有花纹，也没有钻石。我看向她：“你什么时候买的？”
“出发前。没用看鸟基金，用的我自己的钱。”
“你还背着我存钱？”
“偶尔接了点私活。”她说完，见我一直盯着她，又补充，“不是很累的活。”
我把一枚戒指拿出来，替她戴上。尺寸正好。她把手举起来看了一会儿，说：“那我们算不算在这里结过婚了？”
“没有仪式。”
“现在有戒指。”
“也没有证人。”
她指了指周围的鸟：“这么多，还不够？”
我没忍住笑：“它们一会儿就飞了。”
“飞走也算来过。”
我给她戴好戒指，又让她替我戴上另一只。她没有说那些很长的话，只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江湿砚。”
“嗯？”
“我很幸运。”
“我也是。”
“高中认识你，大学又遇到你，现在还来了这里。”她一样一样数完，自己先笑了，“这样想想，我得到的东西挺多的。”
我没有让她别说了，也没有告诉她以后还会有更多。
我只是握紧她的手，陪她站在风里。
鸟群再次从礁岸上飞起来时，她靠住了我的肩。我们没有追着它们看，也没有再继续往前走。海水一直在动，戒指贴着我的手指，起初很凉，后来慢慢有了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