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后妈
太爷爷续弦的时候，爷爷大概六七岁。说“续弦”是文雅的说法，村里人不讲这些，只说“又娶了一个”。太爷爷一个人拉扯七个孩子实在拉扯不动了，家里需要一个女人来做饭洗衣缝缝补补。他托了媒人去找，条件只有一个——能干活，不嫌弃孩子多。最后找到了邻村一个寡妇，姓刘，守寡两年多，带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她提的条件是嫁过来可以，但要当这个家——钱她管，粮她管，孩子也得听她的。太爷爷答应了。
她进门那天穿了件浆洗得干干净净的靛蓝色对襟褂子，头发梳得光光的，在脑后挽一个髻。手里牵着一个怯生生的小男孩，穿着新做的棉鞋。爷爷对后妈的第一印象其实不坏——她看起来比村里的其他女人利索，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楚。进门第一天，她就下厨房做了一大锅面条，白面面条，上面还卧了几个荷包蛋。爷爷和几个兄弟围着桌子狼吞虎咽，好久没吃过白面面条了。后妈站在灶台边上看着他们吃，自己没动筷子，脸上带着一种说不上是什么意味的笑容。
那大概是她在这个家里最后的善意。
后来日子就开始变了。这种变化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而是像季节更替一样，一点一点地，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先是家里的粮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锁起来了——堂屋西边那个半人高的黑木柜子，以前是敞着的，后妈来了以后多了一把铁锁，钥匙拴在她裤腰带上，走一步响三响。到了吃饭的时候，她亲自开柜子舀面，舀多少是定量的，多一勺都不行。熬出来的粥越来越稀，窝头越来越小，以前一个窝头能握满一只手，后来缩成了拳头大小，再后来只有鸡蛋那么大了。
然后是她带来的那个孩子开始穿新衣服了。不是多好的布料，但至少是整块的、没有补丁的、合身的。冬天的时候他穿上了一件新棉袄，蓝色的，厚墩墩的，针脚密密实实。而爷爷他们几个兄弟的衣服还是老样子，大的穿完二的穿，二的穿完三的穿，破洞越来越多，补丁越来越厚。爷爷脚上的棉鞋破了一个大洞，脚趾头全露在外面，冻得又红又肿。他不敢跟后妈说——说了也没用，后妈只会骂他费鞋——自己找了块破布裹了裹，硬扛着。
吃饭的时候，后妈会偷偷给她自己的孩子塞好吃的。有时候是一个煮鸡蛋，有时候是半张烙饼。她以为自己做得隐蔽，但孩子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见了，谁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把自己碗里那点稀粥喝完。爷爷后来说，那时候最难受的不是饿，是那种被区别对待的感觉。你明明知道她藏了好吃的，你明明看见她塞给了她自己的孩子，但你不能说，说了也没用。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爷爷脚上的冻疮烂得走不了路了，被二哥发现了。二哥让他坐在炕沿上，把他的脚放在热水里泡，用热毛巾敷，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罐冻疮膏。那双旧棉鞋二哥拿去补了，自己不会做针线活，就去找邻居家的婶子帮忙，给人劈了一下午柴当作报酬。
“以后鞋破了跟我说，”二哥把补好的鞋塞到他手里，在他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下，“别自己扛着。”
那双鞋爷爷穿了好几个冬天。很多年以后，他在甘肃金昌的家里，有一年冬天我爸爸给他买了双新棉鞋，他拿在手里翻了翻，忽然说了一句：“你二伯小时候也给我补过鞋。”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爸爸说，他看见爷爷把那双新棉鞋放下的时候，手在鞋面上轻轻摸了一下，那个动作很轻很慢，不像是在摸一双新鞋，像是在摸一段很旧很旧的时光。
所以后来二哥说要去甘肃、去支援大西北的时候，爷爷二话没说就决定跟着走。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从来没出过远门，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连火车都没坐过。但他不怕。只要有二哥在，去哪里都行。甘肃也好，天边也好，只要离开那个家，离开后妈那张越来越冷的脸和那把永远挂在腰间的钥匙，去哪里都行。
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爷爷背着一个破旧的铺盖卷，站在村口等二哥。晨雾很大，白茫茫的一片，把整个村子都裹在里面。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低矮的土房，歪斜的院墙，院子里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桠在雾里若隐若现。后妈没有出来送他，只有大哥站在门口，沉默地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在雾里一闪一闪的。
他和二哥在村口会合，两个人，两个铺盖卷，一兜窝头，两瓶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火车哐当哐当地往西开着，窗外的景色从平原变成了丘陵，从丘陵变成了黄土高坡，绿色越来越少，黄色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爷爷趴在车窗上，鼻子顶着玻璃，眼睛瞪得溜圆——那么大的地方，大到看不到边，大到让人心里发慌。
“二哥，”他回头说，“这地方能住人？”
二哥正在翻铺盖卷里剩下的窝头，头也没抬，说：“能。有人住，咱们就能住。”
火车哐当哐当地继续向西开着，把河北的槐花、后妈的钥匙、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和所有那些饥饿寒冷的记忆，一点一点地甩在了身后。爷爷不知道前路有什么在等着他，他只知道，他终于离开了。身边有二哥，兜里有几个窝头，心里有一团说不清的火。那团火，后来烧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