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之后的那些动摇，苏砚没有让它持续太久。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靠揣测、靠那点暧昧不明的心绪，是查不出真相的。她需要的是证据。于是那几日，她暂时放下了西厢里那些纷乱的念头，把全部精力，投进了搜证里。
第一个目标，是周维民。
母亲笔记里那个“亦察觉不妥”的监理。一个当年和母亲一样，看出工程问题的关键证人。
苏砚动用了她这些年攒下的、所有能用的关系，托人去查这个人的下落。她查得很谨慎——她不能让陆家，尤其是陆正业，察觉到她在查什么。
可结果，让她心里一沉。
周维民，查无下落。
那人在火灾之后没几年，就从屿城搬走了，此后行踪成谜。有人说他去了南方投奔亲戚，有人说他中了风、瘫在某个养老院里，还有人说，他早就不在人世了。说法五花八门，却没有一条能确切地指向他如今在哪里。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苏砚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她没有放弃，转而去找当年参与过那个工程的其他人——施工队的工人，监理处的同事，甚至是当年在听潮馆附近住过、可能见过什么的街坊。
可她很快发现，这条路，也是堵死的。
那些当年的工人，要么联系不上，要么一听她打听“十年前听潮馆那场火”就立刻警觉起来，支支吾吾，避而不谈。
有一个她好不容易找到的老工人姓刘，当年在听潮馆的工地上做过小工。苏砚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城郊一个老旧的小区里，找到了他。
起初那姓刘的还肯说几句。他说那场火，烧得邪门，说着说着，眼里就露出一点惧色。他说工地上的事，他一个小工，本不该多嘴，可那场火之后，他做了好几年的噩梦……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就被人打断了。
是他的老伴，从屋里出来，警惕地打量着苏砚，硬生生把话头岔开，又不软不硬地，把她请出了门。
苏砚没有强求。她留下了联系方式，想着过两天再来。
可第二天她再去，那扇门，却锁上了。邻居说，老两口连夜搬走了，去投奔外地的儿子，走得急，东西都没怎么收拾。
苏砚站在那扇紧锁的门前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
这不是巧合。
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她前头，一个一个地，把这些可能开口的人，都堵上了嘴，或是挪走了。
最后她去了档案馆。
按理说，一场烧死了人、定了案的火灾，相关的卷宗、勘验记录、消防报告，档案馆里总该有备份。这是官方的存档，不是陆家说抹就能抹掉的。
可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查了半天，最后摊了摊手。
“奇怪了。”那人对着电脑，皱着眉“您说的这个案子，编号是有的，可对应的卷宗……不在了。登记上写着‘调阅未还’，可调阅人那一栏，是空的。”
调阅未还，调阅人空白。
苏砚站在档案馆里，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了上来。
她终于明白了。
不是这些人凑巧消失。不是这些卷宗凑巧遗失。
是有人，在十年前那场火之后，用了很长的时间，动了很大的力气，把所有可能指向“真相”的东西——人证物证档案——系统性地，一件一件，抹除干净了。
抹得天衣无缝。
能做到这一步的，需要的不只是钱。是盘踞屿城多年的、深不见底的权势和人脉。
是陆家。
苏砚靠在档案馆冰冷的墙上，闭了闭眼。
她原以为，凭着母亲的笔记，凭着她这些年的本事翻案虽难，却有路可走。
可此刻她才看清，她面对的，是一堵被人精心砌了十年的墙。墙的那一头，藏着真相；墙的这一头，是被抹得干干净净的、看不到任何缝隙的，铜墙铁壁。
她要做的，不是顺着线索往前走。
是要在这堵密不透风的墙上亲手，凿开一道缝。
这比她想象的，要难得多。
可苏砚睁开眼时，那双眼睛里，没有半分退缩。
只有一种被逼到绝境后、反而沉淀下来的、冰冷的坚定。
墙砌得越严，越说明，墙后面藏着的东西，越见不得光。
而越是见不得光的东西她，就越要把它挖出来。
她想起姑姑的话——母亲是被冤枉的。她想起母亲笔记里那一行行不安的警告。她想起那卷被守了十年的画。
线是断了。可只要真相还在，断了的线，总能重新接上。
就像她修那些断了经纬的古画一样。
一根一根，慢慢接。
总有接通的那一天。